二

好些天以来，我一直把这些译作的稿本带在身边，在火车上读，在公共马车上读，或者在饭店里读。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合上稿本，免得让陌生人看见，我受了多么大的触动。这些诗行——我那些印度朋友告诉我，这些译作的原本充满了精微的节奏感，无法转译的玄妙色调，还有新颖的韵律——意蕴悠长，向我揭示了一个我毕生梦想的世界。它们是一种至高文化的结晶，同时又像是寻常土壤的物产，一如庭园与沼地里的青草。

诗歌与宗教一体的传统已经绵延了许多个世纪。这种传统从或文雅或朴率的隐喻和情感当中汲取养分，又将渊深高贵的思想反哺普罗大众。如果孟加拉文明能够完整地延续下去，如果那种共有的心性——可想而知，它流动在所有人的心里——不重蹈我们这里的覆辙，不分裂成十几种彼此全不相知的心性，几个世代之后，某种与这些诗行的究极奥义相当的事物就会泽被天下，甚至惠及路边的乞儿。英格兰还只有一种心性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2] 。他写作是为了供人们阅读，或者说供人们用于说教——因为我们的时代来得很快——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在一时之间得到了吟游诗人的传唱。

跟那些吟游诗人一样，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会为自己的作品谱写乐曲，而你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他的作品实在是无比丰富、无比率真、无比奔放、无比新奇，因为他做的是一件从不显得古怪牵强、从不显得有悖情理的工作。他这些诗行不会变成印制精美的小册子，躺到那些贵妇的几案上，而那些贵妇用慵懒的双手翻动书页，只是为了哀叹一种毫无意义的人生，因为她们对人生的理解仅限于此；也不会出现在那些大学生的手边，在人生劳作开始之时遭到主人的冷落。世代迁延，旅人会在大路上哼唱这些诗行，船工也会在河里哼唱。等候爱侣的恋人会轻声吟诵这些诗行，还会发现诗行里的神之爱好比一道神奇的沟渠，他们那些比较苦涩的激情可以沐浴其中，借此找回自己的青春。时时刻刻，这位诗人的心灵都会流向这些人，没有轻慢，没有骄矜，因为它知道，这些人是自己的知音；除此而外，它已经借由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充实了自身。

旅人用赭色的衣衫遮掩尘土的印迹，姑娘在床上找寻从高贵情人的花冠掉落的花瓣，奴仆或新娘在空房里等待主人归家，所有这些形象，全都象征着那颗向慕神的心。花朵与河流，螺号的欢声，印度七月的大雨，或者是炙人的炎热，便是那颗心在相聚或别离之时的意绪。而那个坐在河船上弹拨鲁特琴 的人，模样好似满载神秘意义的中国画人物，象征的正是神本身。这类意象似乎囊括了整整一个民族，整整一个文明，囊括了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无限陌生的事物。然而，我们之所以深受感动，并不是因为它陌生新奇，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形影，感觉就像走进了罗塞蒂的柳林 ^[3] ，又像在梦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听见自己梦里的声音，这样的感觉兴许还是第一次。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位欧洲圣徒的著作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关注，无论我们多么熟悉他们使用的隐喻，多么熟悉他们思想的总体结构。我们都知道自己终须弃绝尘世，惯于在疲惫厌倦抑或醍醐灌顶的时刻考虑主动的弃绝；然而，我们读过那么多的诗歌，看过那么多的绘画，听过那么多的音乐，在这些作品当中，肉体的呼喊似乎与灵魂的呼喊一体无二，既是如此，我们怎可以冷酷粗暴的方式弃绝尘世？圣伯纳德捂住自己的眼睛，免得它沉迷于瑞士的美丽湖光，我们与他有什么共通之处，又与《启示录》当中那些狂暴的描写 有什么共通之处？可以的话，我们不妨找出一些礼数周全的道别言辞，正如这部诗集所载：

我的告假已蒙允准。祝我一路平安吧，弟兄们！我向各位躬身作别，就此登程。

喏，我交还我房门的钥匙，我放弃自家房舍，所有的权利。我仅仅祈请，你们最后的好言好语。

我与各位长久为邻，可惜我领受的恩惠，超出我施与的能力。天已破晓，照亮我暗隅的灯盏已燃尽，召命已到，我准备即刻动身。

此外，正是我们自己的心绪——当它离肯皮斯和十字约翰 最远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热爱此生，所以我深知，我也会热爱死亡。” 不过，借由这部诗集得到透彻诠释的内心隐秘，并不只是我们关于死生长别的思考。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神，更谈不上信仰祂；然而，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在我们探索林间小径的旅途之中，在我们欣赏山间僻境的喜悦之中，在我们为意中女子徒然发出的神秘宣言之中，恰恰蕴含着这样的情感，正是它催生了这样一份缥缈诡谲的甜蜜：“我的君王啊，你不期而至，像凡俗众人一般进入我心，又在我不知不觉之中，为我生命里的无数瞬息，盖上永恒的印记。” 这不再是借由囚牢和鞭笞维持的圣洁，实在说来，它仅仅是一种超拔，诗人由此成为了情感更加炽烈的画师，给尘土与阳光着上缤纷的色彩。我们可以从圣方济各和威廉·布莱克 那里觅得与此相似的声音，尽管在我们的狂乱历史之中，他们两位显得如此另类。 YKm1k1EwMMeC2uaMiXjO8k/5Th7vmMxy0sjroOD4qXrcit9a8mjq0c8J8hwMsd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