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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整个事件的发起者郭雷枢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要求东印度公司出资送何鲁去英国？
郭雷枢，英国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人，1797年6月11日出生于基尔斯比（Kilsby）的一个“古老庄园”，传说该处曾是英国查理二世（Charles II of England, 1630—1685）的避难所。 [10] 在清末民初的中文文献中，郭雷枢曾有许多译名——加律治、哥利奇、哥烈支、哥烈奇，传教士则称其为高呢士 [11] 或哥利支 [12] 。1930年代前，使用最多的是哥利支。 [13] 1936年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中译为郭雷枢，1937年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沿用此称呼，之后为学界采纳，沿用至今。 [14]
1812年，郭雷枢离开家乡，北上来到莱斯特城（Leicester），在有60张病床的莱斯特医院（Leicester Infirmary）当医学徒。1817年，郭雷枢南下来到伦敦，20岁那年进入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阿什利·库珀教授主持的解剖学班学习。 [15]
郭雷枢在医院的身份是库珀的学徒。19世纪早期，英国的药学和外科学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由导师雇佣的从事解剖学和外科临床实践的学徒制基础上，学徒通过考试以获取行医资格。 [16] 在校期间，郭雷枢被公认为库珀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17] 1819年元旦，郭雷枢通过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考试。 [18] 同年，库珀建议郭雷枢去东印度公司工作，郭雷枢进入总部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此后担任船医7年。1826年，郭雷枢随船来华，当他抵达广州时，正值广州商馆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 1770—1829）返英，广州商馆考虑从船医中寻觅人员递补。商馆的书记罗便臣（Sir George Best Robinson, 1797—1855）是郭雷枢的老朋友 [19] ，他主动邀请郭雷枢代理商馆助理医生，等待董事会同意后正式任职。
因此偶然的机缘，郭雷枢便在广州和澳门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12年的医学生涯。1832年，广州商馆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1780—1874）回国，郭雷枢升职为商馆医生。1833年，郭雷枢在澳门与美国女孩卡罗琳（Caroline Matilda）结婚，卡罗琳娘家姓西拉伯（Shillaber），她哥哥约翰·西拉伯（John Shillaber）是美国第一任驻巴达维亚的爪哇领事。1834年，郭雷枢担任英国首位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 1786—1834）的医生。 [20] 1835年，郭雷枢的老朋友罗便臣出任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督。
图2 约翰·汉克特绘，莱斯特医院和热病屋（1825年）
莱斯特医院是郭雷枢医学生涯的起点。
莱斯特市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城市，莱斯特医院为皇家医院，创建于1771年。病人入院时必须缴纳押金：如果病人回家，押金将被退还；如果病人死亡，押金将被用于埋葬病人。图中右边的热病屋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与主医院分开，后来随着医务室规模的扩大而被拆除。
1812年，年仅15岁的郭雷枢从家乡来到这所大城市医院当学徒。五年后，他离开莱斯特南下到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继续当学徒。
Leicester Infirmary & Fever House from the North-east by John Hackett, 1825.
图3 钱纳利绘，郭雷枢与夫人卡罗琳结婚像
1832年6月15日，郭雷枢来到澳门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美国商人罗亨利（William Low, 1795—1834）的家中，给他的侄女罗哈蕊（Harriet Low, 1809—1877）的闺蜜卡罗琳看病。
卡罗琳与罗哈蕊是校友，是当时生活在澳门的仅有的两位美国妙龄少女。郭雷枢与罗哈蕊相识已久，罗哈蕊在日记中记载：“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可惜他还是一个单身汉。”
1833年3月18日，郭雷枢与卡罗琳在澳门成婚，罗哈蕊担任伴娘。罗哈蕊的日记记载：当日，广东省省长（Governer）也前来致贺了。
婚后，郭雷枢与卡罗琳前往钱纳利画室绘制结婚像。这幅画呈现了这对新人的美好生活，琴瑟和鸣，岁月静好。
Katharine Hillard edited, My mother’s journal, a young lady’s diary of five years spent in Manila, Macao, a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from 1829 — 1834 (Boston: George H. Ellis, 1900).
广州商馆医生的工作是负责在华20余名商馆人员，以及往来商船停泊在广州期间船员的健康，医生的工作量并不大，时间非常充裕。事实上，商馆医生只能对付普通疾病，当时商船海员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败血症，商馆医生对此并无良策。1768年公司商船“格兰比”号在驶达巴达维亚之前，船上有26名船员病故，主要原因是长途航海导致食物不新鲜，大部分船员罹患败血症。 [21] 1770年从伦敦直驶而来的“加尔各答”号，因船上食物腐烂，很多船员染上败血症。 [22] 1774年“斯托蒙特”号上“有30人染上败血症及其他重病”，连船医和助理医生都生病了。 [23] 郭雷枢的前任李文斯顿医生就是死于由英国返回中国的途中。 [24]
因此，商馆医生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商馆人员的身体健康问题，并对商馆环境卫生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商馆周围的环境不干净，已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一个垃圾堆。
这个垃圾堆成为这个城市众多麻风病人和最可怜的乞丐等的收容所。……这里堆存的这些可憎的东西，医务人员认为足以引发瘟疫。 [25]
商馆人员听从医生的建议，填平了洼地，搬离了垃圾堆。同时，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提出：“应将商馆前面空地上最近建立起来的税馆清除。该税馆的官吏从前是住在一艘艇上的。污物堆积不断增加，为了公众的健康、空气和运动等，皆有将其清除的绝对必要。” [26] 之后，英方要求清政府改善商业贸易环境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保障商馆的环境卫生和行商的身体健康。
早期，商馆允许医生从事私人商业贸易以作经济补贴。 [27] 19世纪起，东印度公司规定商馆医生不得从事商业活动。1827年，助理医生郭雷枢的薪资是1000英镑和1000银元的澳门生活津贴 [28] ，没有额外的收入。苏精认为这对医生“个人的金钱财富当然极为不利”。商馆医生对此有所抱怨，郭雷枢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医们便将时间和精力转移至其他方面 [29] ，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关心本地华人的健康。
1827年起，郭雷枢利用业余时间在澳门和广州为华人免费施诊。他在“目睹广州澳门间之无数瞽者踯躅街头，杖策而行，不禁尽焉忧之，誓以精力财力为瞽者谋救”之后决定挂牌开业行医 [30] ，他的设想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