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自我安顿

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和安顿自己这方面，可能会表现得非常感性或是受到一种下意识的推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性表面上的“无理”行为，往往蕴含着一种突破性。以19世纪法国作家乔治·桑为例，她的生活方式——抽烟、骑马、穿着男性服装——在当时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充满挑战性。当人陷入这种“无理”状态中时，会有一种在天上飞扬的感觉。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体现，还可以在哲学、政治学等多个层面得到解释。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比如弗洛伊德的理论，主要围绕男性心理来构建，如恋母情结和阉割威胁等概念，而对于女性心理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弗洛伊德在巴黎进修时，注意到女性的心理压力要比男性来得沉重，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也异常多。这些女性患者面临的问题主要与情感有关，她们跟弗洛伊德说自己有秘密情人，有的甚至不止一个，这就造成自身的原罪感。弗洛伊德在催眠治疗中发现，女性患者所谓的情人或者是指耶稣，或是弗洛伊德本人，这使他意识到她们的情人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她们潜意识里有对情人的渴望。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压制，使得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与现实之间产生强烈的冲突，从而导致了其内心的挫伤和病态。

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豪华的疗养胜地。一对富商夫妻每年都会来到这里，但丈夫总是忙于商务，没有闲暇陪妻子休闲游玩。有一次，妻子在这里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声称去年与她有过约定，两人计划今年私奔。起初，妻子对这种荒谬的说法不予理会，但年轻人不断地向这位妻子提起去年的事情，他的叙述充满了细节，让妻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最后，妻子逐渐被说服，开始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并最终决定与他私奔。当妻子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准备离开时，她故意磕得砰砰作响，企图引起丈夫的注意。但丈夫埋头工作，对此漠不关心，这让她感到绝望，也让她走得义无反顾。虽然她意识到那个年轻人可能是个骗子，但她潜意识里还是想逃离现在的生活，获得新生。这对她来说就像造梦。她的逃离也让虚幻的变成了现实的，原来现实的变成了虚幻的。

弗洛伊德在巴黎看《俄狄浦斯王》时，对这部戏剧有了新的理解。戏剧中俄狄浦斯王询问巫师，为何国家会遭受瘟疫，巫师知道真相但不敢说。在俄狄浦斯王的坚持下，巫师最终透露了真相：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在巫师即将揭露真相之时，王后试图阻止他，但俄狄浦斯王坚持要知道真相。当俄狄浦斯王知道这骇人的事情时，王后已经选择自尽了。

弗洛伊德注意到一点：为什么王后阻止巫师，为什么她没等巫师说完就离开并选择自尽？这说明王后早先就一清二楚。但是她为什么愿意跟自己的儿子结婚呢？这引发了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进一步思考，尤其是恋子情结在女性心理中的表现。如果儿子是母亲唯一的精神寄托，在某种程度上她会把儿子幻化成自己的丈夫。在现有的社会规范和体系中，女性被赋予了特定的角色——家庭内部的母亲角色、妻子角色等，这些被锁定的角色，缺乏对话性和生长性，与她们真实的自我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女性精神在发展；另一方面，她们在压抑的现实中不停地过渡。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的自我安顿有过一段描述，她说女性在生命中就是跟男性这一强大的性别进行一场交换。一种选择是女性跟随男性以换取安全和稳定的生活；另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依赖，独自承担生活的风险和艰辛。第二种选择对女性来说很艰难，因为传统社会往往期望女性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女性在生活的冲突里就感觉到一种特别大的焦虑感，陷入一种特别大的困境中。 qLPazX74uHX9gJIU1WBKT6QbdN44Q1n6qwLffSZ5d8fOM9Gur3VYVCGcuxhXK4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