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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下肯定是受限的。比如美国工业化初期的公共文化消费，女性是很难参与进去的。美国早期的电影院，虽然票价只有五分钱，但影院里基本都是抽烟、喝酒的男人，还有妓院代理处，招呼一声就有人提供服务。这样的地方，显然对女性特别不友好。
英国女权主义者曾强烈抗议性别歧视，她们认为战斗部队不让女人加入，就是歧视。政府干脆特批这些叫得很凶的女权主义者去一线部队体验生活，半年后这些人主动回来了，她们觉得部队的文化就是粗暴、残酷的“杀人文化”，而这种文化价值跟温暖的女性文化格格不入，所以这些女权主义者每天都很痛苦、煎熬，仅半年便主动退出。
文明归根结底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它是从野蛮时代往前发展的，但现在我们的文明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病态现象。初级阶段中的文明会暗含很多暴力，丛林法则和现代文化都混合其中。
所以女性会遇到一些把女性变成欲望对象或者交易物品的人。有的男性在评估自己的价值时，甚至以自己能吸引多少女性的目光为参照标准。
女性要敏锐地观察时代的变化，哪些是需要沉浸式体验的生产，哪些属于饱含情感色彩、艺术心情的生产。比如湖北有个地方生产的绣花鞋，女性设计的传统图案特别好看，这就是一种美，除了艺术审美，还有经济价值。这是女性在文明新形态变化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就属于创造性的生产。
我曾在上海新江湾城街道的十几个社区做调研，认识了一位福建女性。她刚来到这个高端社区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后来大家发现她会穿珠，而且穿珠的设计特别有创意，于是大家都来跟她学穿珠。她一下子从边缘人物变成了社区里穿珠艺术的灵魂人物。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携带自己的文化因子和创意，这些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得到了释放。文明在向前发展时，已经不是模式化的、粗糙的、量化的生产方式，女性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有自己非常好的表达。这种表达可能不是结果导向性的，而是一种过程哲学。
女性主义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过程主义、过程哲学，不重视舒适度，而重视过程。我们之所以总是强调奋斗，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还不理想，一下子走入天堂是不可能的，人类永远在往前走。
我特别赞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论当前困难与否，只要参与推动社会、文化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人的参与就是有价值的，与400年前的人参与文明发展过程有同样的价值。
所以此时我们要衡量一下自己的价值，自己做了什么能够使生活更丰富、使人类更向善的事情，这才是一种特别好的、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
女性在职业领域展现的细腻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解决问题很有裨益。在新江湾城街道的十几个社区里，女性担任社区负责人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一位女性曾是设计院的设计师，有文化、有专业性。她在担任社区负责人期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上海地铁10号线的延伸段计划通过她所在社区的区域。这一消息引起了社区居民的担忧，他们担心地铁的震动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房子的价值，影响他们未来的房产交易。
这位社区负责人并没有采取强硬的维稳措施。因为复旦大学的理科和工科学院都搬到了这附近，学校里有很多高端实验室，是很怕震动的。她来到复旦大学了解为什么学校不担心这个问题。学校告诉她，地铁线路在经过该区域时已经进行了严格的防噪、降噪和防震处理，确保连敏感的实验室设备都不会受到影响。
后来这位社区负责人就把数据做成了很多展板进行展示，向社区居民呈现这条地铁线路是如何在科学上做好防震、降噪的。如此，居民们消除了疑虑，社区恢复了和谐。这位女性没有靠蛮力去工作，而是靠她的细心和专业解决了问题。在跟她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很受启发。
女性身上蕴藏着伟大的能量，有女性细腻的特质，也有宽广的容纳之心。从某种程度而言，因为社会的偏见或者自我偏见，她们把面对生机勃勃的世界的权利让渡给了男性。但性别不是边界线，偏见才是。现代女性，要有基本的配得感（entitlement）和活出丰盛（eudaimonia）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要懂得衡量自己的价值点在哪里，自己定义自己，而不是简单地用别人的意志、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要时刻问一问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自己要持续一生的事情，是不是内心不能放弃的事情。如果对这个世界有一份热爱，便有一份珍惜。
美国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有这样的台词：
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
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
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
有些人是艺术家；
有些人游泳；
有些人懂得纽扣；
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
而有些人是母亲；
也有些人能够跳舞。
那么，你是谁？你的天赋所在？你之所在？你何以不同？
女性很执着。通常情况下，让一位女性改变主意比让一位男性改变主意要难得多。在跟男性讲逻辑结构时，一旦他们被说服，便很容易接受并调整自己的立场。然而，女性一旦决定了某件事，她们的想法似乎就凝固了，不易改变。
即使在情绪激动时，男性的大脑中仍保留了约20%的理性，经人开导，这个理性占比就会变大。女性有时是100%沉浸在激动情绪中，想要推动她改变，往往很难找到突破口。
我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对男生和女生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男生，我往往直接指出哪些地方有问题，男生会比较容易想通并接受；面对女生，我会委婉一些，一般我会说，人那么聪明、那么优秀、那么漂亮，怎么写出来的东西还差一点儿完美呢。因为在批评中先肯定了她们的完美，再指出这些问题时她们便会更容易接受。
历史上女性作为被挑选的性别，作为“第二性”，对赞美的需求特别大。但我认为无论男女都是需要自我批判精神的，要有反思问题、自我提升和修正的能力。只有在自我批判中，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获得发展。诚实地面对自我，平衡自我肯定和自我批判这两种东西，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很多女思想家、女作家都有自我批判能力，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伍尔夫在谈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区别时讲到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男性小说的优势在于空间感，如《战争与和平》能写出广阔的社会空间、历史的变迁等，这是女性写作的不足。但女性擅长对时间感的把握，特别是对心理时间的描绘，这是男性难以比拟的。我们需要看清楚双方差异里需要各自开拓的地方。
女性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更甚，但在现代社会，女性要特别培养一种自我批判意识，敢于自我否定，对批评持开放态度。世界上夸奖人的话90%都是不真实的，一部分是鼓励，一部分是示好；而批评的话，90%都是真的。我们要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将批评当作成长的动力。
在传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归属于男性，是男性权力的延伸。所以男性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了一种固化思维，他们不找精神伴侣，也不重视女性的精神价值，对于他们来说，“贤妻良母”才是生活所需。这就造成男性在选择女性时，两性间没有精神的对应，没有唯一性。
美国女作家斯泰纳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让女性只剩下“半条命”，新时代的女性绝不会愿意“在牢笼中寻欢作乐”。这并不是女性的“恐婚”，而是一种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患。当社会将女性的生命仅仅定义为婚姻与生育，女性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将一笔勾销，正如波伏娃所描绘的，女性被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为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很多女性一辈子就处于迷乱中。即便她们结了婚，内心也还是一个人，是“结了婚的单身”。
一直以来，女性都很坚韧、勤劳，吃苦能力强，社会能力也强。以前她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嫁了也就嫁了，一辈子也没曾想过或者有实际行动去尝试改变，重新开始。
而今天的女性，对“苦”的感受较以前敏感了，这是女性文化发展的一大进步。日本出现了“银发离婚”热潮，这两年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而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性。她们逃离婚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谈一次恋爱就契合，一次就步入理想的婚姻，这样的概率实在太低了。离婚自由为现代人打开了一个改变生活的通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选择离婚”，这是现代人真正拥有权利、自由的体现。目前的社会发展，对于婚姻，女性可以选择“下站”这一选项了。
如果我们把对世界的感情只定义在一个人身上，一旦跟这个人情感断裂，就会陷入巨大的孤独中。对男性来说，孤独造成的压力没有对女性造成的那么大。因为男性很大一部分的生命构建是在社会空间中完成的，他们更关心自己的事业发展、社会价值，等等。对男性来说，虽然也存在孤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替代性满足很多。比如他们通过权力获得满足，通过社会地位获得满足，通过方方面面获得满足，最后获得对自己的肯定，总的来说，男性的落脚点不是在爱情上面。
对女性来说，她们是拿整个生命投入到爱情里、投入到家庭关系里。美国社会学家曾说，在两性的情感交往和生命价值的交换中，如果男性是一美元的投入，女性就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投入。所以女性在进入爱情和婚姻的时候，会特别谨慎，要反复考虑。现在独身女性越来越多，离婚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如何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优雅、过得幸福，变成全世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对于女性来说，当你跳脱出个人情感的小视野，转向世界的大视野，把对个人的爱延伸到对世界的爱时，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不是抽象的，你就可能从中找到支撑和动力。在现代社会，个人的专业性特别重要。事业不在于大小，不在于赚钱多少，而应是一个人真心热爱的事情。因为它构造出一个生命来，构造出一种完整性的生活。
现在很多女性甚至直接选择独身，如果找错了人反而更麻烦，勉强在一起代价太大，还不如自己背着包去看世界，热爱自己的热爱，与世界对话。时代越发展，女性与社会的接触面也越广，她们的独立意识就越强，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因此，不必要焦虑自己到底是属于结婚的那一半，还是属于不结婚的那一半。无论自己分属哪一半的阵营，都坦然地面对，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我觉得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