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城为何未“挪窝”

有着 2600 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徐州城，自建城以来，尽管饱受战乱、洪水、地震之害，甚至被洪峰挟带的泥沙淤埋，沦为荒漠。但，洪水退去，人们依旧在原址兴建新城，以致造成城叠城的世界奇观。

徐州城为什么始终未“挪窝”？被掩埋的古城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围绕古城兴废发生过哪些悲欢故事？一连串疑问令后人思索。

举世罕见城叠城

兵荒马乱的 1939 年前后，家住徐州彭城路南端奎河北岸的两家商铺开挖防空洞，竟不约而同挖出了一对城门——老城古南门瓮城的一对耳门。这里原来是清代城墙奎光门故址。城门下居然还有城门，徐州人第一次发现了脚下城叠城的秘密。

此后，这样的发现便延续不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市政府整治穿城而过的奎河，准备重建苏堤节制闸，结果发现闸下有闸，便利用古闸作基础，兴建了新闸。六十年代初，在统一街挖下水道时，发现地下的石板铺面的古街，与地上的街道重合。徐州医学院附院东边一口水井干涸之后，发现井底有套合的井下井石圈，是名副其实的二眼井。七十年代，市公安局在拆除老城隍庙的殿宇及基址时，发现距地表7米处，有一处庞大的黄绿色琉璃瓦脊顶，很可能是明代城隍庙遗址。闸下闸，街下街，井下井，庙下庙，让徐州人惊异不已。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徐州城建的大规模推进，此类发现更是层出不穷。1987 年 2 月，市中心的古彭地下商场施工时，发现一条残长 13米多的石铺街道，路面石磨损得十分光滑，正跟现在的太平街相合。在徐州古城图上，此处所标注的也是“太平街”，连街名都沿用至今。同年 10 月，在淮海路与彭城路交叉口施工中，又发现两口水井。一口在上层，属清代，全部用青砖砌成；另一口属明代，在下层，全部用石块垒砌，上收下放呈袋状，上头还加砌了用整块厚石板穿凿而成的方井盖和圆护栏。井台南侧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明代大院。院墙、院门、石阶、踏步依序排列，庭院深深。院门旁的雕花木栏杆和砖雕的须弥座毫发未损。庭院中一尊大型方座石刻花坛，雕琢精细，图案清晰。种种陈设如旧，仿佛主人在洪水袭来时，未及收拾便匆匆离去。

公元 2000 年以后，城下城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在古彭广场北侧，一个面积 3100 平方米的明代街区呈现眼前：官署、商铺、民宅、青石铺砌的街道、幽深的庭院、庭院中的花坛、客厅里镶嵌的红漆木地板……历历在目。我们仿佛看到街市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听到车水马龙的喧嚣。

此期，在西安南路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城墙和瓮城。城墙内外包砖，中间夯土。城门用青石砌筑，门宽 4.4 米，恰好与现代的“和平街”宽度相当，而和平街过去就叫“西门大街”，此处正是徐州古城的西门。

在彭城广场北边的金地商都工地，厚厚的黄河淤积层下，竟出现了从明清到宋元、唐、南北朝及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次分明，遗物丰富。明代的青花瓷、宋代的水井、唐代的黑釉瓷盆、南北朝时的粮仓、汉代的鹅卵石小路和冶炼作坊……尽现眼前。特别是多处汉代大型宫殿的夯土台基和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显示这里曾存在大型建筑群。

根据史籍，此处恰好位于古城中轴线北端，曾是西楚故宫和西汉楚王、东汉彭城王宫殿及其后历代地方行政官署所在地。

由此往东南数百米的大同街一工地上，则发现了明代徐州卫（相当于地方卫戍司令部）和兵器库，种类繁多的明代火炮、铜炮、子弹、箭镞、铠甲等，成了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的真实写照。

纠缠千年黄河怨

徐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教授赵明奇编著的《徐州自然灾害史》告诉我们，古人喜靠山面水而居，如此形成的城市大体总跟河流相伴。南下的泗水和西来的汴水交汇于徐州城下，给古城带来水运之利和水患之苦。北宋熙宁年间，黄河夺泗入淮，从此揭开了它跟徐州 1000 多年的不解之缘和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赵明奇先生说，据不完全统计，徐州被大水淹城的记录达 20 多次，黄患最严重的时期在明清两代。明穆宗隆庆年间，徐州连年大水，“五年（1571 年）九月水决城西门，倾入屋舍，溺死者甚多”。20 年后的万历十八年，“徐州城中大水，官廨民舍尽没。秋，复大雨，真武观井泉涌出如瀑”。黄河多次进犯徐州，将河床不断抬高，成了徐州人头顶上的“悬河”。为解黄患之忧，著名的治黄专家潘季驯提出“竣奎山支河以通之”，给黄河开掘一条泄洪的支流。这条穿城而过的奎河便一直流淌至今。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黄河的肆虐变本加厉，一场空前绝后的灭顶之灾终于在 1624 年 7 月 16 日子时（夜间 11 点至凌晨 1 点）爆发。史载：“四年六月，河决徐州奎山堤，一向东北倒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今云龙湖）”“官舍民庐尽没，人溺死无算。”暴涨的河水从奎山处决口，狂泻的怒涛自奎河水门涌进徐州城内。随着决口的溃坍，洪流冲垮了东南城墙，已成釜底的州城瞬间水深逾丈。可以想见，夜半时分，酣睡中的居民猝不及防，损失定然惨重。此后“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这是徐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黄水灌城，州城被淹没，河道被淤塞，徐州城变成了一座死城。多少繁华，多少生命，一时间都被凝固在地下。

坚定不移徐州人

面对茫茫沙滩，是迁址建新城，还是在原址重建？《明史·河渠志》记载：“徐民苦淹溺，议集资建城。”大半在民众的吁请下，当时的徐州兵备道杨廷槐提议将徐州城迁移到东南的二十里铺（今铜山新区）。此处背山面阳，地势高峻，对多年饱受洪水灾害的徐州人来说，应该是理想的安居之地。

兵备道大体相当于现在地方军区司令，担负着军防和水防双重任务。不料，新城建设才启动 6 个月，杨廷槐便被人参了一本。参他的人是兵科给事中陆文献，这是一个直属中央兵部的官，级别未必比杨廷槐高多少，但负有监管地方之责。陆文献在给朝廷的奏折上称，迁城有“六不当”，即：“运道不当，害要不当，省费不当，仓库不当，民生不当，府治不当”，涉及漕运、治安、财力、民众负担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恐怕还是钱。徐州经济实力贫弱，异地建城的资金主要靠中央财政承担，自然是不会被允准的。果然，朝廷公议陆氏的条陈，众大臣均以为有理有据，于是，徐州的迁城之举随即夭折。

这一结果反倒促使徐州军民彻底放弃了迁城的念头，咬紧牙关，就地重建家园。政府在云龙山东坡的房屋中凑合着办公。3 年后，城中积水消退，政府动员民众在原址建城。洪灾中，城中的建筑有的被冲垮倾覆，有的被浸泡腐朽，有的被沉沙掩埋，新城基本上是原址原建，城上起城，公私用地一仍其旧。前后 8 年时间，至清崇德八年（公元 1636 年），徐州城才重新崛起，以崭新的姿态矗立于黄淮平原。

徐州的老城墙直到民国初年仍保留完整。但，到了 1928 年，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刘峙驻防徐州。他认为旧城垣妨碍兵员调动，遂有拆除城墙之议。铜山县（当时下辖现在的徐州市区）县长刘炳臣和教育局长胡锡山也因地方教育经费拮据，萌生拆除、变卖城垣之念。据说，此议既出，民众便起而请愿，要求保留老城墙。无奈人微言轻，老祖宗留下的一座严整壮观的城池，最终被肢解，断断续续拆卖 3 年，徐州内城基本无存。如今，只有几处残存的遗迹，向人们诉说着徐州人被战乱和洪水雕琢出来的不屈不挠的个性。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徐州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一个真实再现徐州沧桑建城历史的“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已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市区中心的彭城广场地下，在原考古现场的基础上，以“原址原真”的方式，将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罕见的城叠城奇观呈现在观众面前，现已成为游客的网红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