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活在徐州这块地域的人，大概都不会被这样一个问题难倒：“你认识徐州吗？”

笔者生在山东泰安，但自幼跟随父母迁居江苏徐州，不知不觉在徐州已生活 70 多个春秋。如果遇到外地人问起上边的问题，我却会有几分犹疑：从何说起呢？

长期生活于此，若说不认识徐州，那自然是假话，但要说出全面而精准的答案却非易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须知，徐州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史和 2600 多年的建城史。从古至今，她一直在变化。人们对她的认识，也因时代的不同而迥异。史籍称“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又称古徐国以仁政著称，黎民“仁而好生（爱护生灵）”“天性柔顺”“秉性安徐，故曰徐”。彭城的来历则源于远古的大彭氏国，其创立者彭祖是大学问家和实干家，睿智务实，干的几乎全是紧迫的民生大事，包括教民饮食烹饪、健体强身、男女房事等，帮助百姓在食物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的困顿中生存繁衍，先民自然会感恩而膺服。然而，历经春秋战国的战乱和秦之暴政之后，民风不古了。陈胜、吴广在这一带首举义旗。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自诩，崇尚的是武力与征伐。刘邦荣归故里看到的是猎猎大风，渴望的是猛士如云。可知，那时天性柔顺的徐人已不复存在，勇武剽悍成为民风之主旋律。延续到宋代，苏轼看到的已是“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暴而已。”一方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数千年战火淬炼，饱受汴水、黄水两千余年肆虐困扰，苦难淘汰懦弱，抗争铸就坚强。如是，将徐州概括为“雄性徐州”，大体是不错的。

但，徐州自古乃九州之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兼之地处南北要冲，位居淮海中心，大运河纵贯全境，明清时即为舟楫穿梭、商贸繁荣的地区经济中心。吐纳四方人流物流，吸收南北文化精华，催生了徐州的大度、文雅、精明与灵气。而近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中外互通，天南地北的才俊大量融入，更改变着当代徐州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用有情有义、开放开明、北雄南秀之类的短语概括徐州，自然都有道理。

我想，言简意赅地给徐州戴一顶标志性的帽子固然重要，但，对渴望了解徐州的读者来说，从古至今穿越一番，深入了解她的历史演变进程，感受历代徐州人的生存状态与灵魂奥秘，似乎更直观也更有趣些。

笔者在新世纪初年，曾应《扬子晚报》之约撰写一批有关徐州历史文化的文章，刊于该报《江苏探秘》栏目，发表以后便束之高阁。直到近年遭逢新冠疫情，闭门闲居，才从故纸堆里检出来整理一番，充实一些新内容，补写一些新篇章，遂凑成一册付梓出版，供读者诸君茶余饭后翻翻，旨在引起更多的朋友对徐州历史文化的兴趣。

一书在手，便可穿越上下六千年，透视苏北大徐州，结识历代英雄豪杰，岂不快哉！

是为序。

2023年10月18日
于彭城望湖斋 1KpYpAPyLJsvWf9cp5zRn2at+Db4KL9h2QRwGfsHsYLnF5T4DRb3snbJAOE+7RVq

苏北人6000年前咋生活

想想 6000 多年前的苏北是啥模样？人们住哪儿？啥样的房子？穿什么？吃什么？在那个充满神秘的蛮荒时代，他们过得快乐吗？

大墩子神秘莫测

怀着探索未知的好奇，笔者在新世纪初的一个春天前往苏北史前文明遗址——邳州大墩子原始村落采访。出邳州城北行 40 多公里，来到该市四户镇北边的田野上。千顷麦浪在五月的西南风中摇曳，远处高大的白杨林后边，地势微微隆起。同行的友人告诉我，这里就是邳州大墩子古村落的所在地，是徐州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大墩子是一个漫坡状的土墩，比周围要高出 4 米多。其平面近乎圆形，直径 250 多米，面积在 5 万平方米左右。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老乡们便不时在墩子上发现汉代陶片、周代鬲足、战国的玉饰以至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等。大量人类活动的遗存，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形形色色的传说让大墩子变得越来越神秘莫测。消息惊动了考古界，专家们于20 世纪 60 年代先后 3 次前来探掘，湮灭数千年的大墩子文明，被撩去神秘的面纱。大量珍贵文物和重要遗迹的发现，证明这里曾经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漫长的人类进化阶段。

“安居房”挡风避雨

今人常说“安居才能乐业”，谈起飞涨的房价常常争得面红耳赤。那时的大墩子人自然无此烦恼，他们依靠勤劳智慧便可赢得一方安居之所。

专家们在大墩子遗址中发现了 5 处烧土地面，掺杂着蚌壳的泥土被烈火烧过以后变红变硬，厚达二三十厘米，且表面平整。显然，这些烧土是夯实以后又点燃草木烧的。其边缘散布着一个个圆形柱洞，深度与直径约 20 至 40 厘米，搭建房屋的木柱正好可以竖在里头。柱洞底部垫着经过加工的方形石块，填塞着烧土屑，那自然是为防止木柱下陷和腐烂而铺设。烧土层边缘上留有倒塌的残壁，同样是用植物秸秆掺杂泥土筑成，并用火烧过。至此，可以想象出先民房屋的特点：地面平整，室内干燥，周围筑有土墙，有木柱支撑，木柱下有石块作础，这跟近代苏北农村土木结构的旧式房屋何其相似乃尔。

更令人惊喜的是，墓葬中居然发现了陶房模型。它让我们在 6000多年之后，有幸直观地认识先民的房屋：有的立面呈三角形，有的立面呈长方形，有的横断面呈圆形，屋顶高耸，斜坡陡峭，便于下雨时泄水，屋前设门，屋后和两侧开窗，跟今人一样，室内的通风采光受到足够重视。面积五六平方米，大的 16 到 30 平方米，属于一居室的“小户型”，但一个小家庭居住足矣。

大墩子人不再穴居野处，不再构木为巢，他们从树上走下来平地造屋。四周有檐、门窗齐全、四角攒尖式的“安居房”，闪耀着大墩子人的智慧之光。

好酒蔚成风气

苏北人好酒，这是到此游历过的外地人的普遍印象。从地下挖掘来看，苏北人的这一爱好还真的能找到远古的渊源。曾参加过多处古遗址探掘的考古专家、已故的邳州博物馆副馆长陈永清在他撰写的《邳州史前文明》一书中提到，在大墩子及其附近的刘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陶器，其中酒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按用途划分，有用于沥酒的漏缸，有接酒、盛酒的酒盆，还有温酒、注酒的陶器。酒杯种类更是形态各异，多不胜举，厚胎高柄杯、薄如蛋壳的黑陶杯、高柄三足杯、高柄缕孔杯、觚形三足杯、平底杯等。饮酒器具数量繁多，制作精美，在墓葬中随处可见，由此可以窥见墓主们生前对酒的嗜好、当时饮酒之风的盛行以及酿酒业的发达。看来，苏北人好酒是从远古一脉传承下来的。

酒是以谷物和果类为原料的，酿酒业的发展说明那时粮食已有剩余，农业已达到可观的水平，众多储粮器具和先进农耕工具的出土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吃饱喝足的同时，大墩子人对文化、文明的追求也显得多种多样。先说穿衣。相传黄帝之妻缧祖教民养蚕织布，黄帝始制衣裳。大墩子出土的纺织工具，为这些传说作了实物印证。纺轮是现代纺织工具的鼻祖，大墩子出土的纺轮有圆形、半圆形、六角形，林林总总，大小不一。大墩子人还用上了缝制衣服的骨针、骨锥。骨针长 10 多厘米，一头为剌，一头有孔，穿针引线，运用自如。大墩子出土的彩陶上画有网和布的纹饰，专家由此推知当时已有了织布机。纺织品的问世和发展，让大墩子人告别了赤身裸体，冠冕堂皇地步入文明时代。

《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吃饱饭的大墩子人对饮食器具颇为讲究。那些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的鼎、钵、盆、碗、壶，装饰着变形的植物花纹和动物图案，线条流畅舒展，构图灵活统一，既实用，又艺术，审美情趣不比现代人差多少。难怪有学者认为，大墩子是中原衣冠文化的始祖。

墓葬一律向东

大墩子遗址有一处公共墓地，面积达 6000 平方米以上，分布密集，相互叠压。墓葬人架的头向无一例外地朝着东方。专家推测，古人从太阳自东方冉冉升起获得了启示，死者头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寄寓着对生命延续的渴求和对太阳的崇拜。

大墩子墓葬的陪葬品也彼此不同。早期墓葬随葬品很少，说明那时尚未出现私有制；后期墓葬则有了明显差异。有的大墓随葬品达 60 余件，同时出现了夫妻合葬墓，显示这时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现象。有一墓葬的墓主为30余岁的男性，身高1.85米，身材魁梧，骨骼粗大，随葬器物多达 53 件，显示了地位的不寻常。两副穿孔龟甲置于腹部左右，内盛 6 枚骨针、6 枚骨锥，还有大量穿孔石斧、石铲、骨鱼镖等生产工具。此外还有小狗陪葬。由此可知，此人地位虽高却未脱离生产劳动。从性别来看，男性的陪葬品多为生产工具，而女性的陪葬品多为生活用具，说明那时男女分工已开始明晰。

专家们在探掘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超过半数的人缺少上颌侧门齿，不是由牙病引起，而是硬生生地敲打掉的。拔牙的年龄大体在十三四岁以后。大墩子人盛行拔牙的风习引起专家注意。陈永清先生称，《山海经》《淮南子》有凿齿的记载，我国少数民族也有拔牙的习俗，古人的墓葬中更有墓主手握猪牙、獐牙避邪的葬俗。大墩子人生前拔牙，其意恐怕是以牺牲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为代价，奉献给神灵，用以换取生前的平安。这跟死后手握兽牙安葬，以求得死后安宁是一个道理。

大墩子原始村落像一幅全景式画图，向我们展现出 6000 多年前那个逝去的时代的生活场景，留给我们太多的惊讶、谜团和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