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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移民小区共有五家理发店，在两公里长的襟带相连的门店房散点排开。数火车桥下一家生意最好，因为占尽了地利，但奇贵，剪头三十元。我上过一回当，那天下午急着出远门，又正好经过。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进过他家的门，不但不进门，每次经过门前时都会给摩托车加一把油，把它甩得远远的。小区前门后梢两家店的生意都不好，但也要二十元，如果只理不洗，十五元，反倒是服务和手艺好许多。
妇女们基本不用理发，勤洗即可，佐以香水，就能往人前面晃悠，当然染发烫发另说，毕竟爱时髦又有实力的是少数。男人很少在小区理发，理一次发的费用能吃两天饭，买两包烟，或者打半个月要紧不要紧的电话。他们一个月两个月总会回到乡下去一趟，侍弄没荒尽的地，或看看亲戚，顺带也把发理了。剃一回光头，能管三个月。有时实在不得不在理发店理一次，比如儿子一家从外面回来，比如有头脸的人物要上门来，需要光净相迎，会因之心疼好长时间。
小区有两个广场，大广场相对排开两行物业和行政机构，除了办事，少有人光顾。群众文化广场小一些，但最热闹，白天人多晚上人也多，跳广场舞的和看广场舞的人头攒动，还有附近来摆摊卖菜的老头老太。广场舞是十余年来小县城一道重要事物，漫延成河，流淌得到处都是。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经过她们轰轰烈烈的阵仗，朋友化用了两句古诗：女人不知生活恨，从早到晚广场舞。她们很多人的丈夫或儿女正在他乡他国奔波飘荡。但这些人不跳广场舞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根本无事可干的县城。大约半年前，广场来了一位流动理发的妇女，一只凳子，一片披单，几只推剪，生意就开张了。因为没有条件，只理不洗，理完了头的人，回家想怎么洗都行，剪头只收五元。这种早已绝迹的有些江湖味道的理发方式正中人们下怀，因而生意不错。我每次经过她（他），都会停下来看一看。除了手艺，我想看看她（他）们身前身后的生活，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留痕。
自从春节时“阳”过后，我再也没有理过发，发长超过了任何往时。今天中午从312国道边的物流点扛了件包裹回来，走到小广场时正好需要歇一会儿，也正好理发的人在。她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我，欲言又止。那是一双经历过风霜的眼睛，眼中已经没有清澈，只有太多的杂芜。我突然说：“师傅，给我理个发。”
充足了电的推子在头顶嗡嗡有声。对吃流动饭的没有半点根基的人来说，需要超常的手艺，更需要超常的认真，任何的失误与瑕疵都会砸掉饭碗。她的手法娴熟，显然经验丰富，但又十分小心，推子走得很慢很细，无微不至。我知道，这一方面是为了出效果，另一方面是想用时长显示与所收资费匹配。碎发落在披布上，有一半是白的，黑白纠缠在一起，白色的布把白色的头发隐没。我怎么也忍不住气急，不时发出咳嗽，我知道身体的抖动会让她的操作失准失形。我说：“我肺不好，总是咳嗽，随便理一下就行了。”她问：“感冒了？”我说：“尘肺，你不懂。”她突然停了一下，说：“我懂，我家里也是尘肺。”她说的是她的丈夫。我说：“怎么搞的，上矿山吗？”她说：“不是，打桩，在延安打了两年桩，给地基打桩，干打，灰土把肺糊住了。”我想起来在北京时，有一位工人诗人就是打桩工，在南方建筑工地打了多年桩。我一直不清楚打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打桩工》让我看，我因而懂了他们与它们。我问：“身体咋样？”她说：“两年没下地了。”我知道，与地相对的是床，那个男人在床上躺了两年了。
两年前的八月，我去秦岭腹地某县采访，见过一位两年没下地的人。他家住在三楼，一栋连排的搬迁房。他戴着一条十米长的塑料管子，一头连着氧气机，一头连着鼻孔，氧气机放在另一个房间，这样可以减轻噪声。床上，他的被子占了一半空间，他只能靠着它们，日复一日不能躺平。人异常瘦弱，肤色如壁。我离开时，问：“还有什么需要吗？”他说：“我想晒一回太阳，我有两年没见太阳了。”他家的房子窗户在阴面，离每天的阳光永远一步之遥。
太阳快落山时，我再次经过广场，理发人已经离开了。她的家可能很远，也可能不远；可能在某条街上，也可能在某座山上。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世界，它与所有的人和生活都隔着距离。她把理下的碎发都打包带走了，每天都这样，一尘不留。很多年前，它们被用来装填沙发，卖到本省外省，现在，把它们拌在土里，是防虫的好材料。
丹江在对面山脚闪着波光日渐盛大，商山的小桃花正在开放，它们的一部分在丹江口北上。
我有一位表叔是个劁猪匠，同时他也是一位走村串户的理发人。他的理发手艺和劁猪手艺一样炉火纯青。
二十岁前，这位表叔其实一直干着铁匠的活，那时候铁匠还可以靠手艺吃饱饭。他给人打造各式农具和日用物品，如剪刀、菜刀、剔刀、针钳等等，有时候也打一把没什么用场的大刀。再往前溯，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打铁的，这样说吧，这是一个铁匠世家。不过，上辈人的手艺都不怎么好，打造出的家具常被人们诟病。至今，老家百十里方圆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
峡河有个刘铁匠
打的家具好式样
拉葛藤，顺皮上
砍树子，敲梆梆
只有割肉血汪汪
到了这位表叔手里时，技艺不知道怎么就有了突飞猛进。对他来说，要说父辈经验，那也只能作用在器形上，至于关键的淬火，都在于个人的悟性和灵性。到了表叔正式过日子时，大集体已经解散。他爹前几年死在了水库工地，工伤事故。那时候集体工伤事故不赔钱，赔了一百个工分，每个工分一斤麦子。没有了集体和父亲作为依靠，表叔需要自谋生路。有业兴旺有业凋零，他不再打铁，跟人学会了劁猪手艺。他看得很明白，哪怕天不下雨河不流水，猪总是要劁的，劁猪是个长远的饭碗。但人再聪明，也抵不过世事的变幻，在吃过几年饱饭之后，人们开始进城，全国的农村人都开始进城打工和居住，很多人成了新市民。传统喂猪的事业成了明日黄花。但天无绝人之路，表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老老少少都顶着一头乱发，乡村到处缺少理发的人。一般镇上也有理发店，但成本太高，路也不方便。
表叔购买了理发的家什，开始流动理发，但他对重要的家伙之一——一把剃刀，很不满意，商店买来的家伙总是欠火候，不利落，还常常把人刮出血来。他找来了一根弹簧，自打了一把剃刀，装了槽柄，精致锋利又华美无比，可以折叠，重要的是，在给人剃须剃头时，简直如行云流水。
顺着峡河往西走五十里就到了武关，再往下走，过了商南就到了南阳，峡河的太阳每天也落在南阳方向，仿佛两个地方天然有着联系。南阳市有一千万人口，比有的省会都大。人多了，生意就好做，没有人，一切都是扯。从前到今，峡河人讨生活都往南阳跑。记得有一年，一位邻居从南阳背回一袋红薯干，能把人心甜出血来。表叔当然比别人更懂这些。
农村人喜欢看热闹，当然也是因为热闹变得日益稀少，一个出戏曲的地方，早已没了剧团。劁个猪，看热闹的围一大堆。劁完了猪，洗净了手上的血迹，表叔抓住机会摆开发摊，借主人一把椅子，没有椅子，站着、蹲着也能理，坐石头上也能理。刚开始，大伙也不信他的手艺，有人问：“能不能理好？”表叔说：“我理过的头比劁过的猪蛋蛋都多，你说能不能理好？”
表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一辈子接的最大的单，也是他唯一的高光时刻。有一位女孩子，人长得漂亮，色动四方，和对门一位青年谈着，三媒六证，收了彩礼，不知怎么又和另外一个村的小伙子好上了，还准备结婚。男家双方有一天都发现了情况不妙，也都不放弃，要战斗解决。双方都招了一帮年轻人，摩拳擦掌，要展开抢人大战。有一方找到了表叔，要全部理成光头，彰显决心气势。理完了这一方，那一方又找到他，全部理了小平头。如此一来，整整理了三天，三天后双方却偃旗息鼓，不打了，因为女子退了一方彩礼，问题解决了。双方都有些懊悔，但木已成舟，剃掉的头发再也长不回去了。那一回，表叔挣了三百多元。
2010年，表叔上了西宁。
在此之前，表叔从没到过西宁，连西宁在哪儿也弄不明白，但架不住发小的鼓动。他的那位发小是个角色，十几岁就去了西宁，干过不少营生，最后倒腾土豆发了财。青海出高淀粉土豆，好吃，供不应求，他一倒腾就是十几年。发小对他说，西宁人爱吃羊杂，头发长得快，但人不会打扮，头不像头脸不像脸，你去了一定能给他们的形象增光添彩。表叔开始也不信，后来想想，也是，你看吃肉的人家发就理得勤些。他打起包裹随发小上了西宁。
到了西宁，表叔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西宁人爱吃羊杂不假，几乎天天吃，但不缺理发店。那边风大，天又冷，北风卷地南风也卷地，在外面摆发摊根本行不通。表叔从菜市场摆到居民区，从居民区摆到大马路，从城里摆到城外，从春天摆到夏天，一天根本接不了几个活。发小感觉对不住他，组织一帮朋友支持了他好几回，但总不能每天去理一次，头发长不了这么快。发小的一位朋友在格尔木一座山上开金矿，有一百多工人，但百里无人烟，没个理发师，发小又把表叔介绍到了格尔木。
表叔在青海整整待了一年，辗转了很多地方，尝试了多种活路，最后发现都比理发费力得多，风险也大得多。他最后到了一个牧区，给羊群剪羊毛。那是一个很大的牧区，羊群和大地一样辽阔，人们骑马骑摩托车赶牲口，花一飘起来就再也落不下来，落下来天就黑了。牧人又把他介绍给另一个牧区，这样，剪完一家再剪另一家。当然，其间也给人理发。表叔发现，羊的毛质要比人的发质优良得多，羊毛握在手里是暖的，人的头发是冷的，羊毛不变质，人的头发很快就变色了。他猜想可能是人的饮食太杂，欲望太多，各种营养互相打架，心事互斗，自己把自己克化掉了。
2011年秋天，表叔从青海回来，在家住了一夜，打起行头又下了南阳。这时候，听那边的亲戚说，农户已很少养猪，大型养殖场兴起，也就是说，人们再也不需要游走的劁猪匠，表叔只剩下流动理发一头。不过，他从此也很少回来，据说，他在那边参加了乐班，红白喜事上给人吹唢呐。算起来，表叔也六十多了，不知道还吹得动吹不动，能吹出什么样的花样来。
关于流动理发人和他们的那些生活的千山万水，多不胜言，就是把楼前小店里的纸都买来也写不完。这是一个注定要消失的营生，当然，这也没什么，就像他们走乡串户忙忙碌碌，也没给这个世界的内容添加什么色彩。没有了他们，并不影响人们顶着一头日子，走过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