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手绝活:看棺断生死。我在很多文章里讲述过很多父亲的故事,这个绝活一直没对谁讲过,一则是没人相信,二则是他不让讲。如今,他走了六年了,我把它讲出来,估计他知道了也不会生气了,就算生气也没有办法。
所谓看棺断生死,并不是通过观察棺材判断受用者的寿数,而是根据打棺工作第一斧头下去木屑飞出的方向和远近,当然,也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根据。通常是棺材打好了,主家儿女悄悄问:师傅,你看这棺能放几年?父亲一般不说,或者不说实话,但他会对不相干的人说,比如主家的亲戚和朋友,由他们传到主家耳朵里,这么做仁慈一些。
父亲的木匠手艺是跟外公学的,外公的木匠手艺跟谁学的,已经无从考证,如果一定要追溯根本,大概也能追出点什么逸事来,有意义的肯定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外公的手艺并不怎么样。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外公家度过的,那时候家里没吃的,在外公家可以填饱肚子。虽然那时候外公早已不在了,但他盖的房子、打的家具都在,它们都十分粗糙,像缺乏营养的人。父亲后来的手艺大部分属于自我升级,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看棺断生死的绝活,是跟人学的,还是长期自悟出来的,已是无解之谜。
1988年秋天,是个平常的秋天,它与任何一个从前和后来的秋天并无不同,芦花在峡河两岸漫无边际地开放,野狗在路上奔跑、觅食,见谁都是一副可怜相,只有争食时才表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所不同的是,向来刚强无比的张大良病了,一病不起,他的五个儿子两个姑娘鞍前马后,车轮一样旋转,但病情不见减轻一点。他的家人感到是时候了,请父亲给打棺材。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个子到了一米八多,仅有的裤子成了七分裤,皱皱巴巴悬在半腿上,那时候还不流行七分裤,买一条新裤子成为当务之急。父亲说:“和我一块去干活,挣身衣裳。”我就背起木工篓子去干活了。
照例先探望病人。病人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屋子仅有一个窗户开在后墙上,后墙后面是一堵山,距后墙一步之遥。山沿上开着一溜灯笼花,一盏一盏,白花花地迎风招展。那时候峡河这儿还没有通电,一盏油灯点在隔墙的孔洞里,这样厨房也能受到灯光的照顾。父亲摸了摸张大良的手,张大良说:“伙计,给我打结实些。”父亲说:“好,你放心。”张大良有些不放心,说:“凤,给你叔拿烟。”凤是他的小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我记得读小学时,她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她清瘦得让人老是悬着心脏,她利用我外出读初高中的时间,悄悄长成了低眉顺眼的大姑娘。父亲点上一支烟,我们出去到院子里开工。
野板栗树砍倒困山一年,解板后再水浸一年,除去碱性,才能成上好板材。这一堆板材正是这样的好东西。一块板材百十斤,父亲虽然正当壮年,抱起来依然吃力,所以打棺材的活一直都需要两个人干。把板材架上柴马,父亲把板斧递给我,说:“你来!”我举起板斧照着板头奋力劈下去,当然,那地方属于板材多余的部分,在墨斗弹出的线条之外。一片木屑子弹一样呜一声飞起来,它飞向墙壁,在墙壁上撞击了一下折返到另一个方向,它飞过众人头顶,气势凶猛,最后轻轻落在地上。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张大良说:“这么好的板材,可惜你没福分享用。”张大良说:“不知道要便宜哪个杂种。”父亲说:“不知道,反正你还能活。”棺材十五块板,打了整整七天,到我们离开那天,张大良能下地了,他躺进棺里试了试大小,连声说:“真好,真好!”张大良活到了1997年,从电视里见证了香港回归。那口棺材后来给了他最小的女儿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那口棺太重了,八个人抬得东倒西歪。
父亲和张大良之间有一段故事,两个人算生死之交。有一年,他们去山上打豹子,那时候家家都有枪,那时候所有的动物随便打,那时候豹子已比别的动物值钱。张大良向豹子开枪的时候,豹子先发制人,扑倒了他,他们在山坡上打斗、翻滚,像马超战许褚,半斤八两。张大良十几岁时做过刀客,也不是吃素的。父亲赶到,奋力刺了一刀,刺刀穿过了豹子的心脏,也穿过了张大良的臂膀。
父亲有一次对我说:“本来你张伯还能活,但他不想活了,人活得没了意思,不活也行。”又说:“他一直想让你做他的女婿。”
一把大锯,迎来送往,两个壮汉撕扯了一晌午,大树终于被伐倒了。这是一棵长了五十年的槐树,到了春天,槐花满枝,是蒸饭的好材料。大树倒下时,整个山峁晃动了一下。
二狗正月初五出门去山西二峰山,那里有开不完的铁矿,让数不清的人改写了活法。二月初的一天夜里,矿上一个人打来电话,自称是二狗的同伴,说人出事了,让家里赶紧准备后事,人这几天就拉回来。二狗早没了爸妈,媳妇也没有生育,两个人三天两头打架,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人活得不像人。二狗媳妇有些姿色,在外面混了个男人,听说很有钱。父亲临危受命,接手他倒数人生的又一场活。另外一帮人,过黄河去领取尸骨和谈判。我因为久历矿山,被分配到谈判团队之列。行前,我找到父亲,说:“不着急,慢慢打,人回不回得来还不一定,这事想快也快不了。”父亲说:“嗯,我知道,去了口张大一点。”
车过风陵渡,黄河滔滔在河床上铺展,桥西的永济,桥东的华阴,一律苍黄萧索,黄土漫漫,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只有新麦青青,使两省呈现一片共同的生气。风陵渡大桥是两省的界线,也是无数青年人生的分界线,多少人由此出发北上,多少人由此以另一种姿态回来。想到自己也曾无数次打这里往返漂泊,心里十分难过。大家都不说一句话,司机把面包车开出了大奔的气势。
谈判的难度比内心无数次演练和想象过的要难得多,我们一群人被安排在宾馆里,每天好吃好喝,就是见不到死去的二狗。矿方的人说,别的不用操心,眼下谈后事要紧。可他们死活不想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
到第三天,大家都绷不住了,有人要回家,有人要报警,有人主张再碰面时把对方人扣下,带回陕西,让他们拿钱交换。我说,这都不是办法,大家不要着急,再坚持两天,一定会有新情况出现。大家都没有了好办法,都急晕了头,只好且听我的。在矿山许多年,我深知打工之难,不是难在生死一线,而是难在人死后的博弈。
对方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光头,湖北人,十分难缠。绍兴出师爷,湖北出说客,这不是传说。每次谈到关键时,他都要退一步,说回去和矿主商量,每次商量的结果都是从头再谈。我知道他仅仅是一个跑腿的小人物,大事做不了主,或者,他是一个包工头,老板把矿承包给他,风险自担,他确实没有钱或者想尽可能少赔钱。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角色与伎俩。
一天晚上,天很晚了,满城的人都进了梦乡,只有不灭的街灯在闪烁,彰显着这个吃资源饭的城市的繁华。父亲神经兮兮打来电话,小声问:“谈得怎样了?”我说:“还早。”他说:“我就知道。”停了一会儿又问:“你一个人住?”我说:“一个人住。”他说:“对你说个事,打死也别对外人说。”我说:“好,你说。”他说:“不管咋看,二狗没到死期,是不是寒了心,想甩开老家不回来了?你见到他尸身了吗?”我说:“没见到,谁也没见到,说是大塌方,人尸骨无存。”父亲说:“可能是我老了,疑心重,不管怎样,快回来,棺打成了。”
我不大相信父亲的话,不过,它提醒我确实出来有些日子了,不管如何,得有一个结果。我有一位同学,说话做事都有些派头,混得也有气势。我对他说了情况,让他给光头打电话,压压这小子。不知道他对光头说了什么,第二天,光头点头哈腰地过来了,带来了一只精致的盒子和几件衣服,说:“你们来的前一天二狗就火化了,这是骨灰,这是二狗的衣服。”他另外拿出一个包,里面装着十万块钱。它比我们要求的多得多。
三日后,二狗风光大葬,精致无比的大棺装殓着骨灰和衣冠上山入土。半年后,二狗老婆跟着那个相好的男人走了。二狗留下的钱让女人底气满满当当。
我曾问过父亲:“世上到底有没有这断生死的绝活?”父亲沉吟半会儿,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这辈子,断的生死,准的多,不准的少。”过了一会儿,又说:“唉,也许世上根本没有断得生死的绝活,只是那生死迎合应验得多了,就有了绝活。”
十年后的某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人,他们开着车,拉着料,把二狗爸妈的一堆土馒头建成了一座大墓,大理石砌面,要多气派,有多气派。建起来,那帮人放了十万响的鞭炮,走了。有人说是二狗派来的人,二狗坐镇县城指挥;有人说不是,可能是谁认错了祖坟。不知道谁猜得对。
这一年,父亲走了正好三年,坟草漫漫,花木无涯。只是他给二狗打的槐木棺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估计那棺木还完好无恙,那棺里的衣冠怕是早化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