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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手绝活：看棺断生死。我在很多文章里讲述过很多父亲的故事，这个绝活一直没对谁讲过，一则是没人相信，二则是他不让讲。如今，他走了六年了，我把它讲出来，估计他知道了也不会生气了，就算生气也没有办法。
所谓看棺断生死，并不是通过观察棺材判断受用者的寿数，而是根据打棺工作第一斧头下去木屑飞出的方向和远近，当然，也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根据。通常是棺材打好了，主家儿女悄悄问：师傅，你看这棺能放几年？父亲一般不说，或者不说实话，但他会对不相干的人说，比如主家的亲戚和朋友，由他们传到主家耳朵里，这么做仁慈一些。
父亲的木匠手艺是跟外公学的，外公的木匠手艺跟谁学的，已经无从考证，如果一定要追溯根本，大概也能追出点什么逸事来，有意义的肯定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外公的手艺并不怎么样。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外公家度过的，那时候家里没吃的，在外公家可以填饱肚子。虽然那时候外公早已不在了，但他盖的房子、打的家具都在，它们都十分粗糙，像缺乏营养的人。父亲后来的手艺大部分属于自我升级，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看棺断生死的绝活，是跟人学的，还是长期自悟出来的，已是无解之谜。
1988年秋天，是个平常的秋天，它与任何一个从前和后来的秋天并无不同，芦花在峡河两岸漫无边际地开放，野狗在路上奔跑、觅食，见谁都是一副可怜相，只有争食时才表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所不同的是，向来刚强无比的张大良病了，一病不起，他的五个儿子两个姑娘鞍前马后，车轮一样旋转，但病情不见减轻一点。他的家人感到是时候了，请父亲给打棺材。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个子到了一米八多，仅有的裤子成了七分裤，皱皱巴巴悬在半腿上，那时候还不流行七分裤，买一条新裤子成为当务之急。父亲说：“和我一块去干活，挣身衣裳。”我就背起木工篓子去干活了。
照例先探望病人。病人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屋子仅有一个窗户开在后墙上，后墙后面是一堵山，距后墙一步之遥。山沿上开着一溜灯笼花，一盏一盏，白花花地迎风招展。那时候峡河这儿还没有通电，一盏油灯点在隔墙的孔洞里，这样厨房也能受到灯光的照顾。父亲摸了摸张大良的手，张大良说：“伙计，给我打结实些。”父亲说：“好，你放心。”张大良有些不放心，说：“凤，给你叔拿烟。”凤是他的小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我记得读小学时，她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她清瘦得让人老是悬着心脏，她利用我外出读初高中的时间，悄悄长成了低眉顺眼的大姑娘。父亲点上一支烟，我们出去到院子里开工。
野板栗树砍倒困山一年，解板后再水浸一年，除去碱性，才能成上好板材。这一堆板材正是这样的好东西。一块板材百十斤，父亲虽然正当壮年，抱起来依然吃力，所以打棺材的活一直都需要两个人干。把板材架上柴马，父亲把板斧递给我，说：“你来！”我举起板斧照着板头奋力劈下去，当然，那地方属于板材多余的部分，在墨斗弹出的线条之外。一片木屑子弹一样呜一声飞起来，它飞向墙壁，在墙壁上撞击了一下折返到另一个方向，它飞过众人头顶，气势凶猛，最后轻轻落在地上。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张大良说：“这么好的板材，可惜你没福分享用。”张大良说：“不知道要便宜哪个杂种。”父亲说：“不知道，反正你还能活。”棺材十五块板，打了整整七天，到我们离开那天，张大良能下地了，他躺进棺里试了试大小，连声说：“真好，真好！”张大良活到了1997年，从电视里见证了香港回归。那口棺材后来给了他最小的女儿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那口棺太重了，八个人抬得东倒西歪。
父亲和张大良之间有一段故事，两个人算生死之交。有一年，他们去山上打豹子，那时候家家都有枪，那时候所有的动物随便打，那时候豹子已比别的动物值钱。张大良向豹子开枪的时候，豹子先发制人，扑倒了他，他们在山坡上打斗、翻滚，像马超战许褚，半斤八两。张大良十几岁时做过刀客，也不是吃素的。父亲赶到，奋力刺了一刀，刺刀穿过了豹子的心脏，也穿过了张大良的臂膀。
父亲有一次对我说：“本来你张伯还能活，但他不想活了，人活得没了意思，不活也行。”又说：“他一直想让你做他的女婿。”
一把大锯，迎来送往，两个壮汉撕扯了一晌午，大树终于被伐倒了。这是一棵长了五十年的槐树，到了春天，槐花满枝，是蒸饭的好材料。大树倒下时，整个山峁晃动了一下。
二狗正月初五出门去山西二峰山，那里有开不完的铁矿，让数不清的人改写了活法。二月初的一天夜里，矿上一个人打来电话，自称是二狗的同伴，说人出事了，让家里赶紧准备后事，人这几天就拉回来。二狗早没了爸妈，媳妇也没有生育，两个人三天两头打架，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人活得不像人。二狗媳妇有些姿色，在外面混了个男人，听说很有钱。父亲临危受命，接手他倒数人生的又一场活。另外一帮人，过黄河去领取尸骨和谈判。我因为久历矿山，被分配到谈判团队之列。行前，我找到父亲，说：“不着急，慢慢打，人回不回得来还不一定，这事想快也快不了。”父亲说：“嗯，我知道，去了口张大一点。”
车过风陵渡，黄河滔滔在河床上铺展，桥西的永济，桥东的华阴，一律苍黄萧索，黄土漫漫，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只有新麦青青，使两省呈现一片共同的生气。风陵渡大桥是两省的界线，也是无数青年人生的分界线，多少人由此出发北上，多少人由此以另一种姿态回来。想到自己也曾无数次打这里往返漂泊，心里十分难过。大家都不说一句话，司机把面包车开出了大奔的气势。
谈判的难度比内心无数次演练和想象过的要难得多，我们一群人被安排在宾馆里，每天好吃好喝，就是见不到死去的二狗。矿方的人说，别的不用操心，眼下谈后事要紧。可他们死活不想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
到第三天，大家都绷不住了，有人要回家，有人要报警，有人主张再碰面时把对方人扣下，带回陕西，让他们拿钱交换。我说，这都不是办法，大家不要着急，再坚持两天，一定会有新情况出现。大家都没有了好办法，都急晕了头，只好且听我的。在矿山许多年，我深知打工之难，不是难在生死一线，而是难在人死后的博弈。
对方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光头，湖北人，十分难缠。绍兴出师爷，湖北出说客，这不是传说。每次谈到关键时，他都要退一步，说回去和矿主商量，每次商量的结果都是从头再谈。我知道他仅仅是一个跑腿的小人物，大事做不了主，或者，他是一个包工头，老板把矿承包给他，风险自担，他确实没有钱或者想尽可能少赔钱。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角色与伎俩。
一天晚上，天很晚了，满城的人都进了梦乡，只有不灭的街灯在闪烁，彰显着这个吃资源饭的城市的繁华。父亲神经兮兮打来电话，小声问：“谈得怎样了？”我说：“还早。”他说：“我就知道。”停了一会儿又问：“你一个人住？”我说：“一个人住。”他说：“对你说个事，打死也别对外人说。”我说：“好，你说。”他说：“不管咋看，二狗没到死期，是不是寒了心，想甩开老家不回来了？你见到他尸身了吗？”我说：“没见到，谁也没见到，说是大塌方，人尸骨无存。”父亲说：“可能是我老了，疑心重，不管怎样，快回来，棺打成了。”
我不大相信父亲的话，不过，它提醒我确实出来有些日子了，不管如何，得有一个结果。我有一位同学，说话做事都有些派头，混得也有气势。我对他说了情况，让他给光头打电话，压压这小子。不知道他对光头说了什么，第二天，光头点头哈腰地过来了，带来了一只精致的盒子和几件衣服，说：“你们来的前一天二狗就火化了，这是骨灰，这是二狗的衣服。”他另外拿出一个包，里面装着十万块钱。它比我们要求的多得多。
三日后，二狗风光大葬，精致无比的大棺装殓着骨灰和衣冠上山入土。半年后，二狗老婆跟着那个相好的男人走了。二狗留下的钱让女人底气满满当当。
我曾问过父亲：“世上到底有没有这断生死的绝活？”父亲沉吟半会儿，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这辈子，断的生死，准的多，不准的少。”过了一会儿，又说：“唉，也许世上根本没有断得生死的绝活，只是那生死迎合应验得多了，就有了绝活。”
十年后的某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人，他们开着车，拉着料，把二狗爸妈的一堆土馒头建成了一座大墓，大理石砌面，要多气派，有多气派。建起来，那帮人放了十万响的鞭炮，走了。有人说是二狗派来的人，二狗坐镇县城指挥；有人说不是，可能是谁认错了祖坟。不知道谁猜得对。
这一年，父亲走了正好三年，坟草漫漫，花木无涯。只是他给二狗打的槐木棺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估计那棺木还完好无恙，那棺里的衣冠怕是早化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