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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1970年以前峡河的样子，我不可能知道，因为那一年的大年夜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上因河流而得名的地方很多，要举例子估计三天三夜也举不完，峡河这片地方也算因物获名的一个。我爷爷说，民国时峡河就叫峡河保，最大的人物是保长，至于民国之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和我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的地方更远的身世。我出生时峡河叫峡河人民公社，过了十几年（也好像是二十几年），改了名字叫峡河乡，又过了十年，行政版图上叫峡河村，至于以后还会怎么改名，那是以后人们的事情。
峡河这地方有数不清的沟沟岔岔、梁梁峁峁，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字，黄家沟、牛岔、西河垴、东疙瘩……简单又神秘，没有一个重复的。高中毕业那年，乡政府抽调年轻人参与村庄规划，我被抽上了，拿个本子做记录，跑了十几天，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儿的人，无论住在哪个地方，只要走出了峡河，别人问起来源，一律会回答：峡河的！仿佛坐不更名的赴死好汉似的。
人们习惯称峡河七十里，说的是东边的西界岭到西边武关河的长度。西界岭往东是河南省地界，这里的山根有一个泉眼，是峡河的源头。在电视里，很多人都看到过长江和黄河的源头，细细一脉泉水，若有若无，寂寂寞寞。再大的江河，它的出生地都差不多，就像人的幼年，有区别的是后来。峡河到了武关就归了丹江，再往下就归了长江，水还是峡河的水，但与峡河就没什么关系了。
我出生的地方叫塬上，按说秦岭南坡没有塬的地理和概念，但怎么就叫了塬上，这是一个谜。1998年冬天，我们全村去另外一个很远的村参加农田基建会战，那时候年年春冬两季搞会战，不是修路就是造田，国家叫再造山川秀美大西北工程。有一天傍晚，我独自从工地回家给工队拿菜和粮，在抄小路登上武峰山顶时，落日如盘，金辉无边，我第一次面对面完整而又真切地看到了塬上的全貌：一只手掌，立在一片山坡上，指尖是北巅的群峦，再往北，群山如涛，我不知道它们延伸到了哪里。人烟都集中在了掌心部位，沟壑形成了手掌的纹理。峡河从塬下流过，那些纹理带着溪水、花花草草与峡河相接，成为它的一部分。那时候，塬上人烟鼎盛，有近六十口人，大家晨起暮歇，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念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逃出塬的掌心。现在，塬上只剩二十口人了，人们纷纷逃出，以各自的生和死的方式。
1975年，塬上出了云母矿。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都与云母有关。
峡河人把狐狸不叫狐狸，叫毛狗。云母矿是一窝毛狗发现的。那一年，刘席匠喂了一群鸡，鸡长得好，蛋也下得好，每天产出的蛋，几乎和鸡的个数相等。有一天，刘席匠发现蛋少了一个，数了数发现鸡也少了一只，第二天，发现又少了一只鸡。他顺着散落的鸡毛找啊找，找到了松树梁上，发现了一个毛狗洞。毛狗洞是倾斜向下的，细细长长不知深浅，毛狗们出门去了。刘席匠见过不少动物的家，这个洞算得上豪宅，洞墙上贴满了金光闪闪的壁纸，细细看，是云母。刘席匠知道云母是一种工业材料，能绝缘，紧缺得很。云母不是贴上去的，是石头里长出来的。刘席匠知道，毛狗是聪明，但它还不会用糨糊。云母有小块的，也有大块的，他用力掰下来一块，像一个装订精致的书本，与书本不同的是，云母不但能一层层揭开，还能要多薄有多薄。
刘席匠将一块薄得不能再薄的云母贴在一只眼睛上，他看见对面山上有一个人在开荒，开荒人手里的家伙雨点一样落下，而更南的山顶，一场雨真的来了。
大规模开采云母矿，是两年后的事了。
这时候我长到七岁，开始上小学。学校在峡河边上，秋天满河的芦花，白得没边没沿，夏天芦苇丛里藏了数不清的小黑鱼。学校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树，一棵是柏树，一棵是柳树，它们互不相干又互不服气，把风和叶子往对方身上吹。小学的生活内容就两件事，一件是读课本，另一件是在两棵树下撒野。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离开峡河去镇上读初中，无法无天的六年里，我们听到最多最响的声音是上课下课的铃声，其次是爆破声，它发自云母矿坑，不定时也不定量，充满了突然性和暴戾。戏剧性的是，二十年后，相同的爆破声在我手里接着发生，延续，响彻十六年，直到我的右耳渐渐失聪，肺里布满尘埃。现在，它们又在我的梦里向暮年延伸。
开矿的工人住在我爷爷的茅草房子里，爷爷住东屋，他们住西屋，而大量的云母堆在厦房，它们被分拣，按质分装，运到峡河边的加工厂，由女工们加工成薄片，运到城市的工厂。开矿的工人和加工厂的工人都是各村挑选来的青年，他们发了工资就交给所在的生产队，记工分，分粮食。后来，云母矿开大发了，矿工们在矿边盖了房子，其中有位青年，若干年后，做了我的岳父。
残次的云母叫云母渣，供销社里收购，二分钱一斤。星期天和假期，我跟着大人们去云母矿捡云母渣。那些年，它几乎是峡河边上人们唯一的收入。
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捡到，云母被爆破的气浪带到空中，落得漫山遍野，再好的云母，经过爆破，都变成了渣，工人们懒得去捡，他们只要那些好品质的、大块的。一段时间山上的云母渣被捡得少了、完了，一茬炮又崩出来，循环往复，总也有捡的。漫山捡云母渣的多是老太太和孩子，背一个口袋或一个竹筐，拿一柄小镢。有力气的人看不上，他们人手一柄大锤，见石头就砸，有的一块石头，能砸出几十斤云母。最热闹的时候，我看见过上百人捡云母渣的壮观情景，人们欢天喜地，仿佛不是来捡云母的，而是来看戏的。
捡云母渣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故事，有人被石头砸伤，有人因争抢一块石头打架，还有日久生情的，但比较起来，还是刘席匠那个云母坑的事更有意思些。
松树梁北面有一条沟，是条旱沟，只有阴雨季节才会有水流。有一天，刘席匠砸了半晌石头也没砸出多少来，心里很不痛快。他到北面去方便，小便冲出一块云母，闪闪发亮，这是一片高品质的云母，不是渣，上面没有一丝拆纹，镜子似的。他用手里的锄头刨了刨，下面露出绵延的云母矿石。他白天不敢开，一方面是因为生产队里要上工，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怕别人知道，山上的东西，见者有份，并不是谁可以专有的。刘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晚上上山开云母。那时候没有电灯，他让老婆掌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昏暗，只能把捻子调大，所以特别费油。
刘席匠的云母矿坑被人发现时，已经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其实不应该被发现，刘席匠做得很隐秘，白天都用树枝草叶把洞口盖上，伪装得不露一丝痕迹。事情败露在煤油上。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供销社柜台卖煤油，一般一家人一月一斤就够了，刘席匠一月灌三斤，且月月如此。供销社柜员老周觉得不对，报告给了民兵连长小黄。
黄连长带人找到了刘席匠的矿坑，矿坑已经打到了十几米远，延伸到了山体深处，洞体有宽有窄，有高有低，曲里拐弯，像藏着无数秘密，其实什么也没有。矿洞四壁都被煤油烟熏黑了，使人不敢沾身。人们提来了一桶水，泼在壁面上，壁上稀稀疏疏的云母立即无比耀眼。掌子面有一盏用葡萄糖瓶做的煤油灯，还有半瓶油。
没有卖完的云母自然被没收了，有两千多斤。大家也没有为难刘席匠，只把坑口封了。两年后，包产到户，大集体解体。刘席匠再没有打席，带着女人、女儿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南阳。如今，夹带着峡河的丹江水从他的老家被送往北京。我记得刘席匠的女儿叫莲，有一双惊鸿似的眼睛，一根永远打不散的辫子，别的，都记不清了。
两年后，云母矿倒闭，工人们各回各家，风云十年的集体企业风消云散，不是因为资源枯竭，而是因为云母被别的工业品代替。峡河的人们也不再依靠云母渣维持生计，开始四出打工，有的去南方工厂，有的去北方矿山，只有刘席匠留下的矿坑还在，牛羊和鸟兽们经常在那儿饮水，绿洼洼地瘆人。
峡河八五大水那年，我十五岁。
那天是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我因为离家远，留在了学校。教室空荡荡的，我一个人去操场打篮球。没有人可传球，一个人练习投篮。教导主任张老师站在办公室的台阶上喊我的名字，张主任是我的班主任，兼着我们的数学课教师。他说：“你快回家，你家里有急事。”我问啥事，他不说，只说：“你快回去，我准你一星期假。”我说我还没吃早饭，他转身回去，拿了一个馒头出来，说，拿着路上吃。我拿着馒头边走边啃，这是一个白面馒头，我记得它成形前的袋子上，印着一行红字：富强粉。当时，除了拿工资的人，很少有人吃过这种雪白的面粉。我心想，家里有什么事呢？天阴了，看样子要下雨，我加快了步伐。从学校到家，九十里。
是十岁的妹妹不在了。
走到峦庄街，离家还有二十里，这是我读初中的地方。有一个人从峡河过来回家去，他是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有些瘸，走起来因身体有些摇摆而显得妖娆。相遇时，他劈头对我喊，还不快跑，你妹妹死了！我没有回答他，向家的方向飞跑起来。
妹妹小我五岁，是兄妹中最小的。她出生那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紧张，很多孩子都被流掉了，父亲坚信这一定是个女儿，生个女儿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妹妹幸运地来到这个世界。
妹妹的童年和任何一个哥哥的童年没有什么区别。那时候，峡河所有孩子的童年基本都是相同的，没有玩具，没有陪伴，欢天喜地或哭哭啼啼。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忙极了，除了自己吃饭，还要上缴粮食，上缴鸡蛋、生猪，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建设劳动。峡河那些年开始修通村公路，逢山开路，逢水绕道，逢树砍掉。
母亲没有奶水，也没钱买奶粉，妹妹吃饭油子长大。她的整个童年，饭油子是我来一口口喂她的。所谓饭油子，就是玉米粥最上层可以起皱的部分，据说它是一锅粥的全部精华，富于营养。如果是做豆腐，它就是成为豆皮的那部分。
家里有一个麦草编的碗，里外涂了树漆，油光发亮，结实又轻巧。最重要的是，它非常容易清洗，吃过了饭，用水轻轻一冲就干净了。当然，那时候所有的饭菜都没有油水，后来有了油水，那只碗却再也找不到了。那只碗从老大一个个使用下来，到了妹妹这儿，自然成了她的专用碗。我用它盛一碗饭油子，一口口地喂妹妹。女孩子，特别爱哭，烫了，她哭，凉了她也哭，慢了哭，急了也哭。从没牙到一颗牙，从一颗牙到满口牙。感冒时，她就不吃饭，我在她的碗里放一颗糖精，整碗饭变得很甜，她一口气全喝下去了。糖精只有供销社有，一毛钱五粒，像一颗微型的方糖。
本来妹妹的病还有救，但峡河发了大水，外出的路隔断了。峡河那时候只有一条出山的路，跟着河水走，峡河一发水，它就断了。每年都要断几回，但1985年的那场水，让它断得非常彻底。妹妹就只能在卫生院救治，卫生院只有一个医生，基本没有药，连一支青霉素也没有。妹妹的病由最初的中耳炎发展到最后的脑膜炎。
十岁的孩子不配有一副棺材，帮忙的亲戚，给打了一副松木匣子，匣子的长度正好和她的身体等长。装了妹妹的匣子很轻，两个人很轻易就抬上了山。没有了女儿的父母，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只是家里再没有了生气，直到我们兄弟一个个长大，成家，家里才恢复一些暖气。
1985年的那场大水，几乎把沿河的庄稼地一扫而光。后来，这些地恢复了很多年，因为没有了土地，很多青年成了光棍。那一次，一同扫走的，还有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有事没事都会被批斗一场，玩儿似的，人们因为对他的批斗而增添生活的乐趣和精神。
他的女儿也没哭，说，走了也好，到南阳吃麦去了。
离峡河最近的外省是河南，离峡河最近的邻镇是官坡。官坡有唱豫剧的传统，那些年，官坡的剧团年年翻山越岭来峡河唱大戏。官坡只是一个山区小乡，人口一两万，怎么就有了剧团，怎么生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峡河地方穷，没有剧场，没有舞台，最开阔的地方就是学校。一唱戏，学校就放假。学生们最爱有剧团来唱戏，不但有戏听，还有自由，想怎么疯怎么疯。当然，不仅学生们喜欢，大人们也喜欢，每到这时，不仅可以放下手里的锄头，如果季节合适，还可以把树上的樱桃、毛桃、枣带去卖掉。
剧团为什么要费力地来唱戏，我至今仍找不到答案，没有人为他们付钱，得到的仅仅是几顿家常饭。这事我问过大伯，他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唱戏的人，喜欢唱戏。后来的生活和人生给了我一些答案，很多事，很多人，因为没有目的，而达到了很美很远的目的，而我们后来的很多事物，因为太有目的，结果离目的越来越远。
2000年，我正式成为一个打工人，山南水北，四方飘蓬。我听到的最后一场戏是坠子《双孝廉》。这也是峡河演出的最后一场戏。
那是三月，清明节刚过，山上坟头上的清明挂还很新鲜。清明青半山，而这一年，季节的脚步急，峡河上下全绿了，山花开得愣头愣脑。没有戏台，为了出效果，家家户户拆了门板来，在地中央搭了一个台子，像一座堡垒。
《双孝廉》的故事有些曲折，要唱三天，要听懂，得从头一场一场看。家家户户把家伙什从地里扛了回来，似乎听戏是眼前唯一的大事。有人听哭了，有人听笑了，而无论人多人少，演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唱别人，也唱自己，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要认真。峡河从戏台后的山脚流过，眼前的一切与它无关，又无限相关。它也是一出戏，上演了千年万年，演员们、观众们生了，死了，青了，黄了，彼此分离又纠缠。
冯老汉是峡河最好的二胡匠，本来剧团吹拉弹唱都不缺人，他硬要参加到乐队里去帮忙。没办法，团长给他派了个帮闲的角色，他一拉起来，反倒没主手什么事了。
人过尘世多行孝
死后了烧钱燎纸枉费心
灵前面摆的是这花花供啊
见几个亡人能以沾沾唇
伸手甭打啊无娘子
开口甭骂年老人
不当家还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还不知道那都报娘恩
…………
踩着唱腔，我上了开往山外的三轮车。此去的目的地是喀什。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离开老家，这些年，村里一半的年轻人都上了矿山，他们星星一样撒落在秦岭、长白山、祁连山、贺兰山脉，或者大河之侧。
在叶尔羌河边某处一座山上，我和我的伙伴们，把巷道向山体推进了三千米，去寻找和采掘矿脉，有几处被数次打穿。那里没有信号，没有人烟，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隆隆的机器声与炮声。在这里，我们工作了半年，我们都成了沉默矿石和山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十六年矿山生活长长链条的一节，微不足道。
峡河三年前被划为长江水源保护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枯荣兴亡，几经改道，岁月与人烟云翻雨覆，有说是八十里，有人说六十里，而三年前的测量，给出了准确的数据：三十五点四千米。
峡河七十里，七十里的地理与风烟，包含了多少秘密，我似乎熟悉，又一无所知，就像我们自己对于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