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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刘师东，是在南疆阿克陶县叶尔羌河边的一处山脚，这里是帕米尔高原东部。
我到的这天，他们已提前到了三个月。据说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完全是荒无人烟的世界，连一棵树、一匹野骆驼也看不到。矿山所有设备已经安装就绪，生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是机师傅，负责管理空气压缩机和发电机的运转，它们是矿山生产链上最重要的设备和环节，像心脏一样须臾不能停歇。矿口在山腰，供能系统在山脚，中间的管道有两千米的距离，因为巨大笨重的机器无法运送到陡峭的山上。我抬头看山顶，它们驼形蜿蜒，无穷无尽，湛蓝的天空连接着它们，色彩那么不同，像被一支画笔硬生生撮合在了一起。山坡寸草不生，风剥雨蚀，乱石穿空、嶙峋，变为砂石的细碎石头流淌在沟谷和低洼处，像无数条溪水凝固了，又像雨后的打谷场。
刘师东给我做饭。他除了管理机器，也充当后勤的角色，上山的人，下山的人，在这里休息、中转，上山和下山的各种材料也一样，甚至包括上传下达的口信。饭简单极了，方便面煮火腿肠，这里青菜来之不易，去一趟县城，要开大半天车，穿越戈壁茫茫几百里。饭一会儿就好了，顺带他也吃一口，免得再做午饭。机房是用彩条塑料布搭建的，很狭小，很闷热。它是机器和师东共同的住处。这里没有电，机器烧柴油，呛人的油烟和浓烈的机油味充斥了一切空间，无处释放。因为要向山上输送足够的动能，机器的油门开到了极限，地皮颤抖，没有燃尽的柴油化作浓烟，一部分飘向空中，一部分留在了机房里，被呼吸、地皮和各种物件吸收消化。
吃了饭，在他的床上躺下歇一会儿，他坐在床边自己焊的小铁凳子上，我们说话，抽烟。刘师东是我见到的机师傅里极少数爱干净的，所有东西摆放得规规整整，被子也叠得板板齐齐的。在我很多年的矿山生活里，机师傅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搭档，但他们更多的时间是与机器在一起，属于民工队，又自成世界，像机器的一部分。刘师东说他开十二年机器了，从十匹马力的小机器开始。
说话间，他床头的对讲机响了，他拿起来接听，对方只讲了一句：“送电！”他停了空压机，把发电机开动起来，发电机由另一台中小型柴油机带动，噪声立刻小多了。他一边咳嗽，一边讲了很多笑话，一部分与他的工作有关，一部分关于他家乡的风流人事和传说。他老家离我家其实不远，那地方叫毛园，往下再走一段，就是武关。作为古老关隘，武关如今只剩下了空空地理和声名，峡河与丹江在这里汇合，一起奔赴远方。我听一位邻居说过，那地方的人们爱喝酒，年年冬天烧柿子酒，柿子树很多，秋天的柿子星星一样举在空中，但总不够烧，而我的老家，柿子一年一年挂在树上，自生自灭，丰收与歉收对人们来说没有区别。
我说：“我得上山了，晚上还安排有班。”他说：“行，干活消停些，这里受了伤没得救。”又猛然给自己嘴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不会受伤，不会受伤的。”我们都笑了起来，他一笑，又引起一阵咳嗽。我走了很远，他又在门口喊我：“有空下来玩啊！”我说：“好啊！”
山上共三个矿口，从山下往上看，像三孔破败不堪的窑洞，或者无声的眼睛。它们分别取名洞一、洞二、洞三。按计划，应该还有洞四、洞五像兄弟一样排列下去，但后来的情形，它们只能作为计划排在计划书上。我在洞二，夹在中间。上下每次爆破，都会震落我们洞顶的许多小石头，腾起巨大的尘幕。在彼此打穿之前，各方各自独立，很少往来。这种独立持续到很久之后的第二年八月。
五月半，库斯拉甫的小白杏熟了。
我不知道小白杏熟了，甚至不知道库斯拉甫有杏。消息是拉水的维吾尔族司机告诉我们的，那一天，他从叶尔羌河拉回一车生活用水，顺带捎回一兜小白杏，给大家每人分发几颗。到这时候，我共去过镇上两次，一次是来的那天，也是顺便路过，一次是三月初，去给家里打电话，打四元钱一分钟的卫星电话。农历三月的库斯拉甫已经很热了，指向天空的杨树又直又壮，树枝和叶子都绿得夸张，杨树围着镇子，像高大的院围，已经落光了花的杏树就在杨树下面，不仔细看，看不到它们。给家里打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想家了，人在外面久了，总会想家。比较起来，想家比家本身要美好许多，因为想家，人活得多了些滋味，在一年一年的想家里，我们活过了一年又一年。但电话费太贵了，一分钟相当于吃掉半盘拉面或一个鸡腿。我走在街上，不停打着腹稿，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不说什么，要一一理清，因为低头思索，好像什么都看见了，又什么也看不见，包括杨树下无边的杏树，当然，主要的，除了花期和果期，它们也没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天晚上，刘师东在对讲机里对我说，有空下来吃杏呀。我问哪里来的杏，他说下来就知道了。
第二天正好矿上没有柴油了，要到阿克陶县城里去拉，来回七八百里，要一天，矿上就放假一天。没事可干的人们就坐在洞口吹大牛，虽然早没有什么新鲜话题了，但旧话里总能说出点新意来。还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没有桌子，他们就把一扇蒸馒头的笼屉放在腿上，四个人的腿正好充当了四只桌腿，打得四平八稳，津津有味。我下山，去找刘师东吃杏。
刘师东在门口接着我，说：“今天咱们尽饱。”我以为他屋里放了很多杏，就有些迫不及待，到了屋里，空空荡荡，一个没有。他说：“咱们去杏林。”我才知道，得去镇上摘杏。
我们骑上摩托车，刘师东驾车，我坐后座，一路如同闪电。摩托车是拉水司机的，平时就放在刘师东屋外，让他看管，只有刘师东可以随便骑。若干年后，我自己有了几辆摩托车，才知道进口家伙的好。这是一辆纯雅马哈。路有时是河，河有时候是路，彼此交替，这里原本没有路，因为车走得多了久了，小河也变成了路。河水实在是太清澈了，天空和白云倒映在浅浅的水里，像没有了路，像我们跑到了天上。刘师东说，别看好看，苦着呢。我才想起来，为什么工队要到叶尔羌河拉水吃。
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镇上，我们把车停在一片杨树下，去摘杏。杨树林外面是有些名气的叶尔羌河，此时，它的涛声如雷贯耳，开始有人游荡在河边寻找玉石，玉石来自上游的喀喇昆仑山，一些流水带它们到了这里。河与杨树林之间夹着大片杏林。杏正成熟，金黄金黄的，和杏树叶子比着稠稀，争着色彩。我说，能随便摘吗？刘师东说，随便，这片杏是老塔家的。我知道，老塔就是给工队拉水的司机。
小白杏真甜真香，这个甜和香，比李广杏浓烈，但一点也不张扬，空气里闻不到它们的气息，只有咬一口才知道。它们的浓烈在杏肉里，杏仁里，在人的嘴巴里，藏得很深。那浓烈的香甜一直延伸弥漫到肠胃深处，仍不休不止。
刘师东爬不动树，一爬树就气喘，他负责在地上收集。我说，为什么老是喘，老咳嗽，得去查查。刘师东说，没事，又喘不死人。我想到了爆破行业的职业病尘肺，但很快又在心里排除了，刘师东虽然跟着矿山跑，但他并不接触粉尘，他的工作在洞外。我说，还是查查好。他说，找个机会查。他说的机会，是免费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散兵游勇般东征西战的我们来说，几乎没有。
肚圆兜满，刘师东带我去找老塔。找老塔也不是有事要办，也不是想念他了，就是无聊，一些时间和精力没地方打发掉。
这是个纯维吾尔族小镇，纯到街上没有一个汉人。刘师东会一点维语口语和手语，我发现他有很多能力，其中之一是现学现卖，而且惟妙惟肖。我们逛了一家又一家商店，街上最多的就是商店，似乎每家都开着商店，至于卖给谁，不知道。没有哪里人比维吾尔族人骨子里更喜欢做买卖，大概一方面是生存所需，一方面也是身份象征。小商店都很小，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柜台都是石头砌的，上面搪了水泥，没有进出设置，老板进出要翻越它们，他们个个身手矫健。每家商店都有玉石出售，翠绿色的、白色的、黑色的石头堆在地上，价格为一百到五百元不等。我们都不懂，但装作很懂，用手掂掂，用嘴吹吹，吐一口口水在上面再擦拭一下。街上走过的女孩子美到惊心，一律头巾遮面。有一个女孩子对我们说了声你好，她大概对突然出现的两个异乡人很好奇，我猜想她也只会这两字的汉语发音，那声音清脆玉润，含着害羞，礼貌的问候让我们感动。我们买了十个馕，去老塔家。
老塔家在街尽头，杨树林在这里戛然而止，再往前，就是喀喇昆仑山，不远的山上有一处小煤矿，冒着白烟，据说它已冒了几十年。据说从这里可以去往瓦罕走廊，而且很近。有一些冒险的人，从这里沿河出发，去寻找玉矿。关于他们，关于玉石，有很多故事，有些故事惨烈，有些故事美好，它们常常让我产生上山寻玉的冲动。
老塔在加工一块玉料，用角磨机切割一块石头，他说里面藏着好玉。石头很硬，角磨机动力很小，火星四溅。除了一张占去了三分之一房子空间的大土炕，屋子里似乎也没有别的，他的女人光着脚在屋子外面打馕，馕坑像一个炭窑，女人像个烧炭的工人。馕真是个神奇的东西，经久不坏，一坑馕能吃两个月，所以在真正的维区乡下，只见吃馕，少见打馕。老塔算见过世面的人，因为开车到处跑。他想让石头更值钱一些，现在他想切开玉石外面的石头皮壳，但他并不擅长使用工具，搞得粉尘飞扬、满头大汗。刘师东说：“让我来。”老塔有些不放心，说：“你会吗，让玉露出一个角。”刘师东说：“没有我不会的，我是搞机器的。”说着就去伸手抢角磨机。角磨机上的切片高速转动着，像小小风轮，发出嗡嗡声。老塔没有关掉它，就递过来。在接过角磨机的一瞬，我看见一根指头掉在地上，大拇指，刘师东的。它在地上跳动不已，像一只虫子，更像一只被砍掉的蛇头，才离开身子，离死亡还远。
我们到了医院，挂了急诊，刘师东很快进了手术室。一路上，他一声不发，拼命抽烟，烟由我点燃，一根接一根插到他的嘴上。他左手拼命攥着右手的伤口，但仍然血染车座。据说这一路每天会发生几百次地震，因为震级低，人没有感觉，但石头有，所以石头会莫名其妙地从山上滚下来，挡在路上。这一次，我们很幸运，一路无阻。在翻过一座小山时，我看见叶尔羌河在这里的山脚处拐了一个美不可言的大弯，河水蓝得像一面毛玻璃，滢光闪耀，它们像没有尽头的流水线，一批滑过去，又来一批。靠岸的地方水浅一些，沙石白亮，流水在细沙上摩挲，像薄薄的月形刀口。在光秃秃的百里河岸，突然现垂柳依依。
刘师东终于等来了他说的机会，做肺部CT。不是他要求做，是我强烈要求的，如果错过了，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自己花钱去做。片子很快出来了，对于刘师东，它的结果比少了一根指头的打击还要沉重，胶片上左右肺叶像两块墨玉，上面星云点点，沟壑纵横。医生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问刘师东干什么工作的，刘师东说开机器的，医生问开什么机器，刘师东说柴油机。医生想了想说，这就对了。刘师东愣了一阵，缓过来，说：“狗日的烟尘，这么厉害！”
我的思绪飘回到童年时光，小时候家里有两间卧室，两间卧室间有一道厚厚的土砖墙，墙上方有一个孔洞，孔洞里有一盏煤油灯，在天黑和睡着之前，灯会被点燃照耀两边的房间。夜深了，大人喊，把灯吹掉，我或弟弟会光着屁股起来跳跃着把灯吹灭。上小学时，有写大楷的课程，习写毛笔字。我没有钱买墨汁，就把墙洞上左右两边的烟尘刮下来，用水和一和，可以写大楷。刮过了烟尘的墙壁那两块地方，又黑又亮，像瓷器一样光整，原来的泥巴砖面被掩盖掉，像黑色瓷砖的一部分。我想象刘师东现在的肺叶，就是那两边黑色的瓷面。
2019年，农历十月的小阳春比春天的天气更晴好，金阳遍地，山色还绿得硬朗。我到了毛园。
地理上很多地名叫得没有道理，太随意，名实遥远。毛园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宽敞的地方，与园字挨不着边。它就是被大河豁开的一条大沟，人烟像树叶一样随意撒落在两岸。毛园没有自己的河，一条大河来自上游的峡河、八盆河和峦庄河的汇集，而三条河里，以峡河为主打，从地理上，也可说，毛园是峡河地界的延伸。三条河的汇聚，在这里诞生了足够的气势，这里的人们深受河水之害，所以至今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
十月的毛园庄稼尽收，但玉米秆子还竖在地里，它们要一直竖到来年开春才会被砍倒。像峡河一样，这里早已没有种冬麦的习惯，一年一种，只是为了不让土地撂荒。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十年，这个时节的地里，初出土皮的麦苗该嫩绿得多么放荡。
一路上，很多人在夹柿子。他们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站在树顶。竹竿的前端有一个开口，开口的深浅和松紧程度正好可以夹断柿蒂上的细枝而不使它掉落。就这样，竹夹出出进进伸伸缩缩，吊挂在脚边的竹笼一会儿就满了，然后，一根长长的绳子把竹笼下放到地上，最后送到烧酒作坊，成为酒液，用来刺激和麻醉生活。这样的工作一般由妇女完成，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她们花花绿绿的衣服被风吹动，与红艳艳的柿子形成说不出的默契和映照。
这样的妇女里，一定有一位是刘师东的女人，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她在哪棵树上。树下的哪堆新土，埋着她的丈夫。
对于刘师东，我并不知道太多，就像我并不懂得烟尘，虽然十六年矿山生涯里，我的几乎所有工作场的动力都来自它们推动的机器。
我看见芦花从河流上头一直铺排到河流尽头，它们轻盈浩荡，又低眉顺首。河水左边的山坡上，一片新种的茶树，长势茁壮。它们都是看不到尽头的日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