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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地缘上，我与商州这座小城基本没什么关系，但因为一些人生变故，又与之产生着扯不断的交集，而在行政版图上，它一直是辖治我家乡峡河的地市级首府，这层若即若离的关系，像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
我老家峡河在莽岭与伏牛山交接地，我从小记忆最深的山，是遥望可见的黑牛崖而不是秦岭，那里是山猪北上的断头处。冬天里，持枪的猎手在这里守株待兔或敲山追击，到了这儿的山猪很少有逃掉的，逃掉了，就进入了莽岭，莽岭向西连接着茫茫秦岭，那是它们的另一片生栖天堂。商州城北边的龟山自金凤山逶迤而来，它是秦岭最有内容的枝丫之一，拥大半个商州城入怀。据说，著名的“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就由金凤山起，蓝田关在地理位置上已接近关中，地势要比金凤山缓和许多，让马难前行的大雪也应落在商州至金凤山一带。峡河距商州三百里，在山区，这是称得上遥远的距离。
我十八岁那年春天，坐了敞篷的汽车第一次到丹凤县城，据说到商州只有一百里了。那时候小，没见过世界，虽然眼前一切都是新的，有一种萌动又有一种慌恐，也只有心向往之。二十岁那年写了个古装剧本《桃花渡》，投给商洛剧团的陈正庆先生，他编剧执导的几个戏剧当时风靡中国。他给我回了信，让去州城谈剧本，想想路途迢远，来回要花二十多元吃住和路费，也只有放弃了。后来，出门远行，我无数次路过商州，看着它由乌压压一片大农村日渐变成现代都市，像一只转动的魔方。但也仅是路过而已，像今年路过去年，左边路过右边。
2002年，在灵宝朱阳镇王峪金矿打工一年，工资也拖了一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技术工，收入让人欢心。到了年关，包工头与老板因矿石品位纠纷久峙不决，工程款死活无法结清。包工头是老家镇上人，与我沾一点亲戚，他对大伙说：“这事不打官司不行，大家谁也不能退，后退了谁也别想结清工资。”在矿山下的小旅馆安顿了工人，拿起账本，他带我来商州城里找政府里的熟人帮忙。
在商州城里，我们辗转了一天，北风吹龟山，吹纵横迷茫的街巷，在清冷的一条巷子里，我们吃过三顿手擀面，到底也没见到那位熟人。天黑时分，在黄沙岭上，回看州城万家灯火，清楚它与我们本无关系，也不会再发生关系，一股悲苦涌上心头。我们狠狠撒了一泡尿，心里说：“别了，商州！”我们有各自的悲愤，我的悲愤是，半年的工资泡汤了。
与商州再次发生交集时，我四十四岁。
那一天，在南阳一处矿山的工作采场，耳朵突然什么也听不清了，只看到钻机消声罩喷出的雾气笼罩整个采场，仿佛是它把声音吸掉了。出洞口时，看见工头老婆的斧头高高举起，无声落下，她正奋力为厨房劈一堆柴火。我给爱人打电话：“快带五千元钱，我们明天商州见。”我听见电话那头，她的声音近于蚊吟。
在商洛人民医院，一住二十二天。主治的医生说，耳聋病，基本没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不想当死马，还有数不清的矿山工程等着我去干。我要积极治疗。
时序正是四月，金凤山的野桃花已经开败了，还有说不出名字的各种野花开着，它们或红或白，或浓或淡，星星点点又成片密布。在十八楼神经内科病房，我一眼就看见了它们。每天早晨看见它们开了，每天黄昏看见它们隐没或凋零，它们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对于季节，它们在完成自己，而我，在打发苦闷的命运。若干年后，在喀喇昆仑山脚，每天看对面山头雪起雪融，觉得命运真是一个轮回往复的怪圈。
商州是个多寺的小城，金陵寺、大云寺、西山寺、松云寺……据说商州城周围有八大寺庙。它们环绕四周山头，成为山岳的一部分，朝朝暮暮，没有哪双手能将它们挥去。凡寺庙，都有故事，我不知道它们的故事，我还知道，众多的香客和游客与我一样无知。也许，正因为无知，才有了香火的延续与传远。信仰，与穷苦有关，也与富庶有关，归根处，是因为此身无可相托，从建修者、膜拜者，乃至无关者。
治疗期间的第五天，爱人回到了乡下，继续侍弄那一亩三分地。这二十二天里，我一个人除了在病房，就是在街街巷巷间转悠。从北新街到沙河边，从龟山断口处到黄沙岭，我贯穿了它的东西和南北。商山自古名利路，历史里，北上与南下的学子商贾们在这里相遇或匆匆交肩而过，各奔仕途与商途。但时光轮转，随着火车南线的开通，丹江水路的衰落，这里早已冷落不复旧亭台，偌大的城市，其实是清冷的，人们并不拥挤奔忙。久了，我发现，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物产与饮食的城市，比如冒菜，来自山阳，比如豆干，来自黑龙口，而青茶，来自陕豫交界的商南，要说物事，只有十分微妙的商州方言，那相似又相异于关中方言的语气与语速，那粗硬与生动。
据说沙河里有沙金，据说多少年前，沙河曾是热闹的淘金场。我查过资料，在秦岭商洛段，并没有出现过大型矿脉，没有源头，沙金从何而来？但有病友说，若干年前，沙河确实淘出过指头大的金块。唯一的解释是，地理有太多的无解之谜。几年后，我曾骑摩托车沿丹江游走，幻想那“大河拐弯处有金沙现”。
二十二天，我的听力恢复了一半，我带着一半的听力，再次下了南阳。
三年前，爱人说，乳腺经常痛，下南阳去查查吧；两年前，爱人说，它好像加重了，去西安吧；今天，我们到了商州。
时光如幻，我们都已白发丛生，而商州城更加蓬勃。它的年轻看见我们的年老，它的繁华见证我们的凋零。依旧是小城唯一的三甲医院，依旧是同一住院楼，不同的是由昔日的十八层上升到十九层，神经内科转换到乳甲科。
一番化验、检查之后，我们住了下来，等待手术。这是段让人忧愁无聊的时光。
商州城向东向北又铺展了数公里，楼群又向天空占据了无数空间，昔日鹤立鸡群的住院楼在同类围剿挤压下不再一枝独秀。物非人改，所有的一切，都变化得令我不敢相认。
在院前一街之隔的小吃城，依旧挤挤挨挨，充满了烟火气。我们再次见到来自宝鸡的饭店主人老杨。老杨已显富态，不见富态的是他的爱人，一个小巧的甘肃女人。他俩竟还记得我和爱人。
我们坐下来。店铺差不多都已打烊，只剩几家还开着。看得出来，疫情两年来，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餐饮业，门虽然都还开着，从业者与食客却都没了心气，最明显的是，厨柜都是空荡荡的，拼盘已从人们的点餐需求里下架了。餐饮是一座城市的活字书，从中可以读出无数内容，甚至过去与未来。显然，这座城市也在凋落它身体的某些部分，膨胀只是形体。不独商州，整个北方似乎都在面临相同的境地，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和问题，似乎并无答案。我们要了两碗岐山臊子面。
面端上来，老杨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臊子没多一点了，给你们加了鸡蛋，不知道好不好。”老杨一边忙，一边告诉我们，再干一年，他们就回老家了，在老家盖了新房子。他摸了摸头，突然说：“呀，在商州十年了，嗯，十年亲疏两茫茫呢！”
老杨两口子坐下来，晚上九点半了，小吃城差不多已清场，清洁工开始打扫卫生。来这儿吃饭的主力不是病人就是陪护的家属，老杨当然猜得出我们此刻的身份。我看得出，他是有意陪我们说话，想要让我们解脱什么，变得释然一些、轻松一些。我们彼此都是异乡人，在这个异乡的地方，其实也没话可说。
老杨说：“我其实一开始不是开饭店的，是吹唢呐的，就是在红白喜事上吹喜吹哀的。十五岁就开始吹，开头跟着班子往西吹，吹到天水、通渭、陇右，差点吹到兰州。那边的人更能吹，吹的曲子也不一样，那边是秦腔的发源地，日子苦焦，吹得烈也吹得苦，吹的都是血肉心肺。我们感到吹不过人家，就掉头往东吹，我吹到了商州，有人吹过了黄河，吹到了山西。”
我说：“你走错了地方，商州人不听唢呐，你应该往河南吹。”老杨说：“你说得对，因为走错了地方，我改了行，开饭店。人说，生意做遍，不如饭店，吃饭是人的一等大事。”老杨的女人插话说：“饭店开张那天就是他吹的迎宾调，来的人很多，都没看见过小饭店开张还请乐班子的，生意一下就做起来了。”
老杨说：“有一年，有一对新疆父子，在这里医院看病，父亲得的是很不好的病，医生对儿子说，吃一顿是一顿，你爸愿吃啥就让他吃啥。儿子满商州城给父亲找拌面，找到哪儿也没有，找到了我这里，他问有没有，我说有，其实我这儿也没有。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有关新疆吃食的纪录片，里面有拌面的做法，我用回忆加想象给他做了一份拌面。老头子吃着我的拌面，走完了最后的时光。死后就葬在了东龙山，本来要回新疆安葬的，但老头说，有拌面的地方就算家。”
回来的路上，爱人说：“老杨两口子和他们的臊子面一样好，我们明天还来吃！”
我听见了她的话，点点头，同时又听见了另外一个声音：
九尽花开春又来
可是又一载
…………
蝴蝶儿双双飞墙外
鸿雁飞去紫燕来
…………
这是豫剧《桃花庵》里的一段词，它由一只唢呐发出，无声，又声音无限，铺排向商州城漆黑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