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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露荏苒，日月如捐，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
1997年12月27日结婚，四天后，日历就翻到了1998年。确切地说，我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从1998年开始的，无论对于二人世界还是二人之外的世界，这都是一个开始之年。所以，关于1998年的家乡世界发生的种种故事，记忆特别深长。下面的故事，有些与我和我家有关，有些无关，有关无关的故事在一方土地和人群间铺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我记忆里的1998。
1997年春天，家乡所在地开始大兴撤乡并镇。
记忆里，云翻雨覆，村、组、社这些行政小建制的分分合合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次，是家乡行政版图最大的一次改革。上层规划，减少重冗的政府机构，减轻财政负担，有效整合自然、人口资源。城市的工厂和企业此刻也正大规模砸破铁饭碗，并购和重组。存在了近五十年的峡河乡行政机构撤并到人口规模更大更集中的桃坪乡，在行政建制版图上，峡河乡从此销声匿迹了。两乡并一镇，就叫桃坪镇。原两乡的党委和政府班子并到一块办公，其实是简政不减员。有几次去政府办事，看到长长的队伍，在食堂外排成一字长蛇，曲里拐弯的吓人一跳。
那时候，“再造山川秀美大西北”的口号才提出来不久，各项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只要能写上字的墙壁都刷上了一行行标语，白墙刷黑字，泥墙刷白字，崖壁上刷上通红的彩漆字，醒目又防雨。
多少年都不曾秀美的山川要秀美起来，标语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怎么办？修河堤和修梯田，家乡群众称之为“第二茬农业学大寨”。在交通信息资源都缺乏和闭塞的地方，也没别的事可干。与山川秀美不同调的事，干也白干。
那时候，南下打工潮已在家乡兴起一时，初中没读完的、初中毕完业的、高中读不下去的孩子们，背起行李，成群结伙地向沿海工厂进发，年龄稍长一些的青年和中年们常年奔突于河南灵宝秦岭金矿。老家距灵宝不远，半日车程，可谓近水楼台。
少青中们水一样往山外流，政府就感到很没面子，下乡开会，会场一片白头发，人数寥寥可数，讲话无人应答，干部很生气，感觉没把自己当回事。重要的是，秀美山川谁来造？
围绕矛盾，就有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如一场连续不断的折子戏，在一河两岸上演。
那时候，春冬两季，分别有两场会战，就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战天斗地改造河山。每个家庭成员每季不少于二十个出勤工时，学生和过了七十岁的老人没办法出勤，由家庭劳动力来承担，结果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出勤工时常常要翻倍。夏秋多雨，常常发山洪，修路补堤，植树造林，也闲不了。总之，那时候大部分劳动力的时间都花在了公差上。
不能出工的家庭要向村委会缴钱，谓之以赈代工，是对以工代赈政策的巧妙化用。每个工时出钱三十、四十元不等，视工程任务量大小而定。计算下来，没劳力可出的家庭一季工程下来出钱常在千元左右，它远远大过了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的收益。为了不出这份钱，打工者千里万里都得赶回来。
实在不想出工，那时候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购买城镇户口，当时还叫商品粮户口，有了这个户口，你就是吃公粮的人了，不用再出工差。记忆非常清楚，当时的商品粮户口五千元一人，且能快办特办。这是个吓人的数字，有经济能力的人家，咬着牙给家里的年轻人买户口，能买一个买一个，能买两口是两口。有了商品粮户口的人，再也不用顶风冒雪出工了，走在路上，头脚光净，让那些搬石铲土的人无限羡慕。
另一条就是迁户口，把本地户口迁到山外去，户口不在了，自然也就不用出劳动力了。山外有朋友、有亲戚的人，就把户口迁到那儿去，至于在山外能不能落下新户口，没人管。很多人的户口就这样悬了起来。有位姓康的人家，把家里老人的户口迁到了山西闻喜他大女儿家的村子，山西人不傻，为啥凭空要落一个人的户口？何况还是没用的老头，坚决不答应。那户口就一直悬空着。过了几年，老人得了重病，眼看无医，就回来了。死后，没户口，村里干部不让埋，要补交工程欠款，费了好大劲才入土。
1998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早，正月初五刚过，山茱萸花黄灿灿的就开满了枝头，地丁花也不示弱，来不及长高，就着地皮紫头紫脑地开起来。早醒的蜂们忙乱一气，在花朵和巢穴间画出条条直线。
新领导班子新气象，本季的工程是修建桃坪镇曹家沟河堤。
河水本无堤，在山里，自始以来，都是任由着它的性子流淌，所以才有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之说，也就有了河水常态与人生常态的真理般的比喻。人们都知道，人是没有和自然抗衡的力量的。最多，在河水泛滥的地方修起一个个龙王庙，让它们自己人管自己人。
严格说起来，曹家沟也不算沟，已经超越了沟的形式和规模，一条长长的河水从贾莲岭流出，先细细，而莽莽，最后汇入武关河，奔去了长江。在桃坪境内，这条河有六十里长，有名有姓又无名无姓，一段有一段的小名，一段有一段的脾气。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宽，有时窄，因势而赋形。
河堤工程选址在了曹家沟口。这是一段平缓区，人烟稠密，田地肥沃，最大的地块有三亩大，河水在这里画出一道弯月。人称桃坪镇的鱼米之乡，是姑娘们嫁人首选的地方。
工程规划修堤八公里，把弯月的一段拉直。为了完成这一规划，镇水利所专门派人外出考察、学习，据说借鉴了苏州河的当下以及历史经验。选址在这里，也有另一方面的考量。这里是通往邻县商南的要道，再远一点，是河南西峡、南阳。路上车多人广，锦上添花，视觉效果更佳。
镇政府成立了工程总指挥部、质检组、督战组、后勤组、外联组、新闻组，镇长亲自挂帅，共七十人，倾巢出动。要打造成一个样板工程、千年工程，交出一份再造秀美大西北的满意答卷。
督战组下乡，先礼后兵，很快组织起了千人大军。近千人摆在八公里长的两岸河沿上，无限壮观，宛如两道长城。十米一面红旗，红旗迎着一月的春风招展，益添壮色。
修堤，最重要的材料是石头。河床里的石头，经过河水经年冲刷，变得圆润而光滑，留下来的，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好家伙。但它们并不是垒石练的好材料，在没有水泥沙料黏合的条件下，石头需要“咬茬”，就是面与面的最大贴合。即便是这样，河里的石头几天时间就被捞得精光。两岸山崖上，能撬下来利用的石头很快也用光了。
县水利局提供了空压机和风钻，物资局提供了爆破材料。河堤工程之外，又添新工程：开山取石。
空压机和风钻，都是昂昂叫的好家伙，显然使用率并不高，奶黄色的喷漆完好无损，牌子也响亮：开山。全套设备由一辆三轮车临时承担工作中的来去运输。
此时，我和同村的春子在灵宝金矿苍珠峪某坑口学习爆破，他比我早一月到工队，算我的师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矿山打工，此前虽有多次矿山经历，但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那时候，使用的还是导火索引爆方式，用烟头把爆破工作面上的二十几根索头依次点燃。导火索喷出的火蛇状若烟花，常常把工作服烧出大洞小洞，把手指烫出水泡，这个过程惊险又刺激。工作面总是在我们转身飞奔出不远的瞬间轰然爆响，石块和浓烟紧追屁股而来。
有一天傍晚，我们接到镇工程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回乡参加建设工程，开山爆破。来不及结工资，当夜收拾了行李往回赶。
为不影响河堤工作进度，爆破被安排在晚上进行。大家下班时，正是我们上班时，而当我们顶着一头石头的白粉回家时，上工的铜号正在吹起。
爆破凿岩组共五个人，三人负责操作风钻在岩石上打孔，两人负责卷制散装的炸药成火腿状。前者在野外，后者在一个闲置的牛圈里。有时候，大家也换换工作。
乍暖还寒，这个词开始一定是诞生于初春的旷夜。到了夜晚，山风猛烈，把河水吹起薄薄一层冰来。从钻孔里流出来的石末被风吹得左右摇曳，像无所适从的花枝。细细的石粉飘散在空中，落在我们头上、地上、松树的松针上。
机器坚硬、冰冷，我们没有戴手套的条件和习惯，常常把手碰撞出口子。卷炸药时，炸药接触到伤口，像针扎一样。一沓沓《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新农村》被卷成筒状，填满炸药，再塞进炮孔，炸成屑状，成为这个春天空气的一部分。
导火索奇缺，为了节省每一寸导火索，我们总是把接触连接的雷管装填在炮口的位置，加上手工卷制的炸药密度不够，影响了爆速，爆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上千号人等米下锅，我们只有整夜整夜地拼命干。
由于石料供应不上，爆破组受到了指挥部的严厉批评。姓李的指挥长本是行伍出身，在艰苦的西北某边防口岸锻炼过意志和脾气。他发布训令：再完不成革命任务，就抓起来游街。
侯军说自己在矿山干过三年爆破工，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经验。操作机器东倒西歪不说，在装填炸药时，他用一根钢质的钎杆蛮捅，这是非常危险的，雷管受到撞击，很可能爆炸，如果带动炸药爆炸，结果只有可想而知的一种。
晚上下了点小雨，地上处处湿渍，石粉早早落下来，在地上铺出一片白茫茫的薄毡。点燃导火索的任务一直由侯军来完成。他精瘦、细高，手和腿都有速度。
上早工的铜号在对面的山上铺开来，像一阵雾，弥漫得满山满地。炮声终于凌乱地响起来。事后，小红说：“侯军拿着烟头怎么也点不着索头，勉强点燃一个，下一个又卡住了，点到一半，我说快跑，侯军还要点。我不干了，转身就跑，侯军又点了一阵才跑。刚转身没多远，炮响了，石头乌鸦一样满天飞，有一颗落下来，钻进了侯军奔跑着的屁股蛋里。”
在镇医院，医生从侯军的屁股蛋里剥出一颗石头，半个乒乓球大小，三角形。好在离骨头还有一点距离。
两条石龙在大河两岸艰难蜿蜒、游动，一天天长大。一场大雨浇过，像要飞舞起来。
这是父亲一生里，唯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河堤工程进入二月初，春光如泻，山桃花开始结出骨朵。二月二，龙抬头，万物都睁开了眼睛。已经到了种土豆的时节。人心开始涣散，有人下晚工后偷偷溜回家去，打起马灯下地干活，有人把自己家的木板做成床板，趁着夜色背去邻省的集市，换成零钱。人到底不是机器，第二天赶回工地时，不是迟到，就是打不起精神，影响了干活劲头。更有大胆的，挑粪埋种，要把土豆种下地才回来继续修河堤。
指挥长有些生气，对督战组下命令，把逃兵抓回来，游街。
李大有不是本地人，他是长安县人，也不是长安县平原上的人，他的老家紧挨着蓝田县的山区，秦岭边上。十五年前，经人介绍，入了本地一位死了丈夫的女人的门。入门时他已经四十岁了，女人多病，他也就没有亲生的孩子。前方的孩也不姓李，姓王，在兰州当兵。
五十多岁的李大有很勤快，前半辈子没名没堂晃悠过去了，总得把剩下不多的光景把握住。再者，不勤快也没有办法，家里就他一个能干活的，儿子远在千里，几年都不回来一次。还能指着谁去？
工地的石料供应不上，工程进度异常缓慢，每天在工地，心里急，也是干急。想着回家陪一陪老婆，她一个人在家吃饭都困难，就回来了。
这天早晨，他挑着一担木桶往河边走，那是一担漆木水桶，老李的手艺。当地的习惯，家里并没有用水缸的，吃完了一挑再去挑一担就是，反正离河也近。远远看着一群人向自己走来，他们骑着几辆摩托车，当时有摩托车的人还不是很多。近了些，看清是镇武装部袁部长，就是工程督战组组长，他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也认得的，只是叫不上名姓，他们天天在工地上巡逻。老李感觉不好，担着空桶就往回走。
不知怎么就动起了手。老李也当过兵，而且是侦察兵，后来给领导挎过几年短枪。几个人都受了伤，不过都是轻伤，老李受伤最重，脚脖子一根骨头断了。漆木水桶碎成了片，撒了一地。
断了腿骨的老李也没有被饶过，拐着脚，游了一次街，然后到医院打了石膏。
老李给老领导打了电话，老领导把电话打到了县里。当事人受到了批评，要求注意工作方式和尺度。受了处分的领导也窝了一肚子火。
这件事是一颗炸弹，埋进了很多目睹者听闻者的身体里，特别是我父亲。他身体里埋了多少炸弹，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忘了，都被岁月拆解了，只有这一颗最大最重，怎么也拆解不了。
1998年，父亲五十五岁。谁都有五十五岁，也没啥了不得的，但父亲的五十五岁有些憋屈。先是病死了一头牛，后来自行车又丢了。从此出门来去，只能靠两条腿了。
石练工程以组为单位，以户为单元，每户据人口多少分十米八米长短不等。最挨着父亲的一家人，小伙子才中学毕业，不大会干这个技术活，放上去的石头总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一天也是巧，正好质检组的人来到，指着一处要小伙子返工。小伙子犟了几句，这帮人动了手，要把他抓去指挥部接受教育。
父亲突然大吼一声：“你们敢动一下人试试！”
声音太高了，传出去很远，他有着唱山歌的嗓子。一河两岸的人一下醒过来，几乎同时吼起来：“再动下人试试！”那帮人傻了，一动不敢动，空气也凝固住了。
指挥部的车开来了，又开走了，所有的领导都来了，又走了。毕竟，这事说不出谁对谁错。毕竟，事情可以由复杂变简单。
这一天，整个工程停工一天。父亲只是在黑板报上被写上了名字，受到通报批评。
父亲对家乡建设充满了热忱。所有的人都一样。
1998年7月18日，峡河发了一场百年一见的大洪水，暴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桶伸出去，收回来，就是半桶水。大雨封门，屋里的人们尿送不出去，都尿在了屋檐下，被雨水带去远方。
雨住了，两边山上，像群牛被剥了皮，都是泥石流的痕迹。河里的草、柳树，河边的庄稼地，都不见了。有些地方凹下去，有些地方突了起来，一些大石头也不见了，有一些被挪了地方。不知从哪里来的树木，横七竖八堆了半河道。雨住得猛，水也消得急，它们被搁浅了下来。
那时候家里只有三间土坯房，我还没有与父母分过，人都在时，屋子就显得更拥挤。晚上睡不下，父亲就在牛圈顶上铺了竹帘，支了张床，牛整夜反嚼，呼哧呼哧，父亲整夜睡不着。全家都意识到，无论如何得盖房子了。
满河的木头正好派上用场，比从山上伐下来省事多了。那时候林业政策紧张，墙上有标语写道：“你砍一棵树，就是砍下未来子孙的一颗人头。”山上的树长得狗都钻不过去，老死的树倒下来，架在别的树枝上，下过雨，长出木耳或猴头菇。即便这样，盖房的木材指标就是批不下来。
我和父亲都有一身好力气，那时候才从外面引进一种手锯，叫扒扒锯，轻便锋利而高效，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没半月，院里木材就堆不下了。松木、椿木、青岗木、橡子木都有，粗细长短齐备。父亲用他的木匠经验计算了一下，三间大房的木材已经绰绰有余了。
接下来的事是修房基。无基不成墙，无墙不成房，地基是基础。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达到了一定人口的家庭，可以先修房后申请地基审批，地基批复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而青春的女儿或儿子的成长不等谁。这是地方规则人性合理的一面。
建房基和垛墙的过程虽沉重却简单，漫长平常得构不成记忆，如同每日不值一提的三餐，真实简单得仿佛不曾发生过。有些记忆的是关于上梁的事。
那时候建房特别讲究的是房梁的木材要三椿，即香椿、臭椿和旺椿。香椿和臭椿易得，最难的是旺椿。旺椿树山上并不缺，缺的是好材料。这种树，百棵难有一棵成材料，不是太弯，就是烂心。费了好大劲，终于从老鸹顶上找到了一棵，脸盆粗，壮而直。
那时候杨师傅还在，他是河南南阳人，在这里落了户，是父亲的搭档。他是木匠中的极品，粗细不怵，能画会雕。这天，我们请他给主梁雕龙凤图案。
左龙右凤，栩栩如生，像要飞走，又像被什么绊着。雕完了龙凤，该上的材料已经组装就绪，木架立起来，白亮闪闪，庄重又壮观。给同行干活，匠人们特别用心，每一件木头都刨了光。
杨师傅坐在大梁上唱起来。他有这个悬空的胆量，也有这个特权，十里八乡的主梁龙凤图都是他雕的。在老家时，他是家乡剧团的主角，能生能旦，能弹能拉，特别是一手二胡拉得人回肠九转。这回，他唱的是曲剧《陈三两》选段：
陈三两迈步上公庭
举目抬头看分明
衙门好比阎罗殿
大堂好比剥皮庭
可怜我青楼苦命女
今日落入虎口中
放大胆我把公堂上
问我一言我应一声
…………
他两腿骑绞在大梁中央，距地面高有三丈，花白头发和滑稽的大红秋衣被风吹得起起落落，像要飘走。这是一出苦情戏，在今天这个喜庆的场合并不合适。这一刻，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怎么也停不下来，越唱越起兴，越唱越高亢，唱得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峡河在山根流淌。山上的杨树正提前黄着叶子。晴空瓦蓝，白云东渡无息。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四。十天后，杨师傅真的走了。
房子被罚款四千元，理由是没有木材指标。
镇林业管理站的年轻人也知道木材的来历，但怎么解释也没用。没有审批指标就是盗伐林木，不抓去坐牢已是手下留情了。
全家头一次开了一夜会，寸肠纠结，最后一致决定：送礼。
第一个被送礼的对象是镇党委书记，他是一把手，只要他一句话，一切都好办了。我和父亲出马。
刘书记的家在县城的一条窄窄的巷子里，问了半天，才找到那副铁皮大门。春节贴下的对联因日久被风雨剥蚀得字迹模糊，与鲜红的大门漆彩对比反差鲜明。刘书记在镇上没有回来，他的爱人，一位扫马路的清洁工正拿着扫帚回来。听说我们从丈夫工作的乡下来，很热情。她戴一副眼镜，门牙少了一颗，说一口甘肃味普通话。
我们带来的是两盒茶叶，叫商南青茶，为了不过于醒目，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茶叶出自邻县的试马镇，在方圆左近有些名气。每年采摘季节，家乡的妇女孩子们全体出动。
饭桌上，我和父亲忐忑不安，一碗面条都没吃出味道。
说明了来意。书记夫人说：“东西你们带走，话我一定传到。”父亲说：“一点意思，不收下，我回去咋吃得下饭？”最后，茶叶放下了。
几天后，茶叶被原封退了回来。送来的人放下茶叶，没有一句话。
被送礼的对象接下来是林业站长。他掌握着执法罚款权，罚款多少他说了算。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和打击，这一回更加心里没底了。父亲说：“算了，你去，我不去了。”我说：“最后一次吧，成不成最后一次。”
站长是一位年轻人，几天前已经见过了。我们没有去他家，去了他的办公室。这一回，我和父亲什么也没带，因为根本不知道带什么东西。
站长说：“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什么也不用说，说啥也没用。告诉你吧，镇里财政吃紧，工程欠的材料款都没着落呢。”我知道，他说的是河堤工程。
回家的路上，父亲不说一句话，只是叹息。最后说：“算了吧，把牛卖了。”
家里现在有两头牯牛，它们是一对，耕田扒地时，正好配合劳动。黄泥地板硬，又有坡度，一头牛无法把犁拖动，拖动了，也翻不出深度。两头，又常常难以配合，黄牛顽劣，性子倔强。黄牯和黑牯是多年的搭档，从不打架，像亲兄弟。
自我有记忆始，家里就一直养着牛。老旧的牛圈几经翻修，从草顶到瓦顶，从石槽到木槽。那碎石斑驳的屋脚就是见证。父亲常说：“你爷爷一辈子日子不好，啥也没留下，就留了几头牛。”
每年霜降时节，父亲在前面扶犁催牛，我们全家在后面撒种撒肥，天地苍黄，一切无语而忙碌。核桃树的叶子从树顶像乌鸦一样落下来，覆盖在新鲜的麦垄上、地坎边。
我们的家族史，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两头牯牛，牛贩子给了四千元。仿佛商量好了似的。
这是我们家喂养的最后两头牛，也是我们村最后的两头牛。从此，我家养牛的历史就断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老家，我再没有见过一头牛的影子。
牛嘚嘚地走在通往山外的路上，它们无事一样，欢天喜地，不时顶碰一下对方的头，不时啃一嘴路边的树叶或青草。父亲跟在后面，突然哭了。
完成了冬季工程，已是腊月二十三。
天空落下一场大雪来。密密匝匝的雪花落下来，在空中先是斜斜地飘飞，后来变成垂直的降落，雪子打在脸上，有些生疼。深冬季节是没有鹅毛大雪的，鹅毛大雪只发生在还不是太冷的初冬或者已经冷过劲的初春时节。
家家户户开始准备过年。高粱的皮还没有剥下来，蒸馍的面粉还是麦粒，猪还在圈里，柴还在山上，积攒下的事太多了，忙不过来。
我和春子商量着去矿山。矿山最好的挣钱机会不是春天，不是夏季，也不是冷暖适宜的秋天，是人员大轮换的过年季，所谓钱财绝处求。老板从矿上打来了一遍又一遍电话，工人们病的病，逃的逃，他急得死去活来。
爱人身孕已有八个月，大肚出怀的，到了春天，孩子就将出生，等着一大笔钱花。而春子家的女儿小玲，也定在来年四月出嫁，还差着一笔嫁妆钱。
家乡至灵宝要在县城转车。峡河至县城也没有直达班车，要在镇上转。这样一段一段转下来，要花很多冤枉时间和车费。有一种车可以直达矿山，就是后开门的吉普车，我们叫它大屁股。大屁股吉普力大无穷，也烧油厉害，所以票价很高。它一次能乘坐十四五个人。准确的叫法不叫乘坐，叫码，就是人像石头一样码在一起，胖瘦高矮搭配，不留一点空隙。大屁股吉普逢山越山，逢河蹚河，能节省路途和时间。它走的是小路。
八小时，终于到了陈耳。陈耳是洛南县的一个小镇。它是陕西通往河南灵宝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的方向，要在这里下车，翻越高高的秦岭。这是一条最近的路。
一座指天的高岭突兀在眼前，看岭头，群峰嵯峨，隐隐约约，有白茫茫的雪。凭经验，路程不近，已是下午四点，白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和春子背着行李，里面是胶鞋、工作服、换洗的内衣、矿灯、手套、零食……背包沉重。
这是华山以西秦岭的又一道主峰，山坡上，草木倾斜，不远一段就有一个坑口，铺着蜿蜒的铁轨，铁轨在坑内灯光的映照下，向山体内延伸，不知道伸到了什么地方。它们像两根长长的吸管，矿车、工人、混浊的流水，从吸管的一头流出。
成群的骡子，从山上驮着矿石往下走，矿石沉重，把它们的腰身微微压出凹形。小路被长年如日的铁掌开凿出一条深槽。槽内泥泞，无法下脚。从山下向上的骡队驮着各类物资，也驮着人。它们在相逢处，会各自让道。稍稍碰撞，负重的一方都会猛然趔趄一下。
终于到达岭头了。岭那边是河南地界。
残阳把最后一抹余晖涂在我们脚下的小路上，也涂在我和春子汗津津的脸身。从此，它也将涂抹我们新的生活和新的故事。
眼前远远近近是一面面花白的裸崖，像从天上垂下来的瀑布。
我总是不自觉地回望过去，回望1998年。相比于后来十几年的矿山爆破工岁月，那些挟风带雨的漂泊生活，这一年的一切，实在算不上什么。可为什么总是回望？
我的父亲，2016年酷夏，在一片蝉鸣声中走完了草一样的一生。走时73岁。
春子，这位一块和着尿泥长大的发小，2008年死在了山西翼城铁矿，我去了结的后事，其间与矿主进行了一星期的艰难赔偿谈判。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故，发生的矿点在哪儿，至今都是一个谜。
当年镇里的干部们，如今大约都已退休了吧，在最底的基层，他们奉献出了汗水和整个工作岁月。无论成绩大小，都值得尊敬。
至于桃坪镇，2014年又撤并到了现在的峦庄镇，峦庄现在成为一个移民搬迁安置点，一个样板工程。有移民人口三千人，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经济中心。
化零为整，积薄成厚，更有效地整合、利用人口、自然等资源，这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方法，也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撤乡并镇对于边僻山村是一种必然的手笔。时间是一把尺子，成效正在显现。
1998，是我记忆口袋里无数钥匙中的一把，它普通而独特，一些门被打开，一些锁将永远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