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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满足公共建设需要，强制公民缴纳费用，以取得财政收入，这种现代税收模式，最早始于英国，在商业革命期间成型。
中古时期，英国国王被限定“靠自己的收入过活”。作为全国封建主的最高封君，国王也有自己的自营地，即王领。国王“自己的收入”，主要是王领土地收入。国王“靠自己的收入过活”时期，只能“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战争开始后，国王不甘心自己来承担费用，于是想法让有钱人来分担。亨利二世（Henry Ⅱ）为了获得收入，甚至发明了一种以钱代役的方法（有研究表明德国在更早的时候也实行过）：允许一部分骑士缴纳“盾牌钱”（Shield Money），以免除每年40天的军役。国王用这笔收入招募雇佣军，从而弱化对骑士的依赖。以钱代役法的推行使骑士得以脱离军职，成为专营农牧业的乡绅，进而蜕变为英国新贵族。该制度于1646年被国会废除。
1275年，“长腿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提出了关税，一开始主要针对羊毛出口贸易征税，后来扩展到了其他商品。到13世纪下半叶，地产租金和司法收入等王室传统收入已不到国王总收入的一半，另一大半来自关税和其他捐税，其中占了最大比重的就是关税。
随着对外贸易扩张和战争频发，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即使有王室土地租金收入、特权收入和关税收入，王室也入不敷出。伊丽莎白女王想方设法变卖王室土地，但依然做不到“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于是，政府只能增加税收。
因为税收的问题，王室和议会产生了激烈冲突。等到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当政后，他驱散议会，自任“护国主”，建立了护国公体制。为了应对财政危机，除了关税，克伦威尔开始征收消费税、人头税及财产税等新税种，这些税种构成了近现代税收的基础。其中，消费税影响最大。它原本只是一种临时性税收，没想到后来变成了常规税种。
政府针对猪肉、黄油、盐及酒类等商品征收的消费税，一度超过了关税，引起了社会民众的激烈抵抗，导致议会不得不废除它。为减少征收阻力，政府雇佣包税人来接管地方的消费税。包税人一开始是地方士绅，1668年起由金匠银行家来接管。到1671年，金匠银行家威廉·巴克纳尔集团控制了整个英国75%的消费税。1672年，英荷战争再度爆发，军费开支增加之后，查理二世想从包税人手中榨取更多的收入。1674年，财政部派遣审计员去乡村包税地区审查账目和凭证，在包税人的配合下，政府第一次弄清了消费税的精确数值，在数字的震慑下，有了自己直接征收的想法。1683年，消费税包税制寿终正寝，改由消费税税收委员会直接征收。近代专业税收部门由此诞生。消费税税收委员会取代包税人的同时，顺带“拿走”了他们富有成效的记账和征收管理经验。
社会抵制消费税的同时，英国政府还做了其他税收的尝试。比如：1664年查理二世时期的议会同意对土地征税；1698年，詹姆斯二世时期的议会批准对财产征税。自此，土地税成为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
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执政后，想改造一下自己的宫殿，苦于没有钱，于是她就想征收特殊的税收。结果，遭到议会一致反对，议会指责女王违反了国家法律，要求她自我反省。这是因为1689年推行的《权利法案》有明确规定，国王使用超出规定的金钱是非法的。
从1690年起，议会对政府的支出都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不能随意挪用，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审查，到安妮女王执政末期，财政部每年会先制定财政预算送交议会审查，专款专用。通过这种方式，议会取得了国家财政的控制权，但国家财政危机一直存在。
从1688年到1763年这75年间，英国2/3的时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战争，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英国攫取了大量殖民地，有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可日益高涨的军费使得国库日益捉襟见肘。为了应对战争引起的巨大的国家开支，政府只能发行国债，而滥发国债的后果就是“南海泡沫”。
罗伯特·沃波尔在平息了“南海泡沫”之后，采取了两项措施来缓解财政压力。其一是成立“偿债基金”，以偿付因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而积累起来的债务；其二是降低税率，通过维持低税率政策、避免对外开战来避开金融危机。比如，土地税减少了3/4，对每镑收入只征收一先令。关税也降低了，因此大量逃避关税的现象减少了。他制定的财政制度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效，使英国快速恢复成欧洲经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罗伯特·沃波尔的低税率和平发展政策，却为他树立了不少政敌。最终“耳朵战争”的爆发，让他失去了首相的位置。据英国和西班牙1729年签订的《塞维尔条约》，两国在北美洲殖民地不能有贸易往来，西班牙可以在它的殖民地领海范围内搜查英国船只，以确保英国船只没有违约。1731年，英国商船“瑞贝卡号”船长罗伯特·詹金斯控诉称，西班牙巡查人员借搜查洗劫了他的船只，还割走了他的一只耳朵。罗伯特·詹金斯的控诉，引起了开战热议。沃波尔多方周旋，希望不要开战，但1739年10月23日，英国还是对西班牙宣战了。结果出师不利，一败涂地，政敌趁机把这一切扣在沃波尔头上，沃波尔被迫退位。退位后的沃波尔依然有很大的威望，国王乔治二世仍经常向他咨询政事，沃波尔因此被称为“幕布后的官员”。
在罗伯特·沃波尔的幕后发力之下，1743年8月27日至1754年3月7日，英国迎来了另一位杰出首相——亨利·佩尔汉姆（Sir Henry Pelham）。
亨利·佩尔汉姆出生于一个高贵的辉格党人家庭，他的多位亲属都是辉格党的重要人物。
罗伯特·沃波尔下台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引人瞩目的约翰·卡特雷（John Carteret）勋爵将取代他的职位。卡特雷勋爵是罗伯特·沃波尔的主要反对者，也是北方事务大臣。事情的结果出乎人们的预料，亨利·佩尔汉姆当上了首相。
亨利·佩尔汉姆在罗伯特·沃波尔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财务改革，成功地将88%的旧债券（利率为4%）转为新债券（利率为3%）。对剩下的公债，先是由财政部将利率转为3%，又重新整合，交由英格兰银行集中管理。佩尔汉姆对政府公债的转化和整合，为之后七年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的借款打下了良好的信用基础。
整个世纪，英国的税收体制都伴随着国王和议会的权力争夺，最终以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议会掌握了征税权而告终，这直接推动议会成为英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也使得英国的税收制度逐步趋向合法、透明和公正，为现代英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