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以17世纪中国北方一隅为背景。确切地点是山东省一个名为郯城的县城，故事大半发生于1668年至1672年间。本书聚焦于当时当地那些非士绅阶层的平民身上：农夫、雇工及其妻子。他们陷入困境之际，没有官场关系帮他们应付，也没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可以倚赖。我在四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观察这些百姓：第一次涉及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第二次是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第三次是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第四次，是一名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选择逃离郯城的夫家。我称这些为“小”危机，是就整个历史记载的脉络而言。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这些危机至关重要，是他们的命途祸福之所在。

我力求让此故事保持乡村和地方色彩，因为前人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并非取材于特定一处，而是汇集了广大地理范围和漫长时间跨度中的各种证据，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将人去个体化。除此之外，当人们进行地方性研究时，往往并不聚焦于乡村本身，而是更关注本就有特色和名声的地区，例如当地出过多少才俊人物，或是当地曾爆发的叛乱之残酷、经济环境多样性和重要性，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复杂性。然而，郯城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它在17世纪没有任何杰出人物出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也十分稀缺。尽管多灾多难，民众却并未想到叛乱。

从历史中唤回穷人与被遗忘者的生活往往是很困难的。讽刺的是，尽管中国对州县历史的编纂周备详尽，大多数地方记录却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仵作验尸报告、行会交易记录、详细的土地租赁记录，也找不到各区域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登记册——正是这些资料让我们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有非常详细的了解。不过，还是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我在试图深入郯城世界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来源。

第一种是编纂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传统中国的县志通常遵循一种模式：由受过教育的士绅精英编纂，他们按顺序处理县史的一些主题，如该县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城镇与城墙、地方的官署与衙门、庙宇、土地与税收制度、地方名士与在职官员的传记（包括那些被认为格外“忠贞”或“高洁”的妇女）。若是军队、盗匪或自然灾害直接影响该县，也会被记载下来。《郯城县志》在内容或体裁上并无特殊之处，但对该县的民生疾苦，其描述写实而生动。这类方志中细节的丰富程度，往往与事件的发生年代与编纂年代之间的距离成正比。《郯城县志》编纂于1673年，这意味着，编者对过去几十年事件的记忆是严肃的平铺直叙；县志主编冯可参似乎也乐于编纂一部真实的凄凉记录，而不以怀旧或得体的笔触加以粉饰。

第二种资料是士大夫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撰写的一部个人回忆录兼县官官箴。同样，这并非什么新体裁。此类官箴从前就有，旨在指导官吏如何评估自己的职责，以及如何依个人利益与县内百姓利益行事（二者有相当一部分重叠，因为如果施政者因贪婪、愚蠢、残暴或无能而激起民愤，致使百姓抗争或拒纳赋役，知县将被重罚或免官）。整个17世纪，中国各地知县共一千四百人，他们都处境艰难。因为他们虽然拥有强大的地方管辖权，承担了地方上首要司法官、财政官及公共安全守护者的职责，但在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亦属于低级官员，上有知府，再往上是巡抚，再至京城六部及皇帝本人。此外，一套精密编纂的行政法典也在约束他们的日常行为，就如体量巨大的《大清律例》。它发展自明朝的先例，力图将所有已知的犯罪或越轨行为系统化，并规定了各类罪行的固定惩罚措施供上级长官参考。知县们也要对辖区内的一切失职行为负责。黄六鸿于1670年至1672年担任郯城知县期间，与同时代的在任者一样，也受制于此类约束与压力。但黄六鸿的观察力异常敏锐，注重细节，追求准确：他在撰写官箴时，时常会记述某起特定事件发生的准确时辰或（阴历）日期，以及某一特定交易或冲突中涉及的确切金额或参与人数及身份。这与《郯城县志》或其他同代记录中的细节相互印证。因此，黄六鸿并不满足于泛泛而谈；在官箴中，他以个别例证阐明自己对行政与法律的观点，而本书的核心部分正是取材于郯城县的四个案例。

第三种资料是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蒲松龄住在淄川县靠北，与郯城仅隔着一片群匪盘踞的山丘。他在西方世界并不出名，却是中国最杰出的天才作家之一。我发现他于17世纪70年代在山东地区从事写作，并于1670年和1671年经过郯城，于是决定以他的视角来填补冯、黄二人更套路化的历史和行政著作中的空白。虽然冯可参与黄六鸿意外引领我们深入郯城的一个重要领域——个体的愤怒与不幸，但他们无意探究另一些领域——孤独、性爱、梦想，正是后者令蒲松龄着迷。因此，我从他的众多面向中选取了三个来描述：山东记忆的记录者、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以及意象的塑造者，在最后这个身份中，他有时具有惊人的魅力。在我看来，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将这些人物及意象拼贴组合，我们才有可能从那个过往世界的其他资料中突围，更接近妇人王氏死前在睡梦中的所思所想。

因此，本书始于妇人王氏，自然也以王氏终结。数年前，我偶然在图书馆中读到她的故事，她引我进入郯城，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悲痛，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上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我至今仍不知她的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出整个清朝的境况，但我猜想应当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妇女和像郯城一样的县城，人们在这里忍受苦难，缴纳税赋，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我对王氏的反应幽微难言。于我而言，她就像是退潮时海水中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我怀着几分遗憾从浪涛中将它拾起，心知随着阳光蒸干水分，石头上的色彩也会逐渐褪去、消失。但这块石头的色彩与纹理并未消散，反而在我手中变得更加鲜明。我时不时还能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在向握持着它的血肉传递温度。

史景迁
蒂莫西·德怀特学院
耶鲁大学
197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