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健力士时刻

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他可能会被尊称为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爵士。受邀参加特朗普就职舞会的 20 年前，他内心渴望的终点不在华盛顿特区或者美国的其他任何地方，而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座音乐厅，它像一根枯瘦的手指一样在召唤着他。他打扮得如同知名舞台剧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一样，打着白色领结，穿着燕尾服。有人说，他的梦想是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一枚金质奖章。

“你会在医院的餐厅里听到，”他从前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一直在谈论诺贝尔奖。”

不过，对于那个世界或者其他任何世界来说，起点的大门都是一样的，一个实现他所有可能性的传送门。那个大门当时就在——现在也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巴斯市（Bath）的灯塔山（Beacon Hill）上。从伦敦搭乘往西开的火车，需要 90 分钟才能抵达巴斯，你可以在这里发现通往他童年家园的入口，以及他奔赴未来的出口。

这座大门不是栅栏门，这也不是汤姆·索亚的世界。 我猜，门框的重量就超过了一吨。门框紧挨着两根高达十英尺 的多立克柱和与之搭配的半露方柱，精心雕刻的檐壁横跨有多层凸起的柱顶过梁，仿佛是某个维多利亚时代陵墓的入口，或是古罗马大竞技场的侧门。这座大门彰显着财富、阶级、权威。大门的门楣上刻着：

希斯菲尔德（Heath eld）

这里的“希斯”指的是詹姆斯·希斯（James Heath），一位企业家，他发明了“巴斯轮椅”，这种精致的轮椅可以用人力或马匹拉动，很像一辆小型马车，车篷可以像敞篷汽车的车篷那样折叠起来。希斯用这项专利所得的利润买下了一栋建在崎岖陡坡上的别墅（不过，据说希斯本人从未在这里住过），陡坡的地下蕴藏着富含化石的冰碛岩，其坡度足以匹敌美国旧金山最陡的街道。这栋房子远眺着埃文河（Avon River）对岸淡黄色的巴斯市 ，这座由鲕粒灰岩建造的小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栋拥有六间卧室的石砌居所是一栋意大利风格的别墅，竣工于1848 年。地上有两层，供家人居住，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很宽大，屋顶是蓝色的，再往上是高耸的烟囱。地下的半层已经扎在冰碛岩之中，住在这里的是女仆和厨师。两个阶级通过暗藏的金属线相连，线的一端连接着壁炉旁的金属拉杆，另一端连着一个铃铛。到了 20 世纪中叶，这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已废弃不用，但你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存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韦克菲尔德一家人——两名大人和五名小孩住在这里，据说他们非常快乐。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住所，这里一片混乱，门框上吊着一个秋千，耳边不时传来小狗轻抓橡木地板的响声。但是，母亲布丽奇特·马修斯（Bridget Matthews）后来回忆，在这片混乱之中，她的二儿子——未来的“圣战士”像是一座象征平静和顺服的岛屿。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乖巧的，真的很听话，”她这样对我说，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急切想要解释的努力，“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你对他大喊，告诉他：‘你的房间太乱了。’他会看着你，然后说：‘妈妈，对不起。’他永远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说‘哦，我没时间整理’或者诸如此类的借口。你也就不想继续跟他唠叨了。”

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的父母都是医生，布丽奇特的父亲和祖父也是，也就是说，安德鲁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医生。如此良好的出身背景就算不能 确保 他取得伟大的成就，至少也能证明他的雄心壮志来之合理。在英格兰极其顽固的阶级文化之中，他永远都会住在楼上，拥有拉动金属拉杆的权利，而不需要去回应叮当作响的铃铛。

他的头号榜样是他的父亲——格雷厄姆·韦克菲尔德（Graham Wakef ield），一位出身名门、身材魁梧的神经学家，他在河谷对面的皇家联合医院（Royal United Hospitals）工作，一路晋升到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的上层——顾问医师 。在颅脑扫描技术问世之前，格雷厄姆就接受过脑医学的培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经历使得他的诊疗风格倾向于在发现全部事实之前就做出确定性结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格雷厄姆的诊断更依赖的是观察、询问和猜测，而不是医学检验。

神经科顾问医师是“众神之神”。查房过程是庄严的。“他会非常细致地询问你，”一位前初级医师 回忆说，“但是，他的目的从来不是羞辱你或是让你难堪。他会花时间认真解释。每位病人都像是为他提供了一次教学机会：‘这意味着什么？’‘损伤程度怎么样？’以及‘你认为是什么病因？’”

格雷厄姆是一位忙碌的临床医生，但也短暂涉猎过医学研究，曾在《柳叶刀》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 1969 年 10 月，格雷厄姆在三位共同作者之中排名第二，论文共有三页，主题是维生素B12 和糖尿病神经并发症。论文中有八名皇家联合医院病人的数据图表，在“附录”中又加上了另外四名病人的晚期情况。杂志投递到家里的那一年，小安迪 刚满 13 岁。

布丽奇特·马修斯（也被人称为“韦克菲尔德夫人”）是一位稳重的家庭医生（也称“全科医生”），说话直截了当，也经常出口伤人。她在伦敦西部帕丁顿（Paddington）行政区的圣玛丽医学院（St. Mary’s Medical School）求学时认识了格雷厄姆。她很有胆量，也很有耐性，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政府疏散到美国新墨西哥州。四年后，十岁的她与三位姐妹一起搭乘运兵船回到了英国。

“她什么都不害怕，意志坚定且性格刚烈，有种类似海盗的气质，”她的父亲爱德华·马修斯（Edward Matthews）在自己的孩子们远渡重洋避难之前，曾经这样警告在战争时期收容这些孩子的主人，“这种残忍的气质，掩盖了她的敏感。她可以想出最恶毒的评论，借此击垮自己的对手。”

但是，韦克菲尔德年少时期的偶像不止是他的父母。一棵更高的树矗立在希斯菲尔德。他的外公爱德华（他总是说“叫我泰德就好”）是皇家联合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他在家里专门留出了一个房间作为诊室。爱德华在圣玛丽医学院受训（跟他的父亲一样），在自己的女婿成为脑科医生之后，爱德华本人也变得热衷于讨论人类心智。

爱德华写过一本供男孩阅读的有 200 页的书，书名是《性、爱与社会》（ Sex ， Love ， and Society ）。此书出版于 1959 年，当时他已是花甲之年。用书中的话来讲，这是“探寻人类心智基础模式的一次尝试”，但他所谓的心智，绝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心智。在英国即将步入“摇摆的 60 年代”之时，爱德华在书中极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反对婚前性行为、卖淫、同性恋，以及女性“逐渐增强的攻击性”。

“导致千艘战船出动的，是特洛伊的海伦之美，”他在一段专题讨论中引用希腊神话解释道，“而不是她的言语暴力，也不是她的二头肌。”他将这部著作献给了自己的三个孙子——安德鲁、查尔斯和理查德，希望借此对抗他们那些消极无益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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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传承如此珍贵的训诫时，年幼的安迪还不到三岁。我们不清楚他长大之后有没有留心听从他外公的教诲。安德鲁·杰里米·韦克菲尔德出生于 1956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出生地点是加拿大红十字会医院（Canadian Red Cross Memorial Hospital），位于伦敦以西 40 英里 处，伯克郡的塔普罗（Taplow）附近。医院的土地由纽约阿斯特（Astor）家族捐赠，建造费用则由渥太华政府支付。英国深陷一战和二战的泥潭时，美国和加拿大出于同盟之谊捐建了这所医院。

安迪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是初级医师，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搬到巴斯市之前，韦克菲尔德一家挤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间小屋里，后来才穿过希斯菲尔德的雄伟大门，开启了一段宁静的生活。

安迪在当地接受教育，就读于巴斯市的爱德华国王学校（King Edward’s School），该校建立于 1552 年，是一所风格独特的贵族学校。在那里，安迪并未展现出特别的聪明才智。事实上，他的母亲曾经透露，为了追寻家人的脚步考进圣玛丽医学院，安迪在期末考试时补考了一次。“我不能说他的考试成绩很优异，”她告诉我，“事实上，他必须重考。”

但是，安迪在爱德华国王学校读书时展现了一个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天生的“领袖魅力”，许多人都会谈到这一点，这也为他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安迪有一种卓越的能力，可以赢得他人的心，这一点首先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安迪升上中学之后，当上了橄榄球队的队长。”布丽奇特回忆道。“随后，”她补充说，“成了班长。”

安迪进入圣玛丽医学院后的故事也是如此：学业平平无奇，社交能力出众。他再一次当上了橄榄球队的队长，不仅率领整支球队，还得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穿上了每个队员都梦寐以求的 8 号球衣。其他球员的位置都有特定的称呼，例如支柱前锋（prop）或者接锋（y-half），但安迪占据了唯一一个由球员号码决定的位置，有了“突袭者”的外号。8 号球员是冲锋型前锋，也是两队交锋中的核心角色，需要有强大的力量、体能、灵活性，并且毫不惧怕与对手的冲撞。

“他是典型的圣玛丽人。”圣玛丽医学院橄榄球队队史的记录者是一位脾气火爆的老人，当我打电话给他，想要询问安迪作为球员的真实表现时，他咆哮道：“你读一读莫兰男爵 的书就懂了。”

“好的，书名是？”

“《勇气的剖析》（ The Anatomy of Courage ）。”

“我知道了。”

韦克菲尔德确实有勇气，他也需要勇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两周一次的球赛上胜任 8 号球员的位置。在未来的 20 年里持续反对疫苗，就更需要勇气了。但是，以野心作为动力的勇气，也可以将一个人推入追名逐利的世俗之风，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赞美或责备，无论美名或恶名，无论喜悦或痛苦。他的人生有可能大起，也有可能大落。

他原本的职业规划是当一名外科手术教授，奉行“如果拿不准，就开刀切除”这类信条。外科是医学领域最自命不凡的分支，在英国，外科医生依然迷恋一种古老的中世纪传统——在名字后加上“先生”或“女士”，借此与内科医生使用的“医生”头衔区别开来。这种优越感源自现代外科开创之前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需要切除身体上的某个部位，你所爱的人会带你去找理发师。

“安德鲁一直都希望成为一名外科手术医生，”他的母亲告诉我，“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会缝补裤子，缝合处总是缝得很漂亮。他 一直 都希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想要从事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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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确实渴望取得外科教授的资格，如果他继续坚持学习外科，我也认为他会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当韦克菲尔德相继作为学生和初级医师仔细旁观过外科手术之后，他发觉即使是最英勇无畏的手术切割与缝合，也缺少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切除内脏会对病人产生影响，但韦克菲尔德的梦想远不止于此。

与手术刀和止血钳打交道的生活直到他 30 岁时才出现了裂痕。1981 年，韦克菲尔德从圣玛丽医学院毕业，在伦敦接受了一系列培训之后，他拿到了两年的奖学金补助，前往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接受训练。

在那个时候，多伦多综合医院的顶尖外科医生之争总是闹得沸沸扬扬。杰出的外科医生都在争夺第一名——进行全肠道移植手术，打败竞争对手，拿下外科医学界最英勇无畏的大奖。然而，韦克菲尔德此时却悄悄转向了实验室——他的母亲认为，这个变化“只是正常的发展”，实验室的工作让韦克菲尔德有了比移植器官更宏大的愿景：不只是改变病人，而是改变全世界。

韦克菲尔德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探讨的是水银电池中毒问题，他在八名共同作者之中排名第七；第二篇论文研究了老鼠的免疫系统问题，他在七名共同作者中排名第四。“他完成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外科教授赞恩·柯恩（Zane Cohen）在多年之后告诉《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他绝对不是一个邪恶的人。”

然而，到了 1987 年的某个时刻，希斯菲尔德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我将这个时刻称为韦克菲尔德的“健力士时刻”，追名逐利的世俗之风在这时第一次吹动他的心门。据我所知，关于这个时刻，韦克菲尔德只在公开场合提起过一次。当时，他接受了伦敦记者杰里米·劳伦斯（Jeremy Laurance）的采访，而我曾经短暂地与劳伦斯共用同一间办公室。

这个时刻出现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间酒吧中。根据韦克菲尔德自己的说法，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坐在那里，喝着爱尔兰人最喜欢的黑啤酒——他很孤独，想念自己年轻的妻子卡梅尔（Carmel），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后来扩展为一系列决定他一生的观点，引发了后续的那些故事。

当时，胃肠病学领域的圣杯是炎症性肠病。一般而言，炎症性肠病有两种——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后者将成为韦克菲尔德的主要目标。克罗恩病以其发现者伯里尔·克罗恩（Burrill B. Crohn）的姓氏命名，在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有了系统性的描述，这种病的病变有时会特别严重，甚至会导致胃肠道穿孔。但是，对于克罗恩病的病因，科学家们莫衷一是。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克罗恩病是一种自身免疫反应，或许是由细菌或食物引发的。

而在远离家乡的大洋彼岸，对着健力士黑啤细腻的酒沫，韦克菲尔德顿悟了。“如果炎症性肠病根本不是胃肠疾病，”劳伦斯记录下了韦克菲尔德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思路，“而是血管疾病，是血液供给受损引起的，那会怎么样呢？”

韦克菲尔德的想法远超常人，事实上，那是一个 史诗级 的想法。身在加拿大的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假设：炎症性肠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 病毒 ，它会导致血管发炎和细胞死亡。这个大胆的推测塑造了韦克菲尔德的一生。但是，如果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特别是，如果他可以 找到这个病毒 ，打着白色领结、身着燕尾服去领诺贝尔奖的梦想，他就有可能实现。

病毒？为什么不是病毒呢？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艾滋病的时代。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有想象力的医生和科学家都在尝试将神秘的疾病与某种推测的感染体联系起来时饱受挫折，但是，无论是谁证明了克罗恩病的病因，都有资格获得人生的金质奖章。

然而，受克罗恩病影响的人并不太多，它的发病率在任何一年都没有超过 0.006%。更准确地说，克罗恩病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正是因为它的病因之谜难倒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从地区分布上来说，克罗恩病在北部地区的发病率比南部地区高，在城市地区的发病率比乡村地区高；吸烟者更容易患上；通常会发生家庭传染；更令人深思的是，克罗恩病容易出现在那些在第一个住所就装了热水系统的家庭之中。

韦克菲尔德即将展现他的勇气。在两年的奖学金补助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决定永久地放下手术刀。他穿上实验室的白外套，来到伦敦最不受重视的医学院之一 —— 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的附属医学院 。在接下来混乱波折的 13年里，他将在这里努力兑现当初在那个寒冷的多伦多之夜对自己的承诺。

回首过去，从表面上看，他有许多优势。他有超出常人两倍的自信，也富有领袖魅力，能够建立团队，带头追逐目标。医学是灵感和协作的结合，医学团队的领导者展现勇气之时，就是最能创造出成果的时刻。韦克菲尔德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还有冷静沉着的想要证明他的想法正确的决心。

但是，在科学中，勇气无法证明你是正确的。你的努力可能反而会证明自己是错的。韦克菲尔德的性格中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伤害的将不只是他自己，还有更多人的生命。 RiGcdQ7Muz5kRfSNzZ6zWsfyeKDqWuI9rWgBwdWZveQlNGNne5911EB7mfTQv7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