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卷土重来

2017 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晚上，一段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让医学界和科学界都大为震动。在华盛顿的一间舞厅里，一个打着黑色领结、穿着燕尾服的 60 岁男人，在蓝白相间的灯光下，对着智能手机咧着嘴笑起来。

“各位，不好意思，”他说道，“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爽约。怎么了？”一口沉稳的英国腔，就像詹姆斯·邦德或者哈利·波特世界中的巫师。

随后，他又说了一次：“不好意思。”

他顶着一头中褐色的头发。白色的灯光闪过他的灰色双眼，使他脸上的汗水晶莹发亮。他一边说话一边走，从亮处步入暗处，抿着嘴唇，仿佛正在寻找思绪，接着，他将拳头凑到嘴边，清了清嗓子。“我只是四处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大人物，”他说，然后带着假笑向权力核心人物走去，“看看我能不能让他们买账。”

这段视频是在当晚级别最高的一场活动上，通过一款手机直播程序Periscope录制的。视频时长很短，只有两分半钟，画面非常摇晃，而且是侧转的。随着一阵低沉的鼓声，聚光灯开始闪耀，美国特勤局特工全体就位，大人物就要登场了。

对于一些观众而言——例如身在伦敦的我——这个男人看起来就像一位完美的宴会宾客。有人说他“英俊”，甚至“性感”，认为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魄、令人着迷的魅力，以及足以让他人交付信任的自信。那天晚上，西装革履的他可能会被人当作一位外交官，或一位有爵士头衔的舞台剧演员，或退役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明星球员。

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另一些观众而言，他的出现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你会觉得是魔鬼步入了舞池。因为他是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 ield），那个声名狼藉的医生，曾因医疗不当、欺诈且“罔顾”孩子们遭受的痛苦而被起诉，最终被吊销行医执照。

“我无法接受。”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胃肠病学家在当天夜晚掀起的推特（Twitter）风暴中嘲讽道。“我需要止吐药。”洛杉矶的一位化学家如此哀号。一位荷兰自闭症专家说：“真是令人恐惧的时刻。”一位巴西生物学家则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由骗子组成的行政团队。”还有一位来自新西兰北岛（North Island）的博士生说：“我真希望他被压在山下，不要再出来害人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男人享受自己的恶名昭彰，他的个性和尴尬的处境都决定了这一点。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哈罗德·希普曼（Harold Shipman） 被逮捕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英国的医学从业人员受到过如此的鄙视。《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将韦克菲尔德描述为“这个世代最受人唾骂的医生之一”。《时代》（ Time ）杂志则将他列为史上“最恶劣的科学欺诈犯”。《每日新闻报》（ Daily News ）认为他“在世人面前蒙羞”，并且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连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都会恶心想吐

韦克菲尔德的过错不是最近发生的，特朗普的团队在核查当天晚宴来宾时不可能没留意到。在那时，韦克菲尔德的恶名早已远播，甚至进入了大众文化。他曾经被描绘成卡通漫画《关于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医生的真相》中的恶人，成为高中考试的题目（“韦克菲尔德医生的报告是否基于可靠的科学证据？”），且他的名字在公共话语中已经成为不值得信任的代名词。

如“生物学界的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政治界的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公共运输和规划业的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但是，201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刚过晚上 7 点，他出现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的二楼，参加了这场就职舞会。在他身后，当晚第一批来宾穿着华美精致的礼服，安检时礼服沙沙作响。通过安检后，来宾前往闪闪发亮的吧台。稍后，特朗普将在这里，随着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经典歌曲《我的路》（ My Way ），与第一夫人梅拉尼娅（Melania）一起跳舞。

“嗯，真棒，但愿你们今天晚上都能够来这里，和我们一起，”韦克菲尔德滔滔不绝地说，“这真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兴奋的时刻。”

我也这么觉得。

四天后，我接到电话，询问我是否能够针对此事写一篇 800字的报道。13 年来，我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 ）断断续续地跟进韦克菲尔德的消息，凭借对他的调查获得国家级新闻奖，甚至拿到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已经变身吸血鬼猎人范海辛，而我们的主角韦克菲尔德则是从坟墓中爬出的德古拉伯爵。

韦克菲尔德原本混迹于英国。在过去，他只是无名小卒，任职于一所三流医院及其附属医学院，也没给任何病人看过病。他曾经在实验室担任胃肠病研究人员，也接受过外科训练，但最恰当的介绍其实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病毒学家、免疫学家或者流行病学家；他不是神经学家、心理学家或者心理治疗师；他更不是儿科医生或者临床医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成为一位全球性的人物——世界各国都沾染了他的指纹。但他并不会提供治疗方法或者科学观点，而是散播由恐惧、愧疚感和疾病构成的“流行病”。这种“流行病”先是被他带到美国，然后又从美国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人类出生的地方。正如《新印度快报》（ New Indian Express ）一篇极为尖锐的社论所说：

一个人能够改变世界吗？问问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吧。

我第一次听说韦克菲尔德的名字是在 1998 年 2 月，当时他在顶级的医学杂志《柳叶刀》（ The Lancet ）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或者说“论文”。在这篇 5 页 4000 字双栏印刷的“论文”中，他宣称自己发现了一种可怕的新型“综合征”，会对孩子的肠道和脑部造成损伤。在论文的第二页，他认为这种综合征“明显存在诱因”，而诱因是数亿人常规接种的疫苗。然后，他谈到这种综合征将会造成像“传染病”一样的危害。

最终，他将目标瞄向了从乙型肝炎疫苗到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所有疫苗，但一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麻腮风三联疫苗（MMR）。韦克菲尔德主张，接种这种疫苗就是“退化型”自闭症（可导致婴儿失去语言能力和肢体功能）发病率上升的原因。“患者将不得不生活在自己的无声世界里，无法与外界交流。”他这样警告。

果不其然，韦克菲尔德的说法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恐慌。在他就职的医院——这家医院的附属医学院，他发起了一场反疫苗运动，引发了一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疫苗接种率大幅下降，可致死的疾病卷土重来。无数发育障碍患儿的家长因为当初遵守医嘱让孩子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陷入惶恐与自责中。

孩子的发育问题让我痛苦不堪，我很有负罪感。

八年前，身为家长，我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我们说服自己相信一切都与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关。现在我们明白了，这都是我们的错。

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要调查韦克菲尔德的想法。我调查过疫苗，也认为他的论文极其糟糕。他的发现太愚蠢，研究内容也草率到诡异的地步。但是，我认为对于韦克菲尔德做的事情是无法查清的。我所做的大型报道一直是与医药有关的调查（特别是追查医疗欺诈和制药产业的骗局），我估计，如果想找到证据查实韦克菲尔德的所作所为，可能要花费我毕生的时间。那些证据都被埋藏在需要保密的病人隐私档案之中，就跟特朗普的退税问题一样，是无法追查的。

但是，五年后，一次专题调查的委派改变了一切。在那个时候，“挑战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医生”在英国声名远播，任何有关他的新消息都会是一场“好戏”——新闻记者在纸质媒体的黄金时代经常使用这个说法。于是，我找到了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的一个患有发育障碍的孩子，采访了他的母亲。韦克菲尔德的末日就此开始。

天上不会掉馅饼。韦克菲尔德拒绝接受采访，每次我带着问题找到他时，他都会逃之夭夭。《柳叶刀》维护他，医学机构保护他，其他的新闻记者开始攻击我。但是，随着我继续追查、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并在他想要让我“封口”的法律诉讼中坚持到了最后。他的论文最终被判定为“完全是伪造的”并被《柳叶刀》撤下，他的行医生涯也就此结束。

“许多人在《柳叶刀》上发表过文章，”我打趣道（虽然有些自满，但时机恰到好处），“但 我 成功 撤下 了一篇论文。”

像我这样的记者会觉得这就是“终局”，于是，我计划转向其他类型的报道。我一直都想要调查他汀类药物（statin）——轰动一时、极为畅销的抗胆固醇类药物。我能调查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什么秘密，而是因为只要涉及大型制药公司，就一定会有问题，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攀登。

然而，韦克菲尔德不是死在监狱中的连环凶手哈罗德·希普曼，他不愿离开舞台。他从一开始就想要在美国获得成功，他接受《60 分钟》（ 60 Minutes ）电视节目的采访，向美国众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发表演讲，并且在一系列反疫苗组织的会议中频频露面。

于是，那位“唐纳德先生”终于发现了韦克菲尔德。

“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不会对自闭症多考虑什么，忽然之间，它现在是流行病了。”未来的第 45 任美国总统这样主张道，此时的他还是一位热衷于参加真人秀节目的亿万富翁。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因为我也有小孩，所以我有过研究，我的理论就是，这都是接种疫苗引起的。”这番言论随后在推特（Twitter）上掀起了一阵风暴。

这个理论并不是特朗普研究出来的，他是从韦克菲尔德那里学到的，无论特朗普是否知道韦克菲尔德的理论起源，就在赢得美国大选、获得最高权力地位的三个月之前，他和韦克菲尔德碰了面。在一位从事医疗工作、专为车祸伤者进行脊椎按摩治疗（还捐献了高额的政治献金）的共和党人的撮合之下，二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基西米（Kissimmee）共同参加了一场将近一个小时的集会，并在美国国旗旁边摆好姿势合了影：未来的美国总统张着嘴，好像一个不能说话的人；旁边的韦克菲尔德穿着黑色西装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靴头已经磨损的棕色靴子，他咧着嘴笑，双手紧紧抓着牛仔裤裤裆的附近。

他们二人有很多共同点，我很确定韦克菲尔德早已察觉到这一点。在许多层面上，他们都是同类人。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美国各地不停穿梭（一人乘坐定制的波音 757 飞机，一人搭乘黑色房车），追求着诡异而又相似的目标。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争取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饱受伤害、愤怒且长期被忽视。而韦克菲尔德则在寻找一群特别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患有自闭症或类似的疾病，他们同样饱受伤害、愤怒，并且长期被忽视。

有时候，人们会把“有点XX的症状”视为一种时尚，一种个人的怪癖。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孩子确诊罹患自闭症，自闭症的症状往往预示着孩子的父母要在希望和恐惧的迷宫中绝望地探索。

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请暂停一会儿，尝试想象一下。孩子本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结晶，本是那么完美地降生于世界，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迈出步伐。接着，在某些时刻隐约或者突然发生了 变 化 。事情变得 有些不对劲 ，他们不愿开口说话，不想被抱着，或是痴迷于盯着自己的手指。他们可能还会癫痫发作，毫无征兆地发作。可能，他们患有严重的残疾。

然后，一位英雄出现了，他似乎能够解开其他人都无法解开的谜题。正如韦克菲尔德的一位同事对《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共同体里，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就是曼德拉和耶稣基督合二为一的化身。”

还有一些人把他和与罗马天主教会作斗争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相提并论。“西方世界最后几位诚实的医生之一……一个天才……科学诚信的灯塔……拥有高尚品德的杰出临床医学家……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诚信和谦逊。”

在这个版本的叙事中，这个人极富远见卓识，却因触碰了某个阴谋而声名尽毁。按照他的说法， 他什么都没做错 ，所有对他的指控都是谎言。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自己被可怕的阴谋，被政府、制药公司，特别是被 我 所陷害，只为掩盖孩子承受的可怕伤害。

“他们的手法是一种策略，”他谈到那些让他身败名裂的报道时说，“一种有意的策略，我给你讲一下这种策略——‘我们破坏他的声誉，我们让医学界孤立他，我们摧毁他的事业，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其他胆敢追随他的医生说： 这就是你的下场 。’”

——

在特朗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大谈希望时，同一年在美国各地穿梭的韦克菲尔德给民众带来的只有痛苦的阴霾。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举行的几个星期之前，舆观（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疫苗“绝对会”或者“可能会”导致自闭症。家长们带着孩子蜂拥至儿科医生那里申请疫苗接种豁免，疫苗接种率不断下降。特朗普就职典礼举行后不到三个月，麻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暴发，我原本以为已经扑灭的“危机之火”重新燃起。

最早的病例报告来自明尼苏达州，韦克菲尔德曾在那里开展过宣传活动。随后，欧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地区报告了更多病例。曾被认定为已被普遍根除的疾病卷土重来，带来病痛和死亡。到特朗普寻求总统连任时，美国已经经历了 30 年来最严重的疫情暴发，与此同时，国际机构将“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

韦克菲尔德并不是孤身一人，他还与其他权威名流为伍。其中最著名的是演员詹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和律师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他们也对疫苗提出了质疑。有关疫苗的争议至少可以追溯至一千年前，那时，中国人学会了如何预防天花。但是，攫取“反疫苗运动之父”这一现代桂冠的却是韦克菲尔德。正如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创立山达基教，或是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得到金叶片一样，想要评价他们所传达的信条的价值，你不需要关心各种“主义”或者“学说”。你需要了解那个人。

对我而言，韦克菲尔德的故事就像《绿野仙踪》，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主人公踏上一条曲折道路，遇见真实的人物和具体的事实，而任何怀抱正确思想的读者都会对这些事实感到愤怒或者惊讶。同时，这还是一个“ 我们能够揭露真相 ”的故事，他们的诡计将被一一戳穿。帷幕已经拉开，舞台就在眼前，巫师本人终于出现。

韦克菲尔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认为那是他的权利。只有傻子才会遵守规则。而他坚信自己是个 特别 的人。可是，他所走的道路是孤注一掷的亡命之途，他利用科学邪恶的一面，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一场危机。如果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会让读者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又有谁还会愿意在医院和实验室中，做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用以拯救我们生命的研究呢？又有谁将逍遥法外，躲在神秘的感召力与阴谋背后愚弄世界呢？

在总统就职舞会上，韦克菲尔德面对智能手机，大笑着结束了直播。他承诺：“我会给你们带一些唐纳德的照片。”

那位“没有病人的医生”又回来了。 mU5usiEIzthRX0j/n0mjs+yy3AgWRiaVJEXymjPZq2XZhmVN6tiG8NSJEpjbSQ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