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众所周知

我很确定，当年我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又有哪个婴儿不会哭呢？在伦敦北部肯蒂什镇（Kentish Town）拉格兰街（Raglan Street）的一间诊所内，皮下注射器刺穿了我的皮肤，那种恐怖足以跟遭遇银行抢劫相比。可重复使用的玻璃针筒几乎和双簧管一样粗，铜制柱塞的表面镀了镍，针筒的吸力足以用来清除水管积水，带有斜面的针头在每次注射结束后都会加热消毒，我的母亲没准能用这种针头来织毛衣。

我的记忆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十年后——疫苗注射的标准工具。13年后，我的母亲因乳腺癌过世，留给我一台便携打字机（我喜欢批判的性格也是受她的影响）和一叠文件（出生证明、学校成绩报告等），我的疫苗接种记录也在这些文件中。根据一张 4 英寸长、3英寸宽的绿色卡片上的记录，我第一次接种的疫苗是白喉疫苗，接种时间为1955年5月4日，星期三，当时我的年龄是15个月零4天。

你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点来推算我的年纪。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老了，老到当我加入《星期日泰晤士报》报社的时候，这份报纸还在用铅字排版。20 世纪 80 年代，我还是一个 20 多岁、穿着黑色麂皮尖头皮鞋的自以为是的小伙子，刚加入报社的商业版部门，担任改稿编辑和“铅字校对”编辑，每天为了那些宛如墓碑、被印刷工人用小轮车推来推去的钢制平板（即“印版”）以及排好并固定在印版上的铅字而劳心劳力。

然而，让我与安德鲁·韦克菲尔德产生交集的，只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句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报社的社会事务记者，发起过一项运动，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给予残障人士更多的权利保障。发表这句话的那天是 1988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我在一篇千字评论里顺带提及了一个与百日咳疫苗有关的争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医生和很多家长都认为，百日咳有时（至少在罕见的情况下）会损伤孩子的大脑。

十年之后，关于百日咳疫苗的争议早已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对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忧虑。但是，就在我发表这句话的两天前，在泰晤士河旁的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伦敦皇家司法院中，一位法官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判决。经过 63 天的听证，在审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意见和证据之后，法官斯图亚特-史密斯（Stuart-Smith）——默里爵士（Sir Murray），一位 63 岁、有三子三女的父亲——在一个嘎吱作响、令人窒息的法庭上，大声宣读了一份共有 14 章长达 273 页的判决书，这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有关百日咳疫苗的争议。

他的判决是“不”。根据他对一系列可能性的权衡，百日咳疫苗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害。“我原本也觉得这种判断确实有事实依据，”这位当过骑兵军官、喜好射击和演奏大提琴的法官说，“但在过去几个星期，我倾听并且审阅了各种证据和主张，越来越怀疑先前的想法。”

我不同意法官的说法，决心反驳他的观点。那个星期五，我开始自行调查。我坐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室的转椅上转来转去，一边弹着橡皮筋，一边翻阅装满泛黄新闻剪报的文件袋。证据铺天盖地——甚至连《星期日泰晤士报》后来发起的一场运动都打着“疫苗受害者”的旗号。

疫苗受害者赢得了赔偿诉讼的初审

疫苗受害者的家长主张，百日咳疫苗的风险被有意隐瞒

百日咳：家长并未被告知的事实

这些证据看起来无可置疑。我们的医疗记者所做的“特别调查”甚至认为，接种百日咳疫苗的风险比患百日咳本身还大。这位记者发现“政府使用了误导性的数据”，专家的意见也被“隐瞒”了。

我继续翻阅剪报，发现情况没有那么简单。家长们倍感忧虑，疫苗接种率也大幅下降。根据某项统计，每年的百日咳报告病例数从8500 提高至 25000。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一次百日咳暴发潮中，有 30 多名孩子死亡，还有 17 名孩子脑部受损。

疫苗接种率下降“可能会引发大规模传染”

32463 人在疫苗恐慌之后感染百日咳

四名儿童因百日咳而离世

对于报纸来说，这是绝佳的素材：一篇文章可以引发两种惊恐。但我在那篇评论中主要想表达的忧虑只是针对那些脑损伤的孩子，无论病因是什么，他们的家庭都需要帮助。那篇评论的标题是“民众的需求高于追究责任”，标题下面还有一段“导读”：

在法院上个星期针对“疫苗损伤案”做出判决之后，相关儿童的家庭将无法获得帮助。布莱恩·迪尔主张，所有残障人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现在，我的观点依然如此。不过，那篇评论的其他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除了让我与安德鲁·韦克菲尔德产生交集的那段话：

众所周知，百日咳疫苗和严重的脑损伤之间，确实存在罕见的关联。

在那个电子邮件普及之前的快乐年代，没有人会为了发牢骚而特意写信。但是，这段话可能确实让一些人以为我在疫苗问题上与人存在利益关联。几年后，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女士，她是当时反疫苗运动的“女王”。

她叫玛格丽特·贝斯特（Margaret Best），住在爱尔兰南部柯克市（Cork）的附近。她曾经为自己患有神经障碍的儿子肯尼斯（Kenneth）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金——275 万英镑，外加她的律师费。赔偿这笔钱的是维康基金会（巧合的是，这家基金会也资助过韦克菲尔德的早期研究）。1969 年 9 月——玛格丽特 22 岁，她的儿子刚满四个月——她带着肯尼斯接种了百日咳疫苗。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联合疫苗，还可以预防破伤风和白喉，这种三联疫苗被称为百白破疫苗，缩写是DTP或DPT。

后来，玛格丽特说，在接种疫苗的几个小时后，肯尼斯就出现了严重的癫痫，她不得不给当地的医生打电话。“他的脸涨得很红，眼睛看向右方，”她说，“还把双臂举到胸前，身子好像完全僵住了。”

1996 年 11 月，玛格丽特邀请我去探望她。那年她 49 岁，留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身材娇小但活力满满，遇事习惯撸起袖子就干。和丈夫肯（Ken）分开后，她现在和男友克里斯蒂（Christy）同居，住在一栋刚建好的房子里。他们装了电动房门，铺了碎石车道，还养了几条狗。房内的家具看起来不太精致，像是在同一家百货公司花了一两个小时就买来的。

肯尼斯已经 27 岁了，住在这栋房子旁增建的一间屋子里。他不会说话，偶尔会发出尖叫。他最大的乐趣是把一大堆毛线球混成一团柔软的多彩毛线。

玛格丽特在餐桌旁与我交谈，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餐桌上放着她在都柏林法院所做的口供记录，还有一台蓝色微型磁带录音机，这样我就不需要分心做笔记了。

“所以，当初你是在哪里给医生打电话的？”大约30分钟之后，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重现她所说的那个恐怖夜晚。

玛格丽特站起身，走到壁炉前笨手笨脚地鼓捣了一番。我 关掉 了录音机，她走了回来。“嗯，”她说，“我有时会借用隔壁邻居家的电话。”

她的说法很合理。在那个年代，装有电话的家庭并不多。孩子发病的那年，她住在一个名叫金塞尔（Kinsale）的贫穷渔村。

“所以，你是在邻居家给医生打的电话？”我继续追问，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细节。

玛格丽特又站起身，走到壁炉旁边，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不是。”

录音机还 关着 ，我继续等待。随后，我 打开 了录音机。“那么，你用的是公用电话？”

“对。”

好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我在当时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回到伦敦重新播放录音时，我皱起眉头，神色凝重。如果她使用的是付费的公用电话，为什么要提到邻居？为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会走开，而且回答时说得很缓慢，也很简单？那个毁掉她儿子一生的夜晚，肯定已经深深刻印在她的脑海里了吧？

——

就这样，我的人生道路开始逐渐向韦克菲尔德接近。爱尔兰之行的一个星期之后，我申请调阅了“贝斯特诉维康基金会”的案卷，随后便收到了一个装了许多活页夹的大箱子。案卷记录了为时 35天的审判过程，每一天都有详细记录。我在案卷中发现了很多异常的情况。举例来说，有些医疗记录和玛格丽特的说法相互矛盾，除此之外，虽然肯尼斯在第一次接种百白破疫苗时就出现了明显的不良反应，玛格丽特还是让儿子接种了第二针疫苗。

“我并不认为贝斯特太太在说谎，”1989 年 6 月，维康基金会的律师亨利·希基（Henry Hickey）对爱尔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说，“我想说的是，贝斯特太太的回忆是错的，她提到的不良反应真正发生的时间，比她所说的时间还要 晚 六个星期到两个月。”

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能确保自己能准确记得当初的时间呢？但是，首席法官并不容易被说服。“我认为不止于此，”爱尔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利亚姆·汉密尔顿（Liam Hamilton）表示，“我很确定，如果贝斯特太太的叙述不准确，她就是在 说谎 。”

但是，维康基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是该案有趣的地方。虽然男孩的医生记录了很多症状（“鼻塞”“湿疹”“胸闷”等），但完全没有提到癫痫。然而，根据玛格丽特的证词，男孩一天最多会出现 20 次癫痫发作。

希基主张这位母亲“记错了时间”，并且坚持这个观点。“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会说服自己相信事件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星期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律师提出的意见决定了基金会的命运，让爱尔兰最高法院有了发言权：玛格丽特的口供如此错综复杂——包括每日癫痫发作以及看医生的次数——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玛格丽特的陈述 不是 真的 ，她就 必定 是在说谎。因此，既然维康基金会认为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谎，那么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她说的是事实。

“他们本来保持沉默就好了，”玛格丽特告诉我，她后来在一场小型媒体庆祝会上谈起那次胜诉时这样说，“如果他们专心为自己辩护，不说其他的事情，不多嘴讨论他们是否认为我在说谎，或者我是否在说实话，或者我是否弄错了——这些根本不是重点——倘若他们什么都不说，可能会获得对他们更有利的判决结果。”

我必须承认，这就是我的健力士时刻。我开始琢磨，她 可能 说谎吗？她 会 说谎吗？她 为什么不 说谎呢？玛格丽特的身上有很多我珍视的特质。她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母亲，在 12 岁的时候就辍学了，还打败了一家制药公司。 太厉害了 。

但是，当我进一步思考时，所有这些陈腔滥调都消失了。她取得胜诉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对于其他家长而言，他们面临着是否接种疫苗的抉择，想要权衡利弊，案件的真相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是一名记者，不是活动家。我相信真相才会带来自由。

因此，我稍微深入调查了一下。好吧，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发现了故事的真相。真实的人物，具体的事实，就潜藏在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和一个周报记者的意见分歧之后。

——

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故事起源于一位医生，一位在伦敦某家医院任职的医生。这位医生在某个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到了电视和报纸的关注。这篇论文列举了一系列儿童病例，声称这些儿童在接种三联疫苗的 14 天内遭受了神经损伤。随后，论文引发的恐慌像流行病一样蔓延至全球。

不过，这位医生不是韦克菲尔德，而是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一位儿童神经科顾问医师。他所在的医院是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全球顶尖的儿科研究中心之一，位于汉普斯特德皇家自由医院以南 3.5 英里处。他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儿童疾病档案》（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最先发出媒体警示的是《本周》（ This Week ）节目——当时，英国只有三个电视频道。

我订购了这期节目的录像带，反复看了很多次。

“你相信百日咳疫苗和脑损伤之间存在关联吗？”1974 年 4 月，《本周》节目的记者询问威尔逊。那位记者穿着粉红色的高领衬衫，戴着厚厚的眼镜，鬓发一直留到了下巴。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这位神经科医生回答，“因为我已经看到过许多病例，他们所出现的严重症状，包括痉挛、失去意识、局灶性神经功能症状，与接种疫苗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什么意思？你看到过很多病例？”

“嗯，在这家医院工作期间，也就是过去的八年半，”他提到自己在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任职的时间，“我看到过 80 个左右的病例。”

威尔逊和韦克菲尔德的父亲格雷厄姆是同时代的人，跟格雷厄姆一样，威尔逊也是“众神之神”。他乌黑的头发上总是抹着发油，深色西装上钉着闪亮的袖扣，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冷面的基督教主教那样，一丝不苟，不带感情。

威尔逊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对疫苗产生了兴趣，那时可怕的天花还没有被消灭。英国在战胜这种疾病方面可谓是先行者，最早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晚期，一位名为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的医生发明了牛痘接种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疫苗”。20 世纪 60 年代，威尔逊还与一群专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合作，帮助他们发起与接种疫苗有关的赔偿诉讼。

1974 年 1 月，威尔逊发表了讨论百白破三联疫苗的论文，此时距离他参加《本周》节目还有三个月，比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有关 12 位儿童的研究早了 24 年。威尔逊联合两位实习医师——德国人马尔恰·库伦坎普夫（Marcia Kulenkampf f）和巴西人何塞·萨鲁马欧·施瓦兹曼（José Salomão Schwartzman）——在《儿童疾病档案》上发表了一篇四页论文。

“1961 年 1 月至 1972 年 12 月，约 50 名病人因为可能与接种百白破疫苗有关的神经性疾病而前往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就诊，”威尔逊在论文中解释道，“其中有 36 名病人的时间数据非常准确，他们的神经性疾病在接种百白破疫苗的 14 天内就出现了。”

威尔逊要求自己的两位助手查阅医院的病历库，寻找病人接种疫苗的记录。随后，威尔逊将这 14 天设为特定的时间段，用来挑选疫苗的受害者。“当年的那次研究非常原始。”40 多年后，施瓦兹曼在巴西圣保罗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表示。

在《本周》节目播出之前，英国儿童百白破疫苗接种率是 79%，在各大报纸加入这场喧嚣之后，接种率下降到了 31%。

法律诉讼纷至沓来。当我开始调查这段历史时，发现加拿大和美国都出现过大规模的法律诉讼潮，伦敦也有两起诉讼——而主审这两次诉讼的首席法官都是那位喜欢演奏大提琴的斯图亚特-史密斯。从这些历史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有助于我后来层层剥开韦克菲尔德那些如腥臭洋葱的故事。

——

英国第一个与百白破三联疫苗有关的法律诉讼案关注的是一位患有发育障碍的男孩，名叫约翰尼·金尼尔（Johnnie Kinnear）。根据他母亲苏珊（Susan）提供的证词，在接种疫苗的当天晚上，约翰尼就出现了“五六次”癫痫发作。此后，每天癫痫发作的次数都会增加。但是，虽然医生确实记录了一系列轻微的身体不适，但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小男孩的病历中没有任何严重的病症记录。

苏珊说了谎 。

那是个凄凉的场面。苏珊在法庭上咆哮，就像一只想要保卫幼崽的母狮。“你们都明白，你们正在迷惑我，你们在迷惑我。”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迷惑她。

斯图亚特-史密斯判定苏珊“没有说实话”，约翰尼的律师决定结束那样的窘境。“任何人，只要来到法庭，听了相关证人的证词，”1986 年 5 月，约翰尼的律师对法官说，“并且发现证人证词和医疗记录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个男孩已经没有未来了。”

接下来是第二个相关的法律诉讼，这次的原告是名为苏珊·洛芙迪（Susan Loveday）的小女孩，她也患有发育障碍。但是，这次诉讼没有允许小女孩的父母提供证据（理由是担心造成二次伤害、增加诉讼成本或延长审判时间），除非有科学检验能够支持他们的主张。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审判分析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英国研究，这项研究提出，百白破疫苗造成脑部永久性损伤的“归因危险度”是 1/310000 。

这项“英国全国脑病研究”进行了三年，追踪了 200 万剂百白破疫苗的接种情况，是全球最权威的相关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也被全世界的医生在各种产品数据表中引用。

但是，法官审理此案时，发现这项研究的计算结果最终只取决于 七名 关键的病人。因此，法官驳回了研究人员的反对意见，下令调出这七名病人的医疗记录，逐一检查。其中一个孩子患有瑞氏综合征（Reye’s Syndrome），但不是由疫苗引发的；另外三个则是遭受病毒感染；最后三个孩子的医疗记录显示检查结果为“正常”。这些事实将归因危险度降到了 零 。

斯图亚特-史密斯继续审查这项研究，查看了更多的病例，并且得出结论：即使是最悲痛的陈述，也不一定可靠。

第1473 号病例：家长的陈述前后不一。

第 1509 号病例：症状出现的时间原本是去年 10 月。但根据家长在几个月后的陈述，症状出现的时间被改口为不到 24个小时。

第1215 号病例：家长在文件记录中宣称，小孩在接种疫苗之前完全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

斯图亚特-史密斯也发现了一些看起来像是欺诈的行为。在技能测评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打印结果，测评分数出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 变动 。尽管接受测试的是同一位病人，测评内容也完全相同，但最近的测评结果出现了反常的降低，使得某些边缘性病人的智力水平显得更低。

“这很奇怪，”法官表示，“很难理解为什么相同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测评结果。”

这使得威尔逊逐渐落入下风，他所做的研究列出了 36 名疫苗受害者，斯图亚特-史密斯将他们的医疗记录全部审查了一遍。这位神经学家只好承认，其中 8 位病人所患的疾病和疫苗毫无关联；其中的 15 位病人，他承认可能会有合理的其他原因；他能够确证其病症与疫苗有关联的，只有 12 位病人；至于剩下的 3 位病人，虽然有足够的信息来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但无法证明疫苗在其中产生的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威尔逊在研究报告中提到的某些孩子在接种疫苗 之前 就首次出现了症状。但是，最令人讶异的是威尔逊报告中的一对同卵双胞胎女孩，她们不仅被诊断患有先天性疾病，而且从未接种过百白破疫苗，即使是这样，她们的发育障碍依然在 20 世纪引发了一次公共卫生恐慌。

真是永生难忘。我的调查结果最后汇总成了将近 7000 字的报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上，占了六个版面。这次调查让我明白，在探讨疫苗受害者时，不能 单纯地相信 医生或家长。除此之外，在掌握了一些我再也用不到的神秘冷知识［从“小白鼠增重测试”到“阿尔文·格里菲思（Arlwyn Grif f ith） 的信条”］之后，这次调查还让我体会到，探究疫苗领域的问题非常困难，凭一时的兴致是不可能厘清的。

——

1998 年的 2 月 27 日，星期五，我在一位医生家的客厅拿起了一份《卫报》，读到了有关那项汉普斯特德研究的新闻， 就在那时 ，我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韦克菲尔德因为麻腮风三联疫苗成为新闻人物时，我还在调查百白破三联疫苗。

“你应该调查一下 韦克菲尔德 。”我离开的时候，那位医生建议道。

“不可能。”我笑着说，“ 绝不可能 。” WNy2kaukuA/lRxIscy/H/7VkNVYjb9TmVGRTo3W/H78SIWb6MI4XgMjv/XIx0w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