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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藏地之旅的第一天。
上午十一点，我们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开车奔向第一个目的地——汶川县城。
走出成都拥挤的车流，上了都汶高速，两边山势开始险峻，壮美秀丽。中午一点，到达了一个叫作大禹农庄的地方，美美地吃了一顿农家乐美食，然后到达汶川县城，在大禹塑像下开始直播。
据说汶川是大禹的故乡。汶川地震后，在广东的支援下重新建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经受了灾难的考验，汶川人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增添了面对生活的坚毅和勇敢。我们参观了布局非常合理的城市广场，滚滚的岷江水从旁边流过，激浪翻滚，流向成都平原。我不禁感叹沧海桑田，世事如梦；人类繁衍，生生不息。
离开汶川，我们到达了理县的桃坪羌寨。羌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羌族人民自北方草原迁徙而来，定居在岷山山区，创造了独特的羌族文化和传统。自古以来，羌文化就和汉文化互相交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诗句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参观了古羌寨。古羌寨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历经两千年而不倒，经受了强地震的考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老的房子里至今依然充满烟火气，流水潺潺，炊烟袅袅。羌族的建筑互相依靠，互相连接，象征着这个民族团结共存的精神。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来的地方，不仅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韧性和活力，更能让人感受到人间烟火和对生命的乐观。过去了的不会再回来，但现在和未来依然可以期待。
晚上七点半，我们到达卓克基土司官寨。卓克基土司官寨既是历史上土司官寨的样本，也有着革命教育的意义。在长征路上，红军曾经在这里战斗，并且驻扎了一段时间，为走向延安积聚能量。据说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一书，灵感也是来自土司官寨。
当黄昏来临时，官寨对面的西索民居更显风情，安静的藏寨，奔流的溪水，一位80多岁的老人邀请我喝茶、聊天。马尔康是阿坝州的首府，是梭磨河边的美丽城市，梭磨河穿城而过，让城市美丽的倒影随流水传向远方。山里人的心永远和世界相连，封闭的大山，养育了嘉绒藏族人开放的心灵。
游览了马尔康美丽的夜色之后，晚上十点，我和阿来老师进行了一场连麦对谈。对谈安排在马尔康的阿来书房，谈他的家乡、他的成长、他的心路历程。对谈结束，已是半夜，微雨朦胧，夜色正浓，雨色中的马尔康，拥有山区小城特有的干净而不可抵抗的魅力。
这一天，我很累，但很开心。不管怎么过，日子都会过去，也许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看着夜半马尔康的城市灯光，我和你在这里说晚安。
去理县桃坪羌寨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两句诗，一句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王之涣《凉州词》），另一句是“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北宋范仲淹《渔家傲·秋思》），思绪不时飞到唐宋时期的边塞。
每次旅行出发之前，我都会做些功课，不然到了景点就会两眼一抹黑，成了走马观花。我从资料中了解到，四川的阿坝州和甘孜州，是羌族最集中的地方，而阿坝州不仅有羌族，还有藏族。在理县这个地方，藏族和羌族是分开居住的，县城以下居住的是羌族，县城以上则是嘉绒藏族。阿来老师曾对我说，嘉绒藏族是由藏族、羌族、汉族包括其他民族在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上互相融合形成的一个民族。
在古代，理县是南北贸易和东西贸易的交会点，比如从成都平原到北部藏区，是必须经过317国道的，当时叫作“上下走廊”；比如从北部的甘南地区到南边的成都平原，这里也是枢纽和走廊。
来到桃坪羌寨，导游小易接待了我们。
小易告诉我，在这条藏羌走廊上，星星点点分布着81个藏寨羌乡，而桃坪羌寨是理县的第一个寨子，也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寨子。它承载着羌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可以说是“文化传承的活化石”，是代表羌族历史的标志。
据考证，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朝廷当时定下一个政策，就是“羌人南迁”，也就是让羌族人从甘南草原一带往南边迁移。羌族吹唢呐的传统，我推测应该也是那时从北方带过来的。
“桃坪羌寨”四个字中，最核心的是“羌”字，因为“羌”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古代，羌族的分布十分广泛，据说在汉朝的时候，今天甘肃一带以及青藏高原北部，甚至蒙古大草原都有羌族的分布，后来因为匈奴势力强大，为了躲避战乱，羌族慢慢往四川那边迁移，逐渐跟藏族人民居住在了一起，变成了“藏羌一家”。
桃坪羌寨的特点是依山傍水，居险要之地，这样一来，既能够自卫，又能够生产生活。小易介绍说，整个寨子是由13条巷子和108栋石头房子组合而成的，是完全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而它最初其实是从几户人家慢慢演变出来的。理县距离汶川大约只有34公里，但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桃坪羌寨基本没受太大影响，整个寨子也只有一两堵墙有些松动，可以说是个奇迹。桃坪羌寨之所以如此抗震，秘密就在于“团结”——这里的房子都是户户相连的，因此有了“互助墙”，也就是互相帮助扶持的意思；100多栋房子完全连在一起，坚固无比，不仅能够扛得住地震的冲击，还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老百姓自己建造的20多栋新房子，在地震的时候就被一夜之间夷为了平地。可见还是古人的技艺更加高超，目光也更加长远，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羌寨采用这种建造方式，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片区域可以利用的土地比较少，家家户户必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由于桃坪羌寨的这种特殊的建筑结构，美国西点军校还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列入了教科书。
令人惊讶的是，寨子里还有精巧的地下水网系统。13条巷子里面，每户人家门前或者屋后都有水道，上面有一个盖板，盖板搬开就可以随时取水。这个水道的另一个妙处是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逃生通道，它的高度和宽度足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通行。在战争年代，万一遇到致命危险，全寨人可以通过这个通道逃生。
为了承载桃坪羌寨的商业经营活动，当地也在兴建新寨子，主要用来做饭店、民宿、休闲场所、酒吧等。新寨子的整体建筑风格和老寨子也是保持一致的。
桃坪羌寨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他们每户人家都可以在新寨子中修建房子，但老寨子那里的房子也是有人居住的，并没有完全开发成旅游区，因为那种老房子如果没人居住，毁坏的速度会加快。
为了分流游客，进入老寨子是需要买门票的，因为老寨子年龄太大，承载能力有限，人太多的话房子会加速老化，而且这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之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建筑和文化传承，外地来的人用购买门票的方式适当支持一下当地的发展也是合理的。
接着我们参观了老寨子中的杨家大院。杨家大院是寨中土司头领的房子，它的传人杨伯亲自给我们做了介绍。
杨家大院内道路七歪八扭，曲曲折折，是一座迷宫式的建筑。杨伯介绍说，杨家大院共有72道门，寓意“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门的门框设计得都比较矮，男女老少经过这里，都得低头才能过去，寓意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杨家大院的堂屋，特点是“一条线，三道门”，分为上中下，门槛越高，级别越高：堂屋的中道门，门槛最高，是给上层人走的；两边的门，是给臣民走的；还有一道门是给下层人走的。杨伯把给下层人走的门关上了，因为他认为现在早已经没有下层人了，如果让成千上万游客走那里，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从杨家大院出来后，我不禁感慨，桃坪羌寨不只是“活着的文物”，也是活着的文化，更是活着的文明的一部分。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推想到千百年之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那时尽管不如现在这么现代化，但小巷子里依然流水潺潺，柳树依然枝叶繁茂，鲜花依然在春天开放，人们的衣装依然多彩多姿。贫瘠的土地承载着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此景点直播导游为小易，特别鸣谢！）
离开桃坪羌寨，我们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一小时后来到了卓克基土司官寨。导游扎西带我参观了这里。
卓克基土司官寨整个建筑群始建于元朝，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历史，是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建筑史上的明珠”，堪称土司官寨的样本。毛主席在长征的时候曾住在此处，他说这是整个长征途中他住过的最有特色的地方，还留下了“古有郿坞，今有官寨”的评价。
扎西介绍说，官邸建筑主要由石、木、黏土三种材料建成。木头就是松木，几百年都冒着松香的味道。官邸一共有五层，每一层的拼接没有用过一个铆钉，这样一来，发生地震的时候，楼体就不会脱节。
这里仍保留着1896年和1938年由英国摄影师拍摄的官寨照片。从照片上看，卓克基的外形没有太大改变，包括门口的照壁，都与从前一样。但碉楼是不太一样的。碉楼以前有九层楼25米高，里面没有木柱，纯粹是用石块一层层垒上去的。它的整个外形是往外倾斜的，当地藏族工匠说，这是为了防止碉楼垮塌把官邸压住。虽然历经地震和其他灾祸，碉楼现在只有五层了，但依旧让人不由地感叹，这个比比萨斜塔斜得还要厉害的建筑，居然能历经百年而不倒。
卓克基的第一座官邸始建于公元1286年，这个家族在这里共传了17代，而土司制度也延续了六百多年。清政府曾经在这里执行了一个政策，叫作“改土归流”，但这个制度在阿坝州引起了土司和老百姓的反感，因此并没有执行彻底。改土归流，就是收权力的意思。中国古代常常实行分封制，比如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会把他的子孙分封到各地当藩王。但藩王的权力如果变得太大是有问题的，比如朱棣就造了建文帝的反，自己当了皇帝，所以后来这些皇子皇孙分封以后，就只有“享受权”而没有行政权了，行政权放到了地方官手里。改土归流也是这样，本来行政权百分之百在土司手里，中央政府只能跟他商量或者听之任之，但清政府派地方官过来接管行政事务后，土司就只能享受待遇而不能干涉国家行政事务了，这等于把土司的权力剥夺了。
扎西告诉我，官邸有大小63个房间，其楼层的分布也体现了土司的权力：一楼主要是土司的下人、护院（也就是家奴）生活的场所，有一百多号人。二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国内其他地方来的客商。三楼是土司一家人生活和办公的地方。四五楼是佛堂，供奉释迦牟尼、十八罗汉等，雕梁画栋，精美异常。五层建筑以楼梯相连，非常有藏族传统特色。整个楼梯倾斜80度左右，旁边还有三个木梢，木梢抽下来以后，脚踏板就会自动往下脱落，人就上不去了。所有官邸旁边都有碉楼，也有密道相通，如果遇到危险，土司有时间可以离开，因此具有极佳的防御功能。
1935年7月，中央红军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休整了一个星期。在卓克基时，中央红军召开了以讨论民族政策为核心议题的会议，据说这也是后来我国民族政策的一个来源。当时我们党最大的一个政策改变，就是要团结少数民族，而不是对抗，后来一路越来越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少数民族建立了和谐的互存关系。
现在的土司官邸已经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每个月都有锅庄节，本地的嘉绒锅庄被誉为锅庄的典范。马尔康也是锅庄舞的故乡。我们在土司官邸第一层可以看到年轻帅气的藏族小伙制作的唐卡，也可以看到老师傅制作的精美的银器，还能看到藏康刺绣等文创产品，还有四个土司官寨的模型，供游客整体了解相关知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为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
在官邸中，可以看到川西地区18个土司地域的分布图，以及诸多土司的照片和讲解。当时的卓克基土司，主动废除了奴隶制，还把官寨交了出来，是一个很开明的土司。
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对面，就是美丽的西索民居，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到卓克基来，除了看卓克基土司官寨，看西索民居也是一大乐趣。
“西索”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岗哨”，也就是说，这里原来是为土司官寨站岗的地方，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村庄，目前有一百多户人家。现在这些民居主要是用来做农家乐，接待游客。村落旁边的潺潺小溪流淌了千年，听一听流水的声音就能让人心情平静。
小巷的藏式嘉绒建筑保存完好，正面看上去，整个墙面是个弧形。这种建筑在藏区非常有特色，下面宽上面窄，里面是木质结构，当地叫作“琼楼式建筑”。遇到地震的时候，这种建筑结构会往里挤压，不会倒塌。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这里的房子也有摇晃，但是影响并不大。扎西说，现在看来这种手艺是越来越难了，藏区墙面是弧形的房子越来越少了。
春雨潇潇中，我们走在曲折的小巷里面，两边是漂亮的藏式建筑，一边是溪流，一边是咖啡厅，还有民居和民宿，这一切真是美好。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和西索民居看一看，我觉得这是沉浸在历史中的思考，也是回到现实中的享受。看到这里老百姓安宁的生活，我也深感开心。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现代社会的安宁给人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吧。
（此景点直播导游为扎西，特别鸣谢！）
阿来，藏族作家，历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有《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等。
俞敏洪： 阿来老师，我现在在你的家乡马尔康，想聊聊你的成长。你的家乡在马尔康以北大约50公里，再往前走就快到红原大草原了。
阿 来： 那个地方海拔3200米，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地带。在老家的小山，我们春天就种一季青稞，大部分时候放牧。我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放牧，男孩也不学种粮食，觉得种粮食是妇女干的事情。
俞敏洪： 你放牧的时候怎么学习文化知识呢？
阿 来： 共产党来了，我们就上学了。我1967年上小学，第一年上预备班，老师带我们讲汉语，第二年才开始听课。课本发到手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学。
俞敏洪： 你的汉语是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好的？
阿 来：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是四川人，用四川话说“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老师也没学过普通话。所以我学过两次汉语，第一次学的是四川话。后来我上中学了，到了县城才学的普通话。到了马尔康，我不光在那儿念书，还在那儿当过三年老师。
俞敏洪： 你上大学也是在马尔康？
阿 来： 我没上过大学，上的是中专。1976年我初中毕业，那时候都要上山下乡，而且我是农村出身，毕业都得回到农村。我家里负担很重，八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那时候我觉得回去打份工也能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一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去考试居然考上了。我当时是初中学历，不敢考大学，就考的中专。我一直不断学习，后来对学历教育有点怀疑，就没有再上学。我最后的学历还是中专，后来到马尔康教书。马尔康那时候大概只有一万人，我老家那个村有两百多人。
俞敏洪： 你到马尔康来上学、工作，留在马尔康教书，后来又回家乡去了吗？还是难得回去看看？
阿 来： 1977年我考上中专，父亲帮我缝了一双鞋，他一边缝这双鞋一边说：“儿子，我很高兴，你考上了。”恐怕大家猜不到我父亲接下来会对我说什么，他说：“你要有出息，不要再回来了，你就当我没有了。”那个时候的家乡，不给你提供任何可能性，我们家好像跟祖祖辈辈在这里的人有点不一样。父亲缝这双鞋，不是让你回来的；而你将来有可能走到哪儿，他也不要求你。
俞敏洪： 实际你父亲不愿意你回家乡的期望，促成了你后来更大的成功，因为远离家乡就要自我奋斗。
阿 来： 多少有一点。他是我们那个村唯一出去当过兵，少数见过世面的人。他拿鞋给我的时候说，“你不要回来，不要想在这个地方还有家人这件事情”。
俞敏洪： 你在马尔康待了至少十年，这里给你带来一种怎样的滋养？我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美好，夜景非常漂亮，但是你当时在这里时应该不是现在这样。我今天在外直播两个小时，遇到了八九个当地的朋友和领导，开口闭口就是阿来，马尔康因为你的存在而充满文化气息和底蕴。这让我感觉到，作家可以为一个地区奠定文化基础，就像鲁迅把绍兴变成大家想去的地方。很多人来到马尔康的目的，是想来寻找阿来老师的足迹，我今天去卓克基土司官寨，也是因为《尘埃落定》，想看一看你生长的地方，看一看你经历过的、考察过的，给《尘埃落定》提供灵感的卓克基土司官寨。我一点都不说假话，《尘埃落定》是我读过的小说中最喜欢的。
阿 来： 1949年的马尔康，曾是一个宽广的平原，叫三家寨。三家寨的意思是只有三户人家。为什么叫“马尔康”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寺院的名字。马尔，藏语意思是“燃烧”；康，藏语指“某地、某处”。“马尔康”的意思就是除了三家寨，还有一个寺院，这个寺院里面香火旺盛，点了很多酥油灯。
俞敏洪： 他们今天告诉我，“马尔康”的意思是火苗升起的地方。
阿 来： 其实就是点亮很多酥油灯的地方，寺院的灯火很旺盛。1949年后，这里建立了马尔康县。那时候阿坝州建在北边的草原上，那里海拔太高，后来想到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就从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迁到了2000多米的地方。
俞敏洪： 你在马尔康的时候，那地方还很落后，对不对？
阿 来： 也已经好多了。我是1959年出生的，马尔康那时候已经开始建设几年了。我在草原边的老家的村小学读到五年级毕业，后来老师告诉我，毕业照必须到乡里去照，只有乡里有照相馆。我第一次走了5小时的路，到达我们的上级行政区，那个乡政府大概有千百个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到了大地方。
俞敏洪： 那算你在那时候走出的最远的距离了，对吗？
阿 来： 那是第一次。后来我去到县城，再之后自己经历的人生，我从未设想过。我办《科幻世界》杂志，觉得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科幻世界”。
俞敏洪： 你在马尔康工作的青年时期，对你未来的文学创作之路，包括创作《尘埃落定》这样的优秀著作的影响是什么？
阿 来： 那个时候我师范毕业，在乡下工作几年以后，被调到马尔康中学做老师。我在那里教了三届学生，而且我是学校的优秀教师。那时候非常缺师资，我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领导发现我是个会教书的人，就让我们几个老师搭起一个班子，只教毕业年级——那时候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那些老师中我是唯一的本地人，我记得教英语的是武汉人，教化学和物理的是上海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我教高中毕业年级，发现了一个问题，教了第一届觉得有意思，第二届我再改进，第三届继续改进……高中历史就薄薄这么几本，我一想就觉得恐惧：这辈子就被这几本薄书耗完吗？
俞敏洪： 对现实不满意味着走向未来的开始。
阿 来： 我刚好对历史有兴趣，但是我教的历史都没有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它们回答的是大历史、世界史的问题，里面有古埃及历史，有美国独立战争，但没有我的家乡马尔康。我对马尔康的历史一无所知。
俞敏洪： 所以你开始研究马尔康和周边的历史？当时我记得你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土司历史。
阿 来： 因为马尔康的历史就是土司的历史，后来光是马尔康还不够，我就把它扩展开。马尔康当时没有县的建制。我的老家叫梭磨，那是一个大土司的名称，下面还有一个党坝土司。
俞敏洪： 党坝土司与你小说中的女土司刚好吻合吗？
阿 来： 藏族的观念当中不太分父系和母系，所以每一家没了男性后人，就由女性来继承，反之也成立，他们只是要保持下去。汉族的姓，一定是男性家族这边的，但是我们嘉绒藏族看重的不是姓，而是建筑。我们的房子不能变，必须在这个房子里面完成一代代的生活，所以藏族的姓与汉族的姓有微妙的区别。我们的姓直译过来的意思是“房名”。
俞敏洪： 家族传承的名字，传着传着不就乱了吗？
阿 来： 那没有关系，只要是从这个房子里出来的后人，就是保持始终如一的，因为这个房子里的东西没有变。
俞敏洪： 到底是哪一刻，你脑子里突然冒出要写一个土司故事的想法？
阿 来： 我教历史时产生过一个想法，我讲授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再到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然后讲中国历史，比如夏、商、周历史，解决了大问题，但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去听老人讲我们这个村的历史。
俞敏洪： 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因为读大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视角问题。
阿 来： 对，了解历史可以“知所从来，知所从去”，但是我教的历史没有解决我自己“知所从来，知所从去”的问题。
俞敏洪：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现在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不知所从来，也不知所从去”的东西，表面上学了一堆知识，其实跟我们的人生、个人的发展以及我们与社会的对接没有太多关系。《尘埃落定》先有一个大框架的历史，最后落到某个个人的命运史，而个人的命运史加起来才是历史的本源，才是历史有血有肉的展示。你个人觉得，为什么《尘埃落定》这本书值得大家读呢？
阿 来： 这本书就是解决了小历史的问题。我觉得大历史没有错，但是我们和大历史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当中学老师有个好处是有假期，每年寒暑假没事干，我就下乡去。我们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怎么样，较近的历史当然比较明确，但追溯到五百年前，谁都讲不清楚。于是我试着写一部小历史，讲我们这里两三百年来大概的情况。用现实的手法写历史是一种写法，然而有一天我在想，能不能把历史写得更美好一点、更浪漫一点？
俞敏洪：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历史学家写真实的历史也许会有难言之隐，或者真实的反映有可能不被接受，那么用小说的方式“假作真时真亦假”地来写历史，反而是一种更好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历史，《水浒传》是一部历史，《尘埃落定》也是一部历史。你觉得是这样吗？
阿 来： 当然，我想，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大家也会欢迎。我写了很多土司的故事，研究了马尔康十八家讲嘉绒方言的土司的历史，后来因为各种禁忌，我怕有人对号入座，于是就只写其中一家。
俞敏洪： 小说高于真实，但是又反映了真实。
阿 来： 对。这里有两个原因，我写文学作品，不论是写黑暗还是光明，我的动机是想展示历史的真实，不被任何人恶意揣测；而且我并不打算反思什么，我只是想反映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
俞敏洪： 你用超现实的手段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
阿 来： 我曾经有一段印象深刻的经历。在巴黎，我与在同一家法国出版社出书的作家对谈，他也是写故乡的。这个法国作家展示了一把钥匙和一张地图，他说这张地图是他老家的，这把钥匙是能打开他祖先房屋的钥匙。我想让他带我去他老家，他说他不能回去，因为他写了本小说，把老家的人全得罪了，回去会被揍。
俞敏洪： 至少你回到马尔康没有人想打你，你写的土司的后代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到国外了。
俞敏洪： 现在我手里拿着《云中记》。今天刚好去了汶川，在那里做了直播，看到了汶川县城的新气象。《云中记》是让我感动的第二本小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因为地震而废弃的山村，一位老人震后回到村庄，因为对村庄历史的怀念和留恋，不愿意从村庄中出来，想跟村庄共存亡，最后一起灰飞烟灭。这给我内心带来很大的震撼。你当初为何想起要写《云中记》？是因为地震带来的创伤需要愈合，还是你觉得从作家的大爱情怀来说，想通过这样一种表达，来弥合地震灾害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带来的裂痕呢？
阿 来： 从汶川地震发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沉思。当时我有一辆三菱吉普，第二天就开到震中了。我能做的只有联络周围的朋友，在吉普车后备厢塞满东西，尽可能开车接近灾区，开到无法向前的地方，就把这些物资散发出去。震后第三天我就到了震中映秀镇，见到了这种场面：建筑的木制板揭开一层，下面有七八个人。那时，六层楼最多有三层还留在地表，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地表能挖出的人就挖完了。地震救援有黄金72小时，那几天出现了很多奇迹。大概第四天晚上，救援停止了，旁边的探照灯突然一关，部队、消防队、志愿者都停下救援，回到了帐篷里。很多人没有地方可以休息。那时候还下着小雨，我非常困，但是睡不着。那天晚上我就想，原来死亡是一瞬间的事。在映秀镇，半山上挖一层土，下面埋着一二百个人，撒一层石灰盖一层土，又盖住一二百个人。那个镇死了六七千人。当时，众多死亡给我带来了太大的震撼。后来我想，死亡只能是悲苦吗？死亡只能是哭泣吗？过了十年，我也不敢确定。后来我有点相信，可能那个世界是真的，就写了《云中记》。
俞敏洪： 其实是了你的一个心愿？
阿 来： 十年来的一个心愿。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成都市拉紧急警报，我在写《格萨尔王》，突然间泪流满面。当时，我见到埋着的一两百人，一滴泪都没有流过，那时候干的都是很实际的事，把他们埋在坑里，洒上石灰，第一是表示礼敬，第二是不要让病毒传播扩散。十周年的那天中午，我老婆、儿子发现我有点反常。我把书房反锁，一个人在里面哭了半个小时。
俞敏洪： 所以我个人感觉，《云中记》的文字结束，把你的心愿完成了，也把你心灵中难以安放的东西放下了。
阿 来： 放下了。
俞敏洪： 谢谢阿来老师。现在已经快到晚上十二点了，谢谢你这么累还和我连线对谈。我们下次见面再聊。
阿 来： 好的，谢谢你，谢谢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