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米切尔船长认为他发现的这个人具有非凡的价值。此时，诺斯托罗莫早已在这个国家待得足够久了，把米切尔船长的这个看法推到了顶点。显然，他是那种非常宝贵的下属，拥有他便拥有了吹嘘的合法理由。米切尔船长为自己识人的能力而自豪——但他并不自私——单纯出于骄傲，他早已发展出了一种狂热，热衷于“借给你我的搬运工工头”。这早晚都会让诺斯托罗莫和苏拉科的每一个欧洲人都发生个人接触，他的身份是通用的打杂人——他在自己的领域，是一个高效的奇才。

“那伙计忠诚于我，全心全意！”米切尔船长习惯这样断言，尽管可能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看一下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对这样的说法有所怀疑，除非某人确实是古怪、愤愤不平的性格，像莫尼汉姆医生那样。不知道为什么，他简短、没有希望的笑表达了对人类巨大的不信任。莫尼汉姆医生并不是一个挥霍笑声或话语的人。在他最好的时候，是非常沉默的；在他最难对付的时候，人们害怕他那根舌头所发出的公开蔑视的声音。只有古尔德夫人能够把他对人类动机的不信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即使是对她，即使是对她，他曾经有一次（这次不是跟诺斯托罗莫有关，而且是用一种对他来说已经非常温和的语调）也说：“真的，要求一个人想到别人的时候要比想到自己的时候多好多，这非常不合理。”

古尔德夫人赶紧不再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位英国医生，有很多奇怪的传言。多年前，古兹曼·本托在位时，传说他掺和进了一场密谋，结果被出卖了，用人们的话说，被湮没在了血泊里。他的头发已经灰白，布满皱纹的脸是砖灰色的，脸上没有胡须；他那肥大的法兰绒格子衫和带着污迹的巴拿马旧帽子是对苏拉科习俗固有的蔑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衣着无可挑剔地干净，他或许会被当作一个没有出息的欧洲人。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异邦，这样的人都是外国殖民地的体面在道德上的难堪。苏拉科的年轻小姐们，用她们锦簇的漂亮脸蛋装点着宪法街的阳台。当她们看到他随意地在格子衫上搭了件亚麻短上衣，低着头以一瘸一拐的步态经过时，彼此会说：“医生先生来了，要去拜访唐娜·艾米丽亚。他穿着短上衣呢。”她们的推断是对的，但更深的意义却不为她们简单的头脑所了悟。此外，她们在医生身上也没花半点心思。他年老、丑陋、有学识，还有点“疯”——如果他不是像普通民众所怀疑的那样，有那么点儿像巫师，那就真的是精神不正常了。这件白色的小上衣实际上是向古尔德夫人人性化影响的妥协，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她是那位英国夫人。医生习惯于怀疑而激烈的说话方式，他没有其他办法来表达对这个女人品性的尊重。对于他这种习性的人来说，这个小小的举动已绝非小事。对此，古尔德夫人也感觉到了，没有什么会漏过她的眼睛。她从未想过要把这份特意展现的敬意和顺从加在他身上。

她把自己古老的西班牙府宅敞开着——这是苏拉科最好的房屋之一——来分发生命小小的恩典。她的分发朴素而迷人，因为引导她的是对价值的敏锐觉察。在与人交往的艺术方面，她天分极高，包含了忘我的微妙痕迹和对人类共通情感已然理解的暗示。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瓜纳立稳脚跟已经三代了，但他们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寻找伴侣——他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了一个很懂情理的女孩，但这并不是最确切的理由，比如说，整个勘测队从最年轻的人到他们成熟的总工，在锯齿状山脉高高的山顶上，会如此频繁地找到机会来提起古尔德夫人家。如果有人告诉她，在苏拉科之上，在雪际线的边缘，她是多么令人信服地被记起，她会伴着一声低笑，抗议说自己并未为他们做什么，灰色的眼睛也因惊讶而睁大。但一转眼，带着一丝能干的神情，调整好自己的思绪，她会找到一个解释：“当然了，男孩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受到欢迎。我想他们是想家。我想每个人都一定是有那么一点儿想家的。”

她总是为想家的人感到伤心。

像之前他的父亲一样，查尔斯·古尔德出生在科斯塔瓜纳。他身形高瘦，留着火红的小胡子，下巴干净，蓝眼睛清澈明亮，一头赤褐色的头发，红色的脸膛瘦削、精神，看上去像是刚从海外归来。他的祖父曾在玻利瓦尔的带领下为独立事业作战，是那个著名的英国军团的一员。在卡拉波波战场上，伟大的解放者曾经向他们致敬，称他们是国家的拯救者。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伯伯曾经是苏拉科省（当时叫邦）当选的省会主席，当时还是联邦制。后来，奉野蛮的、崇尚联合主义的将军古兹曼·本托的命令，他被带到一座教堂的墙边枪杀了。就是那个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了永久总统，以冷酷、残忍和暴虐闻名，并终究在民间传说中成神——一个血腥、阴魂不散的幽灵。他的尸体被恶魔本人从圣玛尔塔圣母升天教堂正厅的砖砌陵墓里带走了。至少神父们是这么向赤脚的民众解释它的失踪的。他们拥进教堂，看着大祭坛前面丑陋的砖砌棺材旁边的洞，满是敬畏。

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伯伯，留给人们残酷记忆的古兹曼·本托，还处死了很多人，但因为有一位亲人为了贵族事业殉难，苏拉科的寡头们（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用语；现在他们被叫作白人党，已经放弃了联邦的信念）——意思是具有纯粹西班牙血统的家族——把查尔斯当作自己人。有这样的家族记录，没有人比唐·卡洛斯·古尔德更是科斯塔瓜纳人了，但他的样子太典型，在普通人的谈话里，他就只是那个英国人——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偶尔到来的观光客看上去更像英国人；这位观光客多半是个异教徒的朝圣者，在苏拉科不为人知。他比最新到来的一批年轻的铁路工程师，比各期《潘趣》杂志里狩猎场图片里走出来的任何人，都更像英国人；《潘趣》杂志一般会在出版之后两个月左右到达他妻子的会客室。听到他如此自然地说西班牙语（当地人所说的卡斯蒂利亚语）或者是乡下人的印第安方言，你会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英国口音，但在所有这些科斯塔瓜纳的古尔德祖先中间——解放者、探险家、咖啡种植园主、商人、革命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东西，使得他这个第三代的唯一代表，在一个拥有自己骑术的大陆上，即使是在马背上，看上去仍然是完完全全的英国范。人们这样说他，用的不是大平原上草原居民的嘲笑态度——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如何坐在一匹马上。但是唐·卡洛斯·古尔德骑起马来却像个半人马怪物，可以用这种崇高的合适称谓来形容他。骑马对他来说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就像直立行走对于头脑和手脚正常的人一样。但是，尽管如此，他却穿戴着他的英国服饰、用着他的进口马具，骑马慢跑在通往银矿、遍布车辙的牛车小道旁，他看上去好像此刻刚刚舒适地碎步骑行着到达了科斯塔瓜纳，是径直从世界另一边的绿色牧场骑过来似的。

他的路径是沿着古老的西班牙路——百姓口中的国王路——这是老乔吉奥·维奥拉所痛恨的王权在事实和名义上留下的唯一痕迹；王权的影子都已经离开了这片土地；林荫道入口处查理四世骑马的大雕像，雪白地耸立在树木之上，但乡下人和睡在底座周围台阶上的城里乞丐，只知道它叫石马。而另一个卡洛斯 ，伴着马蹄急速的咔嗒声落在断裂的石板路上，向左边转了弯。一身英国人打扮的唐·卡洛斯·古尔德，看上去也不协调，但比国王骑士要更自在些。国王在沉睡的乞丐上方的底座上勒住了缰绳，大理石的手臂伸向重重的帽檐，帽子上插着羽毛。

骑在马上的国王雕像，因为日晒雨淋而变色，他的手势像是在模糊地致意。这座雕像，好像对着剥夺了它名号的政治变局展现着谜一般的胸脯。但另外一位为人们所熟知的骑士，敏捷而有活力地骑在体形优美、石板色、有一只白色眼睛的马上，他也没有把心情写在脸上。他的头脑保持着轻松自在，好像被稳定的、没有激情的个人和公共的行为准则保护着，在国内一如在欧洲。他用同样的平静接受苏拉科的夫人小姐们惊世骇俗的方式，她们往脸上涂珍珠粉，直到看上去像石膏模型一样闪着美丽动人的眼睛；他用同样的平静接受小镇奇怪的流言蜚语、持续的政治动荡和连续不断的国家救亡，这在他的妻子看来是一场堕落的、孩子玩的游戏，是愚蠢、嗜血的谋杀和抢劫，他们玩这场游戏的认真劲儿令人觉得可怕。在科斯塔瓜纳生活的初期，这位娇小的夫人，曾经被气得紧握着拳头，她无法足够严肃地对待这个国家的公共事务，以至于能够与其残暴的方式相称。在这些公共事务身上，她看到一部幼稚的虚假喜剧，但几乎没有任何真诚可言，除了她本人充满恐惧的愤慨。查尔斯非常安静，他会捻着上嘴唇长长的胡须，完全拒绝讨论它们。然而有一次，他非常温和地对她说：

“亲爱的，你好像忘记了我出生在这里。”

这几个字让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它们是个突然的启示。或许，仅仅是出生在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的确会有它的影响。她对丈夫有很大的信心；这份信心，总是很大。一开始，他就用自己的不动声色和头脑冷静激发了她的想象力；她在心中，把这份平静创设为生活方面完美能力的标志。他们街对面的邻居，唐·何塞·阿维拉诺斯，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和文化人，他曾经在好几个欧洲宫廷代表过他的国家（在暴君古兹曼·本托时期，遭受了难以启齿的侮辱），也曾在唐娜·艾米丽亚的会客室宣称，卡洛斯有着所有英国素质的品格，外加一颗真正爱国的心。

古尔德夫人，抬眼看着丈夫消瘦、被晒得红黑的脸，丝毫察觉不出他面容的任何改变，尽管他一定听到了关于他的爱国心的话。或许他刚刚从银矿归来，刚刚跳下马来；他足够地英国，不在乎一天中最热的时刻。在院子里，巴西里奥身着白色亚麻制服，腰系红色腰带，蹲在他的脚后跟，帮他解下又重又钝的马刺。然后，负责人先生走上楼梯，踏进走廊。成行的盆栽植物，摆放在圆拱壁柱之间的栏杆上，用它们的叶子和花遮挡住走廊，避开了下面方形的院子。院子里铺砌空间用的是南美府宅真正的炉底石。在这里，家庭生活平静的时光被光的切换和石板上的阴影标记着。

阿维拉诺斯先生习惯了几乎在每天下午的五点穿过庭院。唐·何塞选择在下午茶的时候过来，是因为唐娜·艾米丽亚家的英国礼仪，让他想起自己担任圣詹姆斯宫廷全权大使时住在伦敦的日子。他不喜欢茶，他通常摇晃着美国摇椅，小巧优雅、锃亮的靴子交叉放在脚凳上，他会带着他这个年龄的人才会有的令人惊奇的自满与技艺，讲啊讲啊。与此同时，他也会把杯子拿在手里很长时间。他的短发全白了，而他的双眼，炭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起居室，他会临时点一下头，然后继续完成演说的段落。只有这时，他才会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烈日下从圣托梅骑马回来，总是真正英国人的范儿。不？什么？”

他把所有的茶一下喝光。这个举动会一成不变地跟上一个轻微的颤抖，一声低声的、不自觉的“啵—呃—呃—呃”，这响声没有被匆忙的感叹盖过：“好极了！”

然后，把空杯子放进他年轻朋友的手里，附带着一个微笑，他继续细说圣托梅银矿的爱国性质，好像只是为了流畅表达的乐趣，而他躺卧的身体在美国进口的摇椅上前后摇荡着。距他头顶很高的地方，古尔德府里最大会客室的天花板延展着它白色的平面。天花板的高度让室内混杂的家具相形见绌。沉重的西班牙直背椅用的是棕色的木头、皮革的坐垫，低矮的欧式家具都加了衬垫，就像矮胖的小怪物被钢铁弹簧和马鬃塞饱了。小桌上有小摆设；带装饰的大理石支架上方，镜子嵌进了墙里；方形地毯铺在两组扶手椅下面，每组椅子围绕着一张深沙发；红瓷砖的地上，散布着小块地毯；三扇窗子从天花板一直落到地面，朝向阳台开着，两侧垂着折叠在一起的深色布帘。古时的庄严萦绕在四面光滑的高墙之内，染上了柔和的樱草色。古尔德夫人，顶着她的小脑袋和闪亮的卷发之物，坐在平纹细布和蕾丝的云朵里，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桌子前，犹如一位仙子，在精致的茶饮前摆着轻盈的姿态，用银器和瓷器分发着饮品。

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银矿的历史。起初，主要是靠抽打在奴隶身上的鞭子来开采，它的产出的代价是等量的人骨的重量。在开发的过程中，整个整个的印第安部落消失了。然后，矿被舍弃了，因为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不管把多少尸体塞进它的胃里，都已经不能再赢利了。后来，它就被忘记了。在独立战争之后，重又被发现。有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发它的权利；他们发现了如此丰富的矿脉，以至于不管历届政府如何勒索，征兵的军官们如何定期袭击他们“创造”出来的矿工人口，都无法阻挡他们开发该矿的决心。但最后，在有名的古兹曼·本托死后，便是长时间的政变和动乱。本地矿工在首都派出来的使者的煽动下造了反，背叛了他们的英国长官，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没收法令随后出现在圣玛尔塔发表的《官方通报》上。该法令这样开始：“受肮脏利益的驱使而非对一个国家的爱，他们穷困潦倒地到来，追求他们的财富，圣托梅公司的矿工人员很正当地被外国人的压迫和折磨激怒……”以宣言的形式结束：“国家元首决定充分发挥其仁慈的力量。根据每一条法律，不管是国际法、人类法还是神法，银矿现在将作为国家财产归还政府，并且被关闭，直到为了捍卫自由主义原则而拔出的剑完成了它的使命，以确保我们亲爱的祖国幸福。”

有很多年，这就是圣托梅银矿最后的消息。那个政府想从掠夺中捞到什么好处，现在无从得知。科斯塔瓜纳被迫艰难地支付了受害者家属很小气的一点钱作为补偿，后来，这件事就淡出了外交公文。但在这之后，又有一个政府想起了那份宝贵的资产。它是一个普通的科斯塔瓜纳政府——六年中的第四个——但能心智健全地判断自己的机会。它记起了圣托梅银矿，并且暗自相信它在自己手里毫无用处，但是聪明地洞察到一座银矿可能有的各种好处，只是排除了从地下把银子提炼出来的肮脏过程。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科斯塔瓜纳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早已经在历届政府的强制借贷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富。他是一个能平静做出判断的人，从没想过催债。但突然，当圣托梅银矿的永久特许权被以全额偿付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时候，他的惊恐到了顶点。他熟知政府的做事方式。实际上，这件事的意图无疑是在内阁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但当写进了文件时，却急迫地要求他签名。第三项最重要的条款规定，特许权的所有者应该基于银矿预计的产出，立即向政府支付五年的矿区土地使用费。

年长的那位古尔德先生，用很多的理由和请求来捍卫自己，希图摆脱这个要人命的恩惠，但没有成功。他对矿井开采一窍不通；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特许权放到欧洲市场上；矿井本身作为一个能运作的公司根本不存在。建筑都被烧毁，采矿场也被摧毁，很多年前矿区的人口就从周边地区消失了；连道路都被热带植物的洪流消灭了踪迹，如同被海洋吞没了一样有效；矿井下的主要通道在距离入口处一百码的地方坍塌了。它已经不再是被舍弃的矿井，而是锯齿状山脉中一道荒蛮、多石、无法靠近的峡谷。在那里，在覆盖着地面、缠结在一起、带刺的藤蔓植物下面，能发现烧焦的木头的痕迹，成堆的碎砖头和几块不成样子的生锈的铁。古尔德先生，年长的那一位，不想要那个荒凉地区的永久特许权。事实上，在寂静的深夜里，他的脑子里只要一想起它，就会有一股力量，能让他恼怒到几个小时又热又躁，睡不着。

然而，说巧不巧，当时的财政部长，是那个多年前被古尔德先生不幸拒绝过的一个人；他拒绝了给予他小小的金钱上的帮助，而他拒绝的理由，是因为申请人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人们怀疑多半是他暴力抢劫了一个偏远地区富有的大农场主；实际上，他当时在那里行使着法官的职责。现如今，荣升高位，那位政客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对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人——“以德报怨”。他在圣玛尔塔的会客室里，用柔和而无法改变的声音，申明、再申明这个决心。他的目光如此歹毒，以至于古尔德先生最要好的朋友们诚恳地建议他不要试着用贿赂把这件事摆平。没用。的确，这是不太安全的做法。这也是一位女士的意见，她身形结实、声音洪亮、具有法国血统。她说自己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女儿，现在住在一座世俗化了的女修道院里，紧邻着财政部。这位华丽的女士，当有人以合适的方式，带了合适的礼物，为了古尔德先生而接近她时，她沮丧地摇了摇头。她很和善，她的沮丧是真诚的。她觉得自己没法为了一件无法做到的事而收钱。古尔德先生行使这件微妙使命的朋友后来曾说，在他接触过的、与政府联系紧密或者有远远关联的人们中间，她是唯一一个诚实的人。“行不通。”她说。声调傲慢、沙哑，于她却是自然的；她的表达的切换更适合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孩子，而非一位将军的孤女。“不，行不通。没门，我的伙计。这还是很遗憾。啊！算了！我不在世上行窃。我不是部长——我！你可以把你的小袋子带走。”

有那么一会儿，咬着深红色的嘴唇，她暗暗谴责死板原则的严酷，它们支配着她的影响力在高层的出售。然后，她意味深长、稍带不耐烦地说：“走吧！”又补充道，“好好跟你的好朋友说——听到了吗？——他得吞下这粒药丸。”

在这样的警告之后，别无他法，只能签字付款。古尔德先生吞下了药丸。它好像是由某种不易觉察的毒药混合而成，直接作用在了他的脑子上。他立即变得心心念念只有银矿。因为读了很多通俗文学，银矿占据他头脑的方式，犹如海上老人被绑在了他的肩上。他也开始梦见吸血鬼。古尔德先生对自己夸大了新处境的不利之处，这是因为他感情用事地看待了它。他在科斯塔瓜纳的境况并不比原先差，但人是极度保守的生物，这件压榨他钱包的骇人听闻的事，过分新奇，给他的情感带来了剧痛。这群荒诞、残忍的人，在古兹曼·本托死后，玩弄着他们政府与革命的游戏，他身边的每个人都遭到了抢劫。他的经历教会了他，不管抢劫多么不合法律要求，占据了总统府的帮派都不会如此无能，以至于缺少抢劫的借口。第一位出现在他面前的便装上校，带领的军队赤着脚，骨瘦如柴，但他能够有力而精确地向任何一个平民百姓坦露：他的头衔值一万美元。当时，他的希望岿然不动地固定在了一份赏钱上，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一千美元。古尔德先生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他用顺从武装自己，等待着更好时代的来临。但是，在法律和商业的名义下被抢劫，对于他的想象力来说，无法忍受。古尔德先生，那位父亲，他高尚、明智的性格有一个缺点：太看重形式。这个弱点人人都有，因为人的观点总是略带偏见。对于他来说，那件事是对正义的恶意扭曲；它用道德上的冲击，侵袭了他强健的体魄。“它最终会要了我的命。”他曾经一天数次断言。而实际上，从那时起，他开始发烧、肝痛，尤其遭罪的是他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去想任何其他的事。财政部长不可能想到他的复仇会有如此深刻的微妙之处。甚至是古尔德先生写给十四岁儿子查尔斯的信，最后都基本上除了银矿不谈别的，而查尔斯当时远在英国接受教育。他抱怨那座矿的不公，它的骇人听闻和对人的残害；他用整页整页的纸阐明拥有那座矿的致命后果；他从每一个角度，带着非常令人沮丧的推论，用令人恐怖的字眼，痛斥那个诅咒显而易见的永久性，因为特许权被永远地授予了他和他的子孙。他恳求他的儿子永远不要回到科斯塔瓜纳，永远不要在那里认领任何他的遗产，因为它被这臭名昭著的特许权污染了。永远不要碰它，永远不要靠近它，忘记美洲的存在，在欧洲开创一份商业生涯。每封信都以痛苦的自责结尾，责备自己在这个盗贼、密谋者和土匪的山洞里待得太久。

在十四岁的时候，被反复地告知自己的未来因为拥有一座银矿而被损害，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它的表述；它在形式上，反倒是在有计划地激起一定程度上的惊奇和关注。在一开始，虽然非常为父亲难过，男孩只是对长篇的伤心故事感到困惑，但终于在玩耍和学习之余，他开始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这件事。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他从信中的训诫里演化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念：在科斯塔瓜纳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就是在这个省，可怜的哈里伯伯在很多年前被士兵们枪杀了。而且还有个与那座矿紧密相连的东西，叫作“极邪恶、不公正、价钱高得出奇的古尔德特许权”，它显然是写在一张纸上的。他的父亲热切地渴望把它“撕了，狠狠地扔到总统、司法成员和国家部长们的脸上”。这个渴望持续着，尽管这些人的名字，他留意到，很少能够一整年保持不变。在男孩看来，这个渴望（因为这个东西极邪恶、不公正、价钱高得出奇）好像很自然，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极邪恶、不公正、价钱高得出奇。后来，随着心智的成长，他设法剥离了海上老人、吸血鬼、食尸鬼的奇怪闯入，这些形象让父亲的通信带上了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令人毛骨悚然的味道；剥离开这些，他弄清楚了这桩交易的真相。最后，成长中的年轻人竟然收获了与圣托梅银矿的亲密，足以与在大洋的那一边写下这些哀怨、激愤信件的老人相比。他已经有好几次被迫因为忽略银矿的开采而缴纳很重的罚金，他在信中写道。此外，政府还基于未来的土地使用费从他那里榨取了几笔款项，理由是一个人口袋里揣着这么宝贵的特许权，不能拒绝给予共和国政府金融援助。他最后的财富在从他手中溜走，用来应付毫无价值的收据，他写道，怒不可遏，但他还被指作一个知道如何从国家的迫切需要里获取巨额利益的人。那个东西能激起语言与情感如此大的喧嚣，这让在欧洲的年轻人对它越来越感兴趣。

他每天想着它，但没有带着痛苦去想它。对他可怜的父亲来说，它可能是件不幸的事，而且整个故事为科斯塔瓜纳的社会和政治投射了一抹怪异的光。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同情父亲，但平静而审慎。他个人的感情没有被激怒。要带着合适且长久的愤怒去憎恨另一个机体的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是很难的，哪怕那个机体是自己的父亲。到二十岁的时候，轮到他，查尔斯·古尔德为圣托梅银矿着迷了。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着迷，更适合他的青春朝气；在青春的神奇配方里，掺杂了希望、活力和自信，而非疲惫的愤怒和绝望。二十岁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指导下生活（只除了不要返回科斯塔瓜纳的严格禁令）。他在比利时和法国求学，为的是获取采矿工程师的资格。但他对自身使命科学的一面，头脑中始终是模糊、不完整的；他对矿井有的是一种戏剧性的兴趣。他从个人的角度去学习它们的特点，就像研究人的不同性格。他参观它们，好像一个人带着好奇去拜访卓越的人。他参观了德国、西班牙、康沃尔的矿井。废弃的矿坑对他来说都有很强的魅力。它们的荒凉吸引着他，犹如人类苦难的景象；被废弃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又深刻难解。它们可能毫无价值，也可能未被理解。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觉察到了这种隐秘的情绪，它主宰着这个人对待物质世界极其明智却又默然的态度。立刻，她对他的喜爱，就像那些半张着翅膀逗留不去的鸟儿，它们很难在平地上起飞，但如果找到了一个尖顶，便从那里直冲云霄。

他们在意大利相识。当时，未来的古尔德太太跟一位年老、苍白的姑母生活在一起。这位姑母很多年前嫁给了一位穷困潦倒的中年侯爵。现如今，她哀悼着那个人。他知道如何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舍弃自己的生命，知道如何像最年轻的人一样热情和慷慨。老乔吉奥·维奥拉正是他们所倾心的事业漂泊的遗物，就像一根断掉的圆木，在海战胜利之后，被人无视地漂走。侯爵夫人过着宁静、私人的生活，像一位修女；她身着黑色的长袍，额头系一条白色的带子，住在一座古老、破败不堪的宫殿二楼的角落里。宫殿楼下空空的大厅在它们彩绘的天花板下庇护着佃农家的收成、鸡鸭，甚至是牛，还有他们全家人。

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在那之后，查尔斯·古尔德不再参观矿井，尽管他们曾一起坐着马车参观过一处大理石采石场。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工作与采矿相似，因为它也是把宝藏的原料从大地里撕扯出来。查尔斯·古尔德没有用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向她敞开心扉。他只是在她的视线里持续地去做、去想。这是表达真诚的真正方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想，可怜的父亲用了错误的观点去看待圣托梅这件事。”他们就此热切地、长时间地讨论，好像他们可以跨越半个地球去影响另一个人的想法，但事实是，他们讨论是因为爱的情感能够进入任何话题，能在最偏远的词汇里热烈地生存。因为这个很自然的原因，在她订婚的那段日子里，这些讨论对于古尔德夫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查尔斯担心，年长的古尔德为了摆脱特许权而在浪费他的气力、让自己生病。“我想，这不是它需要的处理方式。”他出声地思考着，好像在自言自语。当她坦诚地想知道一个有骨气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密谋和算计上时，查尔斯能理解她的困惑，带着温柔的关心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他出生在那里。”

她敏捷的头脑会快速思考这句话，然后做出不太切题的反驳，而他认为非常明智，因为事实如此。

“嗯，那你呢？你也出生在那里啊。”

他知道自己的答案。

“那不一样。我离开十年了。父亲从未离开过这么久，而且那是在三十多年前。”

在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第一个告知的人就是她。

“它杀死了他！”他说。

他径直带着消息走出了城。在正午的阳光下，白色的道路笔直地在他面前伸展，他的双脚把他带到了破败宫殿的大厅，与她面对着面。这是一间宏伟的大厅，但空荡荡的，各处仍有长条的锦缎，因为年岁和潮湿而变黑，从墙上光秃秃的镶板上笔直垂下。大厅里只有一把镀金的扶手椅，椅背断裂了，还有一个筒形的八边台，上面放着一个很重的大理石花瓶，瓶身装饰着雕刻面具和花环，从头裂到了脚。查尔斯·古尔德看上去风尘仆仆，路上的白色尘土落在他的靴子上、肩膀上和他有两个尖的帽子上。汗水从帽子下面滴落，流得他满脸都是。他的右手没戴手套，抓着一根粗粗的橡木棍。

她则戴着手套，转着一把透明的遮阳伞，正要出门，到山下葡萄园的墙边，那长着三棵杨树的地方迎接他。看到他突然到来，她的脸，衬着大草帽上的玫瑰花，瞬时变得苍白。

“它杀死了他！”他重复道，“他本来可以活很多年。我们是个长寿的家族。”

她太惊讶了，说不出话来。他目光犀利、一动不动地审视着裂开的大理石花瓶，好像决心要把它的样子永远固定在自己的记忆里。只是当他突然转向她，突然两次说出“我来找你——我直接来找你——”，但没能把话说完时，她才完全感受到发生在科斯塔瓜纳那孤独、备受折磨的死亡的所有痛苦的力量。他抓住了她的手，把它举到唇边；她的太阳伞掉落到地上，她拍着他的脸颊，低声说“可怜的男孩”，并开始在帽檐下抹眼泪。穿着朴素的白色连衣裙，她非常娇小，几乎像个迷失的孩子，在破落、富丽堂皇的贵族大厅里哭泣。而他，站在她身边，又完全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大理石花瓶。

后来，他们到外面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一直是默默地走，直到他突然喊道：

“是的。但如果他用合适的方式抓牢它！”

然后，他们停下了。四处都是长长的影子落在山上、路上、围起来的橄榄树林上；有杨树的影子，宽阔的栗子树林的影子，农场房屋的影子，石墙的影子；空气中传来的钟声，微弱而清亮，犹如落日余晖跳动的脉搏。她双唇微启，好像吃了一惊，他竟然没有用他惯有的表情看着她。他的表情通常是无条件地认同和专注。在跟她的谈话中，他是最紧张、最恭敬的独裁者，这种态度让她极为喜欢。它既证明了她的力量，又不减损他的尊严。那个轻盈的女孩，脚小手小脸也小，大鬈发迷人地压下来，嘴相当大，轻启的双唇好像将坦诚与慷慨的芬芳呼吸到你身上；但她有着有阅历的女性挑剔的灵魂，在一切事物和所有恭维面前，她对所选对象的骄傲都非常小心。但他现在根本没在看她，他的表情紧张而缺乏理智；这样的表情，对于一个选择看过女孩头顶又对什么都视而不见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

“嗯，是的。它邪恶、不公正、价钱高得出奇。他们彻底腐化了他，可怜的老男孩。哦！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到他身边？但现在，我知道如何与它搏斗。”

带着极大的自信说出这些话之后，他低头看着她，立刻化为悲伤、不确定和恐惧的牺牲品。

现在，他唯一想知道的是，他说，她是否真的足够爱他——她是否有勇气和他一起到那么远的地方？他用因渴望而颤抖的声音向她提出这些问题——他是个有决心的人。

她是。她会。瞬时，苏拉科所有欧洲人的女主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脱离了脚下的大地。它完全消失了，甚至是钟的声音。当她的双脚再次触碰到地面时，钟声仍在山谷回响。她双手抚着头发，急促地呼吸着，上上下下打量着石头小巷。谢天谢地，没有人。与此同时，查尔斯一脚踏进一条满是尘土的枯渠里，捡起了打开的遮阳伞，它之前像军鼓敲击的鼓槌一样，蹦蹦跳跳着离开了他们。他冷静地把伞递给她，有点沮丧。

他们转身往回走。她把手悄悄挽住了他的胳膊。在这之后，他一开口说的是：

“很幸运我们将定居在一座沿海城市。你听过它的名字，叫苏拉科。我很开心可怜的父亲拥有那座房子。多年前他在那里买了一座大宅院，为的是在曾经被叫作西部省的主要城市里，总能有一处古尔德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那里住过一次，是和我亲爱的母亲一起，住了一整年，而可怜的父亲远在美国出差。你将是古尔德府新的女主人。”

接下来，在卢卡的葡萄园、大理石山丘、松树和橄榄树之上，在有人居住的宫殿一角，他还说：

“古尔德这个姓氏在苏拉科一直备受尊敬。我的伯父哈里做过一段时间的政府首脑，在名门望族中留下了伟大的名声。名门望族指的是纯正的克里奥尔家族，他们不参与政府可悲的闹剧。哈里伯伯不是冒险家。在科斯塔瓜纳，我们古尔德家族没有冒险家。他是科斯塔瓜纳人，他爱这个国家，但在想法上，他基本上还是个英国人。他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呼声，当时是联邦制。但他不是政客。他单纯地拥护社会秩序，出于对理性的自由纯粹的爱和对压迫的恨而从政。他没有荒谬的看法、愚蠢的行为。他用自己的方式行事，是因为那是对的，就像我觉得自己必须掌控那座银矿。”

他用这样的话语跟她说话，因为他的记忆里都是他儿时的国家，他的心里都是与那个女孩一起的生活，他的头脑里都是圣托梅特许权。他补充说他得离开她几天，去找一个美国人，一个来自旧金山的人，他仍待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几个月前，他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德国小镇与他相识。这个小镇位于矿区。这个美国人有家眷随行，但好像很孤单，因为她们整天为中世纪房屋古老的入口和角塔写生。查尔斯·古尔德有矿井作为他不可分离的伙伴。另外那个人也对矿业感兴趣，对科斯塔瓜纳略有所知，对古尔德这个姓氏亦不陌生。他们有几分亲近地交谈着，这样的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上的差距。查尔斯现在想要找到那个头脑精明、性格随和的资本家。他父亲在科斯塔瓜纳的财富，他本来以为仍是相当大的一笔，却好像熔化在了革命卑鄙的熔炉里。除了存在英国的一万英镑，好像没留下什么，仅有苏拉科的房子、一项模糊的开发一个偏远野蛮地区森林的权利，还有圣托梅特许权，后者一直陪他可怜的父亲到了坟墓边上。

他解释了这些事情。他们分开的时候很晚了。她之前从未向他展现过如此迷人的样子。青春对陌生生活、远方和未来的所有渴望让她充满了强烈的兴奋感。这个未来里有冒险和战斗的氛围，有矫正和征服的微妙想法。她用更加坦诚和敏锐的方式，对给予她这一切的人，展示着温柔。

他离开了她，向山下走去。一觉察到剩下自己一个人，他冷静了下来。在我们日常思考的过程中，死亡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变化，会在思想模糊而又心酸的不适感中被觉察到。他无法通过意志的努力，让自己想起父亲，就像那可怜的人仍然活着时那样。觉察到这一点，查尔斯·古尔德很受伤。他已经没有能力看到他活着的样子。这个变化，密切影响着他自己的身份，让他胸中充满悲伤、愤怒的渴望，他渴望行动。在这一点上，他的直觉准确无误。行动慰藉人心；它是思想的敌人，是讨人喜欢的幻想的朋友。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能找到主宰命运的感觉。要行动，显然银矿是他唯一的场域。有时，知道如何违背逝者庄重的意愿是必要的。他决心（以弥补的方式）坚定地将自己的违抗进行到底。银矿是一场荒诞的道德灾难的源头，它的运作一定是基于庄严的道德上的胜利。这是他对亡者的记忆的亏欠。确切地说，这些就是查尔斯·古尔德当时的情感。他的想法，集中于在旧金山或者别的地方筹集一大笔资金。不经意间，他也突然有了一个一般性的反省，即已故之人的忠告一定是不可靠的向导。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预先知道，任何个体的死亡，都有可能让世界的样貌发生巨大的改变。

银矿历史的最新进展，古尔德夫人都已亲身经历过。它其实是她的婚姻史。古尔德家族在苏拉科世袭地位的披风，完全落在了她这个娇小的人身上。然而，她不会允许这件陌生衣物的古怪之处压垮她活泼有生气的个性。她的活泼有生气，不是没有思想的轻松快活，而是一份热情的聪颖。一定不要以为古尔德夫人有着男性的头脑。一个有男性思想的女人并不是一个超级有效率的存在；她只是一个不完全分化的现象——这样的分化荒芜而有趣，且无关紧要。唐娜·艾米丽亚的聪颖是女性化的，这让她完成了对苏拉科的征服；她的聪颖，只是为她照亮了无私、同情的道路。她能迷人地交谈，但不饶舌。心灵的智慧不在乎理论的建构或毁坏，也不在乎对偏见的捍卫，它没有心不在焉的词为其所用。它说出的词，有正直、包容和同情的行为所具有的价值。一个女人真正的温柔，如同男人真正的男子气概，会表现出征服的效用。苏拉科的夫人小姐们爱慕古尔德夫人。“她们还是把我看作怪物一样的东西。”古尔德夫人曾愉快地对其中一个来自旧金山的绅士说。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她得在苏拉科的新家接待他们，那时她结婚才刚刚满一年。

他们是她从海外来的第一波客人，是来看圣托梅银矿的。她的玩笑非常令人愉快，他们这样觉得。查尔斯·古尔德不仅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展示出他是个真正精力充沛的能干之人。这些事实使得他们对他的夫人很有好感。毫无疑问的热情，外加一丝讽刺的韵味，让她对银矿的谈论在来访者听来绝对迷人，引出他们严肃、宽容的笑意，其中包含着相当的敬重。或许，如果他们知道她是多么地被理想化的成功所鼓舞，他们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到惊奇，正像西班牙裔的美洲夫人小姐们惊讶于她的身体不知疲倦的操劳。对她们来说，她可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个“怪物一样的东西”。然而，古尔德夫妇实则是沉默寡言的一对。客人们离开了，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只是要从银矿的运营中获取利益。古尔德夫人让人备好了自己的马车，由两匹白色的骡子拉着，送他们到港口；从那里，“刻瑞斯号”会把他们带到财阀们的奥林匹斯山上。在送别的时候，米切尔船长抓住时机，信任地低声对古尔德夫人咕哝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

古尔德夫人喜欢她的西班牙庭院。墙上的一个神龛里，供奉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戴王冠的圣子坐在她的臂弯。她从神龛里俯视着一段宽阔的楼梯，是用石板铺就的台阶。清晨，从四方形院子里石砌的水井旁，传来压低的声音。马和骡子被两两牵出来，带到蓄水池边喝水，听得到它们蹄子踏地的声响。纠缠在一起的纤细的竹竿，在方形水池的上方，垂下了刀状的细长叶片。肥胖的马车夫裹着全身坐在池边，手里懒懒地抓着马笼头的末端。赤脚的仆人们从下面黑暗、低矮的门口出来，来回走动着。两个洗衣女孩拿着装满洗好的亚麻布的篮子，面包师端着一盘为当天做好的面包，莱昂娜达——她自己的贴身女仆——高高地举起一束浆硬的衬裙，甩过她漆黑的头顶，甩出在倾斜的阳光里，白得耀眼。然后，老看门人蹒跚着走进来，扫着石板地。整个庭院为新的一天做好了准备。四方庭院的三面，是高高的房屋，彼此对开着，朝向走廊；走廊有熟铁做的栏杆和成排的花卉。在那里，像中世纪城堡里的夫人，她可以从上面看着离开和到达府宅的人。他们出入庭院拱门时，会发出圆润低沉的回响，让这座房子显得庄严而有价值。

她看着自己的马车带着三位来自北方的客人离开。她微笑着。他们的三只手臂同时举到他们的三顶帽子上。米切尔船长，则是其中的第四位，他照料着客人们，早已开始了浮夸的演说。然后，沿着走廊笔直的景致，她徘徊着，把脸凑近各处的花丛，好像给她的想法以时间，来追上她缓慢的步伐。

一张来自阿罗阿、饰有流苏的印第安吊床，被悉心地吊在一个角落里，彩色的羽毛饰品让它艳丽华美；它可以被一早的阳光照射到。苏拉科的早晨很凉爽，在会客厅敞开的玻璃门前，一品红花团锦簇，火一样地绽放着。一只大大的绿鹦鹉，关在一个闪着金光的笼子里，野蛮地尖叫着：“科斯塔瓜纳万岁！”然后流畅地重复嚷着：“莱昂娜达！莱昂娜达！”模仿的是古尔德夫人的声音，随后又立即沉默下来，一动不动。古尔德夫人到了走廊的尽头，把头探进丈夫房间的门口。

查尔斯·古尔德一只脚踩着一个矮木凳，早已经在系马刺。他想赶回银矿。古尔德夫人环顾了一下房间，没有走进去。一个又高又宽、带玻璃门的书架，装满了书，但另有一个架子，没有分层，用红色台面呢做里衬，里面摆着枪械：温彻斯特卡宾枪，左轮手枪，几支猎枪，还有两对双管枪套手枪。在它们中间，单独用猩红天鹅绒布条悬挂着的，是一把有了年岁的骑兵军刀，曾经属于唐·恩里克·古尔德，那位西部省的英雄。这把军刀是唐·何塞·阿维拉诺斯赠送的，他是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朋友。

除此之外，白色泥灰墙上没有装饰，只除了一幅圣托梅山的水彩画——那是唐娜·艾米丽亚本人的作品。铺着红色地砖的地板中间，有两张长桌，桌上散放着计划书和纸张，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玻璃陈列柜，柜子里摆放着银矿的矿石样品。古尔德夫人逐个看着这些物件，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这些富有创业精神的有钱人讨论着银矿未来的前景、运作和安全时，她会觉得如此不安和缺乏耐心，却能够和丈夫整小时地谈论着银矿，始终带着兴趣和满足，不会疲倦。

她表情丰富地垂下眼帘，补充道：“查理，你是怎么感觉的？”

然后，惊讶于丈夫的沉默，她抬起了双眼——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美得如浅色的花。他系好了马刺，两只手水平地捻着上唇的胡须；他高高地站着，审视着她，明显地是在欣赏着她的容貌。觉察到这份欣赏，古尔德夫人很受用。

“他们是大人物。”他说。

“我知道。但你听到他们的谈话了吗？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懂在这里所看到的。”

“他们看到了银矿。就这一点，他们很清楚。”查尔斯·古尔德插话道，为客人们辩护。然后，他的妻子说到那个最大的大人物的名字。他在金融和工业领域是巨擘。他的名字被数以百万的人知晓。他的身份如此显赫，如果不是医生带着恐吓坚持让他休长假，他是不会来到离他的活动中心如此遥远的地方的。

“霍尔罗伊德先生的宗教意识，”古尔德夫人继续道，“让他对教堂里圣徒们俗丽的装扮感到震惊和厌恶——他称那是对金银丝织品和木头的崇拜。但在我看来，他好像把自己的上帝看作某种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这上帝从教堂捐赠里得到属于他的利润份额。那是一种偶像崇拜。他告诉我他每年都向教堂捐赠，查理。”

“而且是源源不断地，”古尔德先生说，心里暗暗为她面容的温婉韵动而惊叹，“捐往全国各地。他因为类似的慷慨而闻名。”

“哦，他没有自夸，”古尔德夫人小心翼翼地说，“我相信他真的是个好人，但多么愚蠢！哪怕是一个可怜的混血儿，献出小小的银臂银腿，来感谢上帝疗愈了他，也会一样的理智，而且更加动人。”

“在巨大的银铁商业界，他独占鳌头。”查尔斯·古尔德评论道。

“啊，是的！银铁的宗教。他是个很懂礼的人，尽管他第一次看到楼梯上的圣母时，看上去严肃得可怕。我们的圣母仅仅是木头和漆料，但他并没对我说什么。亲爱的查理，我听到了那些人彼此交谈。难道他们真的是出于巨大的考量，而想成为这个地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汲水者、伐木者？”

“一个人总得为了点什么而工作。”查尔斯·古尔德含糊地说。

古尔德夫人皱着眉，从头到脚打量着他。身着马裤，系着皮革绑腿（这是从未在科斯塔瓜纳见过的装扮），上身是灰色法兰绒诺福克外套，加上火红的胡须，他像一位曾经是骑兵军官的绅士农场主。这种组合符合古尔德夫人的品味，让她感到愉悦。“这可怜的男孩多瘦！”她心想，“他让自己太劳累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明净的红色脸庞，他整个四肢修长、高瘦的身体，有一种有教养的卓越气质。古尔德夫人起了怜悯心。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感受。”她温柔地低语道。

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天里，查尔斯·古尔德都是三思而后言，根本没留意自己的感受。但他们是两情相契的夫妻，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答案。

“亲爱的，我最好的感受归你保管。”他轻轻地说，但在这模糊的话语里，有着太多的真实，他感到在那一刻，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柔情，增加了许多。

然而，古尔德夫人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回答模糊。她娇羞地笑逐颜开，而他已经变了声调。

“但事实存在着。银矿作为一座矿藏的价值，毋庸置疑。它将让我们非常富有。它的运行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这我有——而世界上另外的一万个人也有。但是，它的安全，它作为一项事业的持续存在，以回报那些人——陌生人，相对的陌生人——那些为它投了资的人，这些，却由我做主。我激发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的信心。你好像觉得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对不对？好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激发他，但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让一切变为可能；如果没有它，我永远都不会对父亲的意愿置之不顾。我永远都不会像一个投机商那样处置圣托梅特许权、处置对一个公司宝贵的权利——只是为了得到现金或股份，如果可能希望终有一天变得富有，或者至少能立马把一些现金装进口袋。不，即使这是可行的——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也不会这么做。可怜的父亲不明白。他害怕我会抓着这摧毁人的东西不放，等待着类似的机会，痛苦地荒废生命。这是他的禁令真正的含义，而我们有意地把它放在了一边。”

他们在走廊上来回踱着步。她的头刚刚够到他的肩。他的手臂向下伸着，搂着她的腰。他的马刺发出轻轻的叮当声。

“他有十年没见我。他不了解我。他为了我而和我分别，永远都不让我回来。他总是在信里说要离开科斯塔瓜纳，说要抛弃一切逃跑。但是，他是太有价值的猎物。他们一经察觉，就会把他投进监狱。”他带着马刺的脚，慢慢地叮当着。他们走着的时候，他向妻子俯着身。那只大鹦鹉歪着头，一眨不眨的圆眼睛，追随着他们踱步的身影。

“他是个孤独的人。从我十岁起，他就像跟一个成人那样跟我交谈。我在欧洲的时候，他每个月都给我写信。我生命中的十年，每个月都收到十页、十二页的信。但是，毕竟，他不了解我！想想吧——整整十年不在一起；我成人的这十年。他不可能了解我。你觉得他能吗？”

古尔德夫人摇摇头表示否定，这正是她的丈夫基于论据的力量所期待的回答。但她摇头否定，仅仅是因为她觉得除了她本人，没有人能了解她的查尔斯——真的了解他所是的样子。她能感觉到，这很明显，无须争论。可怜的古尔德老爹，他走得太早，都没听说他们订婚的消息。他始终是个太模糊的影像，她不可能对他有任何认识。

“不，他不明白。在我看来，这个矿永远都不可能是被卖掉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他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我不可能单单为了钱去动它。”查尔斯·古尔德继续道，而她赞成地把头紧靠在他的肩头。

这两位年轻人记得那个悲惨结束的生命，而当时他们自己的生命走到了一起，带着满怀希望的爱所具有的辉煌。这样的爱，对于最明智的心灵来说，好像善战胜了地球上所有的恶。一个模糊的复兴的想法进入了他们对生活的计划。这个想法如此模糊，似乎不需要论据的支持，但这也使得它越发强烈。它在那一刻向他们显示了自己。在那一刻，女人奉献的本能和男人行动的本能从最强大的幻想里接受了最有力的冲动。禁令让成功成为必须，仿佛他们受到了道德上的约束，要善用他们对于生命充满活力的观点，来对抗疲倦和绝望的状态；沉溺于疲倦和绝望是不对的，也是不自然的。如果说关于财富的想法在他们头脑中出现过，仅仅止于它与另外一个成功的关联。古尔德夫人早年丧亲，没有家产，是在一种对智识感兴趣的氛围里长大的，从未想过巨额财富这样的事情。它们太遥远，她也没学会觉得它们是值得渴望的。另一方面，她亦未经受过任何匮乏。即使是姑母，那位侯爵夫人的贫穷，对于有教养的心灵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这份贫穷好像与巨大的悲痛相称；它的简朴，是献祭于一个高贵的理想。因此，即使是最合理的物质主义，也丝毫触碰不到古尔德夫人的性格。她温柔（因为他是查尔斯的父亲）但缺少耐心（因为他软弱）地记起的那位已故之人，他必须为错误负全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的成功，在它唯一真实的物质方面，没有污点。

但对于查尔斯·古尔德，他不得不把财富的想法好好地放在前面，但他是把它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除非银矿是赚钱的生意，否则不能碰。他得坚持银矿商业的一面，这是他撬动拥有资本的人的杠杆。查尔斯·古尔德相信银矿。关于它，他知道所能知道的一切。他对银矿的信心会传染；尽管这份信心没有雄辩为之效力，但商人们经常会像恋人一样乐观和充满想象。他们比人们设想的更常受到人物性格的影响；查尔斯·古尔德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完全令人信服。此外，对于听他讲话的这些人来说，有个共识，即科斯塔瓜纳的采矿业是一场游戏，可以被玩得物超所值。实业家们对此一清二楚。触碰它真正的困难在别处。就此，查尔斯·古尔德的声音里隐含着平静、不能改变的决心。实业家们有时会在行动上冒险，这在普通人的判断里，可能会被称为荒谬；他们显然是出于冲动和人的本性而做出决定。查尔斯·古尔德在离开欧洲时，途经旧金山，他对着大人物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很好，”大人物说，“让我们设想苏拉科的采矿事宜被接手。那么，参与其中的有：首先，霍尔罗伊德家族，这没问题；其次，查尔斯·古尔德先生，科斯塔瓜纳公民，他也没问题；最后，共和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情况就像阿塔卡玛硝酸盐盆地一开始的时候那样：当时有一家融资机构，有一位姓爱德华兹的绅士，和——一个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政府——两个南美政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历时长久、摧毁性的战争，古尔德先生。然而，我们拥有一个优势，这里只有一个南美政府在周围逡巡，准备从这场交易中抢夺战利品。这是个优势，但糟糕的程度有大有小，这个政府毕竟是科斯塔瓜纳政府。”

大人物如此说。他是为教堂捐赠的百万富翁，捐赠的规模配得上他伟大的祖国——但也是对着这个人，医生们运用了隐含着威胁的可怕话语。他是个肢体高大、从容不迫的人。他的安稳、结实让肥大的丝面双排扣长礼服具有了超精致的高贵气息。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但眉毛仍是黑色的，而他巨大的侧面像如同罗马古币上恺撒头像的侧影，但他的祖辈来自德国、苏格兰和英格兰，还有些微的丹麦和法兰西血统，这让他具有了清教徒气质和对征服无法满足的想象。他对自己的访客完全随意，因为来访者从欧洲带来的热情引荐，也因为他对真挚和决心非理性的喜好，不管这样的真挚和决心何时被他遇到，也不管它们所图为何。

“科斯塔瓜纳政府会为了它的价值玩弄一切手段——你不要忘了这一点，古尔德先生。那么，科斯塔瓜纳是什么呢？它是十抽一的无底洞：借贷和其他的愚蠢投资。很多年以来，欧洲资本全力以赴地投进了它。但我们不会。在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天下雨时莫出门。我们能静坐以观。当然了，某天我们也会介入。我们一定会，但不急。时间本身也得等待上帝的整个宇宙里的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对一切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合恩角一直到史密斯海峡，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如果有任何值得掌控的东西出现在了北极，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然后，我们会有闲暇接管地球上边远的岛屿和大陆。我们会掌管世界上的事务，不管世界是否喜欢。世界身不由己——我们也是，我猜是这样的。”

他的这番话，是在用适合其智力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命运的信仰。他的智力不擅长展示一般性的观点，而是受事实的滋养。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受到了银矿这个伟大事实永久的影响，对这番关于世界未来的理论没有异议。如果说有那么一会儿听起来好像令人不快，那是因为对于如此庞大的未来场景的突然表述，几乎把手头的实际事务碾压为无物。他和他的计划和西部省份所有的矿产资源，仿佛突然被夺去了任何重要的痕迹。这种感觉非常令人不快，但查尔斯·古尔德不是愚钝之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制造了不错的印象；觉察到这个令人恭维的事实，他的嘴角泛起模糊的笑意，这被他伟大的对话者当成了他在谨慎、赞赏地表示同意。伟人也静静地微笑；为了捍卫一个珍爱的希望，人会表现出头脑的灵活，查尔斯·古尔德瞬时想道：显而易见，他的目标微不足道，但这会帮助他成功。他的性格和他的银矿会被接受，因为不管怎么样，它们对于这个人来说都无关痛痒；这个人把自己的行为与如此惊人的命运相连。想到这一点，查尔斯·古尔德不觉得羞辱，因为银矿对他来说，一如既往地影响重大。任何其他人对巨大命运的想法，都无法削弱他救赎圣托梅银矿的渴望。相比于他目标的准确性，地点的明确性，以及在有限的时间里的绝对成功率，另一个人瞬间看上去像个做梦的理想主义者，无足轻重。

这个伟大的人，体格庞大，和蔼仁慈，一直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当他打破短暂的静默时，是在说科斯塔瓜纳的空气中密密麻麻飞的都是特许权。任何简单的灵魂，如果渴望上当受骗，都能一枪打下一个特许权。

“我们的领事们被封了口。”他继续道，眼中闪过温和的蔑视，但稍后他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有良知的正直人，不为贿赂所动，远离他们的密谋、阴谋和派系斗争，会很快得到护照的。明白吗，古尔德先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从来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欧洲一定得被拒在这个大陆之外，而我们介入的恰当时机还未成熟，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我们也不是简单的灵魂。你的事没什么问题。对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方，也就是你，是否是合适的人选，能够立得住，来对抗第三方，也就是不受欢迎的那一方。他们通常是这个或那个控制科斯塔瓜纳政府的强盗团伙，位居高位、势力强大。你怎么看，古尔德先生，呃？”

他向前俯身，稳稳地看着查尔斯·古尔德坚定的双眼。后者记着装满父亲信件的大箱子，把多年累积在一起的蔑视和痛苦融进了他回答的语调里：

“就这些人和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政治而言，我可以为自己负责。从孩提起，我就被灌输这类知识。我不太可能因为过度的乐观主义而犯错。”

“不太可能，呃？这很好。机敏和坚定不移是你所需要的，你可以基于自己的后台唬唬人，但不能太过。只要这事照直向前，我们就跟你相伴左右，但我们不会被拖进任何大的麻烦里。这就是我愿意进行的实验。会有些风险，但我们接受。如果你不能守住你那头，我们会承受损失，这是当然的，但是在这之后——我们会放手。这座矿可以等；它曾经被关闭过，这你知道。你必须得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在亏损之后，继续投钱。”

当时，大人物就是这样在他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说这番话的。那是在一座大城市里，其他人（在虚荣的平民百姓看来，数目相当可观）只要他一招手，就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一年多之后，在他出乎意料地造访苏拉科期间，他再次强调了自己毫不妥协的态度。他的方式真诚而自由，与他的财富和影响相称。或许他这么做的时候，少了些保留，因为他视察了已经做的工作，尤其是一步一步采取措施的方式，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让他坚信查尔斯·古尔德完全能够担起他的责任。

“这个年轻人，”他心想，“很可能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

这个想法让他心中受用，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能为至交们提供的关于这位年轻人的唯一说法是：

“在德国那些只能行走一匹马的古老小镇上，在靠近某些矿井的地方，内弟遇到了他，然后让他带着一封信来找我。他是科斯塔瓜纳古尔德家族的一员，纯正的英国人，但他们都是出生在这里。他的伯父从政，是苏拉科的最后一任省会主席，在一场战役之后被枪杀。他的父亲是圣玛尔塔有名的商人，试图远离政治，但在很多次革命之后被摧毁、死去。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你们的科斯塔瓜纳的缩影。”

当然，他太伟大了，不至于被人质疑他的动机，即使是他的至交。外面的世界可以自由而恭敬地揣测他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初衷。他如此伟大，他对“更纯粹的基督教形式”（它单纯建造教堂的方式让古尔德夫人觉得有趣）过分慷慨的捐助，在他的同胞们看来，是虔诚、谦卑精神的体现。但在金融界他自己的圈子里，接手圣托梅银矿这件事被敬重地看待；的确如此，却被当作谨慎打趣的话题。它是伟人的随想曲。在伟大的霍尔罗伊德大楼（是用钢铁、玻璃和石块在两条街的角落堆起的巨大的一堆，空中布满网状的电报线），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交换着幽默的眼神，意思是他们不知道关于圣托梅这桩生意的秘密。来自科斯塔瓜纳的信件（信封从来不大，但很重）被接收后，从来不会被开封，而是径直送往伟人的房间，但从来没有处理它的指令从那里发出。办公室里低语着，说他亲自回信——也不是通过口述，而是真的用笔墨亲手写。而且，应该是用他私人的复写本留了底。这个复写本，不为俗人之眼所见。有些傲慢的年轻人，是那座十一层楼高的大事车间里小型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配件，直率地表达他们的私人见解：伟大的首领终于做了件傻事，而且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另外一些人，年长而无分量，却对吞噬了他们最好岁月的企业充满敬畏，他们曾经秘密地、会意地小声嘀咕，说这是个预兆，霍尔罗伊德家族想要在将来全盘拿下整个科斯塔瓜纳共和国。而实际上，关于爱好的理论才是对的。亲自处理圣托梅银矿的事务让伟人觉得有趣；这让他觉得如此有趣，以至于他让这个爱好为自己的第一个完整假期给出了方向，这是在多得惊人的岁月里，他为自己放的第一个假。在那里，他经营的不是一家大企业，不仅仅是铁路委员会或工业公司，而是一个人！如果成功，这会令他很愉快，而且令他愉快的理由清新而新颖。但是，同一种情感的另一面则是，一有失败的迹象，他就会义不容辞地与之彻底分离。一个人可以被抛弃。各家报纸很不恰当地在全国各地大肆宣扬他去科斯塔瓜纳的旅行。如果说查尔斯·古尔德运营的方式令他满意，他则是在确保自己的支持时加入了更严厉的成分。甚至是在最后一次面谈时，大约是在他手拿礼帽，坐在古尔德夫人白色的骡子后面，随着滚动的车轮走出院子前的半个小时，他在查尔斯的房间里说过：

“你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前进，只要你能负得起自己的责任，我会知道如何帮你。但你可以放心，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如何适时地甩掉你。”

就此，查尔斯·古尔德唯一的回答是：“只要您愿意，就可以开始发送机械了。”

伟人喜欢这份沉着的自信。其中的奥秘是，在查尔斯·古尔德看来，这些不加妥协的条件令人愉悦。银矿正是这样保住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他在孩童时就赋予它的，而且仍是指望他一个人来保持。这是件严肃的事，而他也是严肃地接受它。

“当然了，”他对妻子说，暗指和离去的客人的最后一次交谈，与此同时，他们在走廊上慢慢地来回走着，被鹦鹉用恼怒的眼神追随着，“当然了，那样一个人可以在他喜欢的时候，拿起或放下一个物件。他不会遭受任何挫败感。他可能会屈服，或者他可能会明天死去，但伟大的银铁业会比他活得久，会在某一天控制科斯塔瓜纳，连同整个世界。”

他们停在了鸟笼旁。鹦鹉捕捉到了属于它的词汇中的一个音，忍不住要干涉。鹦鹉非常通人性。

“科斯塔瓜纳万岁！”它尖叫道，非常地自作主张，而且立即竖起了羽毛，在闪闪发光的金属丝后面显露出一副梦幻般自满的神情。

“查理，你相信吗？”古尔德夫人问道，“这在我看来像是最可恶的物质主义，而且——”

“亲爱的，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她的丈夫打断了她，语气合理，“我利用自己所看到的。他的谈话是命运的声音，抑或仅仅是哗众取宠的辩才展示，跟我有什么关系？在美洲的两个大陆，都有大量这种或那种的雄辩产生。新世界的空气好像有利于慷慨激昂的演说术。你难道忘记了亲爱的阿维拉诺斯是怎样在这里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的？”

“哦，但那是不同的。”古尔德夫人抗议道，她几乎震惊了。这个指涉不着边际。唐·何塞是位可亲的老人，很会讲话，而且热衷于伟大的圣托梅银矿。“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相比，查尔斯？”她责备地喊道，“他受了苦，但他不放弃希望。”

对于男性的工作能力她从未怀疑过，但非常令古尔德夫人吃惊的是，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他们表现得异常糊涂。

查尔斯·古尔德忧心忡忡却很平静，这立即为他获取了妻子的担心和同情。他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在比较。毕竟，他自己也是个美洲人，或许这两种雄辩他都能理解——“如果值得尝试的话。”他严肃地补充道。但是，他呼吸了更长时间的英格兰空气，长过了三代人中所有的亲人；他真的请求谅解。他可怜的父亲也可以很雄辩。他问妻子是否记得他父亲最后的信件中的一段，古尔德先生在其中表达了坚定的信念：“上帝愤怒地看着这些国家，否则他会让希望的光穿过令人恐怖的黑暗中的缝隙。阴谋、屠杀和犯罪的黑暗，笼罩着众大陆中的女王。”

古尔德夫人没有忘记。“你读给我听了，查理。”她低声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你的父亲多么深刻地感受到了它可怕的悲哀！”

“他不喜欢被抢劫。这让他愤怒。”查尔斯·古尔德说，“但这个意象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这里需要的是法律、信义、秩序和安全。我把我的信仰寄托在物质利益上，虽然谁都可以抨击它。只要让物质利益站稳脚跟，它必将会推行唯一能够让它继续存在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无法无天和混乱，赚钱在这里是合理的。它合理是因为它所需要的安全必须得和被压迫的人民共享。更好的正义会随之而来。这将是希望之光。”他的手臂把她瘦小的身体更紧地搂在身侧，过了一会儿，继续说：“谁知道呢？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圣托梅银矿，是否能够成为黑暗中的那条缝隙，那条可怜的父亲绝望地以为永远不会看到的缝隙？”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满是欣赏。他很有能力；她无私的野心是模糊的，但他给了它一个巨大的造型。

“查理，”她说，“你违抗父命，但你很了不起。”

他突然把她留在了走廊，去取他的帽子，那是一顶柔软的灰色宽边帽，一个有民族特色的物件，但与他英伦风的打扮搭配得出乎意料地好。他回来了，腋下夹着马鞭，正为一只狗皮手套扣上纽扣，他的脸上呈现着思想的坚毅。他的妻子在楼梯口等他，在吻别前，他结束了谈话。

“我们应该完全清楚的，”他说，“是这个事实——我们没有回头路。我们能到哪里重新开始生活？我们现在投入了我们的一切。”

他俯身到她仰起的脸上，非常温柔，带着一丝懊悔。查尔斯·古尔德有能力是因为他没有幻想。古尔德特许权得为生存而战，使用的是在腐败的泥潭里即刻能够找到的武器。腐败如此无所不在，几乎让斗争失去意义。他准备好了屈尊拿起武器。有那么一刻，他觉得好像那杀死了父亲的银矿，更深地诱捕了他，超出了他想要的范围。基于情感的循环逻辑，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成功被绑在了一起，无路可退。 bAlIWpujXAoLlwrHreAAk52zZ1dTfDI0fZSDPfqEbxCGXPvS6BsSye1t/1Amc2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