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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伊莎贝尔岛的沙滩，能看到港口内唯一商业活动的迹象，即大洋汽船航运公司（俗称洋船航）又钝又方的木制码头。一决定要把苏拉科建成他们在科斯塔瓜纳共和国的停靠口岸之一，这个码头就被扔进了海湾的浅水里。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科斯塔瓜纳拥有好几个港口，但除了凯塔这个重要的口岸，其他的要么是又小又不方便的小海湾，周遭遍布岩石——比如位于南方六十英里以外的埃斯梅拉达——要么只是开放的锚地，风吹浪蚀。
或许，正是将过去的商船队拒之门外的环境状况，吸引着洋船航公司打破庇护着苏拉科平静生活的和平圣殿。在阿祖艾拉岛端之内，多变的天空轻轻逗弄着半圆形的大片水域，但难不住该公司优秀船队的蒸汽动力。年复一年，他们的那些汽船的黑色船体沿海岸上下穿梭，在海港内进进出出，驶过阿祖艾拉、伊莎贝尔和玛拉角——除了专横的时间，它们无视一切。船只的名字皆取自神话，它们成了海岸上家喻户晓的名词，尽管奥林匹斯众神从未统治过这片地方。“朱诺号”仅以位于船中间的舒适船舱闻名，“萨杜恩号”以它亲切的船长和金色的豪华会客室见长，而“伽倪墨得斯号”的构造，则主要是为了运牛，它会被沿岸的乘客躲避。即使是沿岸最不为人知的村里最卑微的印第安人，也都熟悉“刻耳柏洛斯号”。它是一只黑色的“小河豚”，毫无魅力可言，也没有可供居住的地方，它的任务是沿着长满树木的沙滩缓缓靠近海岸，靠近巨大而丑陋的石头，亲切地停靠在每一片棚屋区，收集农产品，下至三磅一捆、用干草做捆绳的天然橡胶。
因为他们很少失误，能为最小的包裹负责，也极少丢失牛只，更是从未淹死过乘客，洋船航这个名字代表着高度的信用。人们说，在这家公司的照管下，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在水上比在他们岸上的家里更安全。
洋船航公司在苏拉科的主管负责整个科斯塔瓜纳的业务，他为公司的地位感到非常骄傲。他经常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从不出错。”对公司的官员们来说，这句话则变成了严格的命令：“我们一定不能出错。在这里，我不允许出错，不管史密斯在他那头做了什么。”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史密斯。史密斯是公司的另一位主管，驻扎在距离苏拉科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不要跟我说你的史密斯。”
然后，突然平静下来，他会假装不动声色地驳回这个话题：“史密斯对这个大陆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孩子。”
在苏拉科政商两界，他是“我们优秀的米切尔先生”；在公司的船长们中间，他是“爱挑剔的乔”。约瑟夫·米切尔船长骄傲于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人和事——科斯塔瓜纳之事——具有深刻的认识。就最后这一点，他认为，因为军事革命而导致的政府更迭，对公司的有序运营极为不利。
当时，共和国的政治氛围风云诡谲。失败一方逃亡的爱国者们却有个窍门，他们能带着半船的小型武器和弹药再次出现在海岸上。考虑到他们逃跑时一文不名，这样的足智多谋在米切尔船长看来十足令人惊奇。他评论说：“他们身上好像从来没有足够的零钱，来支付离开这个国家的旅费。”而且，他并非口说无凭，而是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不得不营救一位独裁者，还有几位苏拉科官员——政治首领、海关主管和警察署长——他们同属于一个被推翻的政府。可怜的里比埃拉先生（这是独裁者的名字），在索科罗战役失利后，飞奔过八十英里的山路来到这里。他希望赶在致命的消息传到之前逃走，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骑的驴子跛了。而且，这头畜牲在苏拉科广场林荫道的尽头死在了他的胯下；在革命的间隙，在傍晚时分，军乐队有时会在这里演奏。“先生，”米切尔船长自命不凡、一本正经地继续道，“那头驴子不合时宜的死亡，吸引了对骑着它的不幸之人的关注。他的长相被几个独裁军的逃兵认出来了，这些逃兵混在卑鄙的暴徒中，早已经开始忙着砸碎市政厅的窗户。”
那天一早，苏拉科当地政要就逃到了洋船航公司的办公室避难。那是一座坚固的建筑，靠近码头。政要们丢弃了小城，任由革命的暴民们摆布。在这之前，迫于斗争的需要，独裁者强制执行了严格的征兵法，并因此而被民众憎恶；当时，他很有可能会被撕成碎片。谢天谢地，诺斯托罗莫——这宝贵的家伙——和一些意大利工人就在附近，设法救走了他，至少在当时保他无碍。这些意大利人是被从国外引进，来建造国家中央铁路的。最终，米切尔船长成功地用他自己的快艇带着那些人离开了海岸，驶向公司的一艘蒸汽船——“密涅瓦号”——可巧，它当时正驶进港口。
他得在后墙那里，从一个洞里，用一根绳子把这些绅士放下去。而此时，拥出城市的暴民们遍布了整个海岸，在房子前面的墙根那里口吐着白沫大声叫喊。他得赶着逃亡者们跑过整个码头。那是一场绝望的飞奔，孤注一掷——又是诺斯托罗莫，那个千里挑一的家伙，带领着公司所有的驳船夫占据着码头，抵挡着暴民的冲击，因此给了逃亡者时间，让他们到达等在码头另一端的快艇，快艇的尾部挂着公司的旗帜。树枝、石头、子弹到处飞，也有刀子被扔了过来。米切尔船长很乐意展示一条长长的伤疤，它划过了左耳和太阳穴，就是被绑在树枝上的一个刀片割伤的——他解释说，这是很受“这里最坏的那类黑鬼们”喜欢的一种武器。
米切尔船长是一个矮胖年长的人，戴着高高的尖衣领，蓄着短短的络腮胡。他偏爱白马甲，神情夸耀却矜持，但真的很健谈。
“这些绅士，”他会很严肃地瞪视着说，“得像兔子一样地跑，先生。我自己也跑得像只兔子。某些形式的死亡——呃——对于一个——呃——令人尊敬的人来说——不怎么愉快。他们也会把我打死。疯狂的暴徒们，先生，不会区别对待。老天保佑，我们的不死归功于我的搬运工工头，他们在城里就是这么叫他的。当我发现这个人的价值时，先生，他还只是一艘意大利船上的水手长。那是一艘很大的热那亚船，在中央铁路建造之前，它是为数不多的来到苏拉科的欧洲船只之一，装载的是一般货物。他离开那艘船，是因为他在这里交到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朋友——他的一位同胞，但我想，他的离开也是为了更好的前程。先生，我是很会判断人的性格的。我雇他做了码头驳船夫和守护人的队长。这就是他的身份。但如果没有他，里比埃拉先生早已经是个死人了。这个诺斯托罗莫，先生，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他令城里所有的盗贼不寒而栗。那时，先生，这里强盗、小偷、杀人犯和流窜犯罪团伙横行，来自全省的祸害都在这里出没。那一次，提前一个星期，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拥进了苏拉科。他们嗅到了末日的气息，先生。这群杀人的暴民，有百分之五十是南美大草原上的职业强盗，先生，但没有一个人没听说过诺斯托罗莫的威名。至于城里那些刁钻狡猾的人，先生，他的黑胡子和白牙齿，就足够吓破他们的胆。先生，他们看见他就害怕。这就是个性的力量。”
完全可以说，是诺斯托罗莫一个人救了这些绅士的命。就米切尔船长而言，则从未离开过他们，直到看着他们震惊、愤怒、喘息着、浑身瘫软但安全地坐在了“密涅瓦号”一流的会客室里奢华的天鹅绒沙发上。直到最后，他都小心翼翼地称前独裁者为“阁下”。
“先生，我别无选择。那人被打倒了——脸色惨白、一腔愤怒、满身抓痕。”
那次入港，“密涅瓦号”从未落锚。主管立即命令它出港。没有货物上岸，这是当然的，而且来苏拉科的旅客也拒绝登陆。他们能听到枪声，而且清楚地看到水边在打仗。被击退的暴民把力气用在了进攻海关上——那是一座沉闷、尚未建好的房子，有很多扇窗，距离洋船航的办公室两百码远，也是港口仅有的另一座建筑。米切尔船长指示“密涅瓦号”的指挥官让“这些绅士”在科斯塔瓜纳以外的第一个靠岸港口上岸。然后，他乘快艇返回，看看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公司的财产。公司和铁路的财产被生活在这里的欧洲人保护着，也就是说，被米切尔船长和修建铁路的工程师们保护着，外加意大利和巴斯克工人们的协助，他们忠诚地团结在自己的英国负责人周围。洋船航的驳船夫们是科斯塔瓜纳人，也在他们队长的带领下表现得很好。他们是一群流浪汉，血统非常混杂，但主要是黑人，总是与镇上卖掺水烈酒的店铺的其他顾客有仇，也乐颠颠地抓住这个机会，借着如此有利的保护，清算一下个人的账目。他们中没有一个，不是在某个时候，惊恐地看着诺斯托罗莫的枪口指在自己脸上，或者被诺斯托罗莫的坚决吓怕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们说。他们的工头太傲慢，从不爆粗口；他是个不知疲倦的监工，而且因为卓尔不群，越发让人害怕。瞧！那天他就在那里，充当着他们的首领，傲慢地跟这个或那个人开着玩笑。
这样的领导振奋人心。事实上，暴民们成就的唯一损害是点燃了一堆——只有一堆——铁路枕木。因为用木馏油处理过，烧得很旺。对铁路调车场、洋船航办公室，尤其是海关的进攻，都彻底失败了。众所周知，海关牢固的房子里，储存着大量财宝，那是一块块的银锭。连老乔吉奥开的小旅馆也逃过了抢劫和摧毁，它孤单地立在海港和城市中间。这不是因为奇迹，而是心想着保险柜里的银子，他们一开始把它忽略了，而后来再也没有闲暇停下来。诺斯托罗莫和他的搬运工们当时把他们追得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