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们中那些因为生意或好奇来到苏拉科的人，仍能记得圣托梅银矿在那个偏远省份的生活中起到的稳定作用。在那些年里，铁路尚未问世。那时，城市的外观没有大的变化，但之后改变很大。我听说，缆车在宪法街上跑，运输道路延伸到遥远的乡村，到了里肯和其他村庄。外国商人和富人们的现代别墅一般都在那边。海港旁有一个巨大的铁路货场，货场的一边是码头，码头上有座长长的货仓，也会有有组织的、非常严重的劳工问题。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听说过劳工问题。海港的搬运工们的确形成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兄弟同盟，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渣都有，还有自己的守护神。他们定期罢工（每个斗牛日），这种形式的麻烦即使是在诺斯托罗莫最有威望的时候，也无法有效地处理。但每个节日后的早晨，在市场上的印第安女人们撑开她们席子做的遮阳伞之前，当希格罗塔山顶的雪在城市上方、在尚且漆黑的天空闪耀着浅淡的光时，一个骑着银灰色母马的骑马人会幽灵般地出现，十拿九稳地解决掉工人的问题。他的坐骑在贫民窟的小巷里、在老防御土墙围着的杂草丛生的围场里踱着步，行走在漆黑、没有光、成片的棚屋中间，它们像牛圈、像狗窝。骑马人用一把沉重的左轮手枪的枪托反复敲打着低矮的杂货店的门；倚靠着一堵摇摇欲坠、原本高贵的墙垣的，是多得惊人的坡屋，骑马人猛击着它们的门；他捶击着住处木制的墙面，墙如此薄弱易损，里面的鼾声和困倦的低语声在他雷鸣般的捶击声的间隙，清晰可闻。他在马鞍上凶狠地喊着人名，一次，两次。昏昏欲睡的回答——有的脾气暴躁，有的低声劝慰，有的凶残，有的开着玩笑，有的表示着抗议——传到外面寂静的黑暗里；在这黑暗里，骑马人静静地坐着，不久一个黑色的身影会快速闪现，在静止的空气里咳嗽着。有时，会有一个女人低低的声音透过窗口柔声喊：“他马上就来，先生！”骑马人在一动不动的马上静静地等着。但如果他不得不下马，那么片刻之后，从小屋或杂货店的门口，伴随着凶猛的扭打和令人窒息的诅咒，一个搬运工会张开双臂，头先飞了出来，趴在了银灰色母马的前腿之间，它只是向前伸了伸它尖尖的小耳朵。它习惯了这样的事，而那个人爬起来赶忙走开，远离诺斯托罗莫的左轮手枪。他在街道上有些摇摇晃晃，低声咆哮诅咒着。太阳升起的时候，米切尔船长身穿睡衣焦急地来到外面的木制阳台。洋船航公司的楼孤零零地立在岸边，这个阳台有整层楼那么长。米切尔船长看到驳船早已驶出，人影忙碌在货物起重机周围，或许也听到无价的诺斯托罗莫从码头的尽头大声发号着命令，声似洪钟。他已经不再骑马，身穿方格衬衫，系着地中海水手的红腰带。一个千里挑一的家伙！

完美的物质文明，用现代生活千篇一律的设施，抹去古老城镇的个性，但这样的进程尚未入侵苏拉科。然而，那个事实——圣托梅银矿——在其精神上是非常现代的，早已经把它微妙的影响投射到了苏拉科，投在了它过气的旧时风俗上；这些风俗如此典型地反映在它灰泥粉饰过的房屋、装着木栅的窗户和被废弃的女修道院巨大的黄白色墙壁上；成行的深绿色柏树掩映着修道院的院墙。它也改变了节日里人群的外在特征。在教堂入口前的广场上，很多人身披嵌着绿色布条的白斗篷，这是圣托梅矿工的节日服装。他们还戴了饰着绿绳和绿色穗带的帽子——都是质量很好的物件，在银矿的库房花很少的价钱就能买到。一个守规矩的拉美混血儿身着这些色彩（这在科斯塔瓜纳是不寻常的），会很少因为被指对小镇警察不敬而被打个半死；他也不会有在路上突然被征兵的枪骑兵用索套套住的风险——这种“自愿”应征入伍的方式，在共和国里几乎被看作是合法的。整个整个的村子据说都是以这种方式“自愿”入了伍。但是，正像唐·佩佩无望地耸耸肩，对古尔德夫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办法！可怜的人们！可怜的小东西！可怜的小东西！但国家需要士兵。”

唐·佩佩从职业的角度这样说。这位战士，有下垂的胡须，瘦削、胡桃色的脸和干净坚硬的下巴，是南部大草原上牧牛骑手的类型。“如果你们能听一个派斯的老军官说话，先生们，”这是他在苏拉科贵族俱乐部所有发言的开场白。他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一员，是因为他对已经废弃了的联邦事业过往的贡献。这个俱乐部在科斯塔瓜纳宣布独立的日子里就已经有了，它的创立者中有很多解放者的名字值得夸耀。它无数次地被各色政府肆意镇压，有很多对权利被剥夺的记忆，还有至少一次对其成员的大规模屠杀。那是在一个狂热的司令官的命令下，他们悲惨地聚集到一起参加宴会（他们的尸体，后来被扒光了衣服，从窗户里扔到了广场上，这是人群中最卑鄙的人渣干的）。但在那个时期，它重新平静地繁荣起来，向陌生人提供着它历史悠久的所在地凉爽、宽敞的房屋。这些在屋子前面的房间，曾经是一位高级圣职人员的住所。房子的两厢被关闭了，在被钉死的门后坍塌了。没有铺石砖的院子，可以描述为由小橘子树构成的果园，掩盖了朝向大门的房子背面彻底衰败的景象。从街上走进院子，就像进了一座与世隔绝的果园，会碰到一道脱节的楼梯的底部，被一位青苔染色的圣人般的主教的雕像守护着，他头戴法冠，手执权杖，精致的石手交叉在胸前，逆来顺受地忍受着断掉的鼻梁带来的屈辱。会有仆人咖啡色的脸，带着一头蓬松的黑发，从上面偷看你；会有台球撞击的声音传进你的耳朵里。步上台阶，你或许会在第一间大厅里，看到唐·佩佩非常僵硬地坐在一张直背椅上，在很好的光线里费力地拼读一张圣玛尔塔的旧报纸，报纸被拿得远远的，他的胡子在不断地动着；还能看到他的马——一头铁石心肠但坚忍的黑色畜牲，长着铁锤般的脑袋——背上驮着巨大的马鞍，在街上一动不动地打着盹，它的鼻子几乎碰到了人行道上的路边石。

就像经常在苏拉科听到的说法那样，唐·佩佩“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还能在古尔德府的会客厅看到他。他谦逊自信地坐在离茶桌有点距离的地方。双膝并拢，深陷的双眼里闪着友好诙谐的光，他会往当前的对话里抛进他稍带讽刺的小玩笑。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明智而幽默的精明，有一种真正的人性气质，这经常会在一些朴素的老兵身上看到。他们经历过很多你死我活的战斗，证明过自己的勇气。对于开矿，他当然一无所知，但他的工作是特别的那种。他负责整个矿区的人口，从峡谷的顶端一直延伸到从山脚进入平原的牛车小道。小道会通过一座小木桥跨越一条河，木桥被漆成了绿色——绿色，希望的颜色，也是银矿的颜色。

苏拉科听到的说法是，在上面的“山上”，唐·佩佩行走在险峻的道路上，佩带着一把大大的剑，穿着破旧的制服，资深少校的金质肩章失去了光泽。多数矿工是印第安人，他们长着圆睁的大眼睛，称他为泰塔（父亲），这些赤脚的科斯塔瓜纳人就是这样称呼任何穿鞋子的人的，但巴西里奥——古尔德先生的贴身侍从，也是府上的主仆——曾经有一次诚心诚意且有分寸地宣布：“总督先生到！”

唐·何塞·阿维拉诺斯当时在会客厅，对这个恰如其分的头衔喜出望外，当唐·佩佩的军人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他就这样戏谑地跟老少校打招呼。长胡子的唐·佩佩只是笑了一下，像是在说：“你还可能为一个老兵发现更糟糕的称号。”

他就这样成了总督先生，对自己的领域和作用开着小小的玩笑。他幽默而夸张地向古尔德夫人保证：

“没有任何两块石头碰到一起而总督听不到叮当响的地方，夫人。”

他狡黠地用食指尖敲敲耳垂。即使单纯矿工的人数上升到了六百多，他都好像认识他们中的每个人——所有那些数不清的何塞、曼纽尔和伊格纳西奥，来自一村、二村或者三村（有三个矿村）。他管辖着这三个村子。他不仅能通过他们扁平、忧悒不欢的脸庞辨认他们，也能通过他们的后背无限细微的色差来分辨他们，是红棕、黑棕，还是铜棕色；这在古尔德夫人看来都一个样，就像偶遇了相同的祖先模子，是清一色的受苦与忍耐。当倒班的工人们只穿着亚麻衬裤、戴着无檐皮革便帽混杂在一起，到处可见赤裸的肢体、肩扛的挖掘工具、摇晃的矿灯和不停挪动的穿着凉鞋的脚。他们聚集在主通道入口处开阔的高地上，这是个暂停的时刻。一长串小吊篮手推车空着排在那里，印第安男孩们无所事事地倚靠着它们；筛分工和碎石工蹲在地上，抽着长长的雪茄；斜跨过入口高地边缘的巨大木制滑运道默不作声；只有敞开的引水槽里猛烈而不停流淌的水流凶猛地低语着，可以被听到。在下面的高地上，铁砧不停地砰然下落，把宝贵的矿石粉碎。工头们——通过挂在他们裸露胸前的铜质奖章可以辨认——带领着他们的小队。最后，大山会吞下沉默人群的一半，而另一半则会排着长队沿着“之”字形的小路一直走到谷底。峡谷很深，在靠近下面的地方，有一片植被蜿蜒在炽热的岩面之间，就像一根纤细的绿线。在植被中间，有三撮香蕉树、棕榈树和有树荫的树木扭结在一起的地方，标记着一村、二村和三村，它们为古尔德特许权的矿工们提供了住房。

从一开始，就是整个整个的家庭迁移到了希格罗塔山脉的这个地方，从这里传出的有关工作与安全的传言在牧人的牧区蔓延，甚至像大洪水一样，冲进了齿状山脉遥远的蓝色壁垒的角落和裂缝里。父亲在前，戴着尖顶的草帽，然后是母亲和大一点的孩子，一般也会有一头小驴子，全都背负着东西，只除了领头的人自己，或者是某个长成的女孩，她是一家人的骄傲。她赤脚而行，笔直似箭，乌黑的发辫，骄傲、模糊的侧影，她没有背负，只有一把乡村小吉他和一双软皮凉鞋一起系在身后。看到这样的人群在牧场间的十字步道上连成一行，或者是露营在皇家大道路旁，骑行的旅人会对彼此说：

“更多是去圣托梅银矿的人。明天，我们还会看到别的人。”

在暮色中快马加鞭，他们会讨论省里的大新闻，关于圣托梅银矿的新闻。一个有钱的英国人要开采它——也可能不是英国人，谁知道！反正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哦，是的，已经开始了。一伙人赶着一群参加下一次斗牛的黑牛到过苏拉科，据他们说，在里肯客栈的门廊，那里距离小城仅有三英里，能够看到山上的灯光，它们在树顶上照射着。也看到一个侧身骑马的女人，她不是坐在椅座上，而是一种马鞍上，头上戴着一顶男人的帽子。她也在山上的小路步行。应该是个女工程师，看上去她就是。

“多么荒谬！不可能，先生！”

“是啊！是啊！一个北美人。”

“啊，好吧，如果阁下您真的了解情况。一个北美人，是要这类人才干得出来。”

他们会惊讶地轻蔑一笑，谨慎地留意着路上的阴影，因为晚上在草原上行走，有可能碰到坏人。

唐·佩佩不仅熟知辖区的男人们，而且他好像只要专注地思索着瞥一眼，就能区分每个女人、女孩或者是成长中的年轻人。只有那些小孩子，有时会让他分不清。经常能看到他和神父肩并着肩，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街对面的村子里很多安静的棕色小孩，用低声商议的语气，试着把他们区分开来，又或者他们会一起询问某个他们碰到的、一本正经的小淘气，他的父母是谁。小家伙在四处闲逛，他光着身子，神情严肃，婴儿般的小嘴里叼着雪茄；他沿路走来，有可能是把妈妈的念珠偷了来装点自己；一圈珠子低低地垂下来，落在他圆滚滚的小肚皮上。矿区所有教徒的精神牧师和世俗牧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和莫尼汉姆医生——那位医学牧师，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密。莫尼汉姆医生听从古尔德夫人，接受了这个职位，住在医院的楼上。但没人能和医生先生亲近。他双肩扭曲，脑袋低垂，嘴带讥讽，眼睛愤愤不平地斜瞥着，神秘而古怪。另外两位权威则和谐共事。罗曼神父干瘪瘦小，满脸皱纹，他的眼睛又大又圆，下巴尖尖，很警觉，而且很爱吸鼻烟；他也是个年长的从军牧师，在共和国的战场上听过很多朴素的灵魂忏悔；在山坡上、深草里、林荫中，他跪在临终者身旁，倾听最后的祈祷，鼻子里充斥着火药味，耳朵里是火枪的嘎嘎声、子弹的嗖嗖声和噼里啪啦溅落的声音。如果在傍晚，在唐·佩佩最后一次巡逻前，他们会在神父的宅邸用一包油腻的纸牌玩上一把，这有什么大碍？唐·佩佩的最后一次巡逻，是要看银矿所有的警卫——是他亲自组织的一队人——是否到位。在完成睡前的最后这项职责时，唐·佩佩的确是在一座美式白色木屋的阳台上，束上了他那把上了年岁的剑。罗曼神父把这座木屋叫作神父宅邸。附近，有一座又长又矮的黑色尖顶建筑，像个巨大的谷仓，山形墙上有个木制的十字架，这就是矿工们的小教堂。罗曼神父每天在这里做弥撒，他的面前是一幅不鲜艳的祭坛饰画，描绘着复活的场景。灰色的墓碑平稳地立在一角，有一人向上飞升，四肢修长、面色铁青，衬着椭圆形苍白的光；一个戴头盔的棕色军团士兵被重击在地，横躺在前景处的沥青地面上。“这幅画，我的孩子们，美丽而令人赞叹。”罗曼神父会对他的一些教徒说，“你们能够看到它，是因为我们负责人先生妻子的慷慨馈赠。它是在欧洲画的，一个圣人和神迹的国度，比我们科斯塔瓜纳伟大多了。”说到这里，他会津津有味地吸一撮鼻烟。但有一次，当一个爱打听的人想要知道这个欧洲地处何方时，是沿海岸往上还是往下，罗曼神父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变得非常矜持和严厉：“毫无疑问，它极其遥远。但像你这样的圣托梅银矿无知、有罪的人，应该认真思考永恒的惩罚而不是询问地球的广大，它的国家和人口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随着一声“晚安，神父”“晚安，唐·佩佩”，“总督”会离去。他把军刀贴在身侧，身体向前倾，在黑暗中迈着长长的、沉重缓慢的步伐。一场干净的纸牌游戏，不过是赌上几支雪茄或一包巴拉圭茶，自有它的戏谑之处，但此时立即换作了严格的值班模式，就像一位军官出发去查看军队营地的前哨。挂在他脖子上的哨子，吹出了很大的声响，立即激起了众多哨子巨大、尖利的回应，一直到峡谷的顶端，中间夹杂着狗吠；但这些声音，会慢慢静下来。在寂静中，两个守卫着桥的守夜人会出现，悄无声息地走向他。路的一边，是座长长的木屋，那是商店，它会被关闭，会被从一头到另一头封死；与之相向的，是另一座白色木屋，比它还长，而且带有阳台，那是医院。莫尼汉姆医生住所的两扇窗还亮着。过热的岩石释放的热量温暖了黑夜，让人喘不过气来。连一丛胡椒树娇嫩的叶子都一动不动。唐·佩佩会静止地站上一会儿，两个守夜人也站在他面前不动。在上方山体陡峭的壁面上，一把把火炬错落其间，就像从上方两个炽热燃烧的巨大光团落下的星星点点的火粒。突然，矿石滑运道开始嘎嘎作响，巨大、拖沓的咔嗒声，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重，这声音会被峡谷的峭壁捕获，再以隆隆的雷霆之声发送到平原。里肯的客栈老板发誓说，在平静的夜晚，如果专注地听，他能在门口听到那声音，就像山中风暴的咆哮。

在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里，这声音一定能传到这个省最远的地方。晚上骑马去银矿，声音会在刚过里肯的一片小树林边上与他相遇。不会有错，那是大山咆哮的低语，在铁砧下喷吐着宝藏的溪流；这声音传进他的内心，带着宣言特有的力量；它隆隆而来，传遍大地，也带着一个既成事实的奇妙，满足了一个大胆的渴望。在那个遥远的夜晚，当他的妻子和他拐弯抹角地穿过一片森林，在溪边勒住他们的马，第一次凝视着峡谷灌木丛生的幽静时，他就在想象中听到了这声音。棕榈树零星散布在各处。在圣托梅山（它是方形的，像座木屋）的拐角处，有一条深深的沟壑，一挂细细的瀑布明亮地闪耀着，像玻璃一样，穿过树蕨深绿色的厚厚的叶子。唐·佩佩陪着他们，此时催马上前，伸出手臂指着峡谷，假装严肃地宣称：“请看这蛇的天堂，夫人！”

然后，他们调转马头，骑回里肯过夜。当地的镇长——是一位年长、干瘦、叫莫雷诺的人，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一位军士——和他的三个漂亮女儿满怀敬意地搬出了自己的家，为这位外国夫人和绅士大人们腾出地方。他唯一要请查尔斯·古尔德（他把他当成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帮忙的，是提醒最高政府别忘了一份养老金（大约一美元一个月），他认为那是自己应得的。这是承诺过他的，他断言说，同时好战地挺直了佝偻的后背：“那是在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先生，因为在对野蛮的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表现英勇。”

瀑布没有了。在它的水花下繁茂生长的树蕨在干涸的水塘边干枯了，高高的峡谷现在只是一条大沟，被挖掘出来的废弃物和残渣装了个半满。急流在上面被水坝拦住了，它的水流沿着敞开的引水槽冲下来。引水槽是粗圆的树干凿出来的，沿着支架向前，到达为铁砧提供动力的涡轮机。涡轮机安装在下面的高地上，那是圣托梅山的大高地。对瀑布的记忆，连同它令人惊奇的蕨类植物——犹如峡谷山石上挂着的一处花园，保留在了古尔德夫人的一幅水彩画里。那是有一天，在灌木丛中清理出来的一片空地上，她匆匆画就的。在唐·佩佩的指挥下，人们为她在三根粗陋的柱子上搭了一个茅屋顶，她就坐在屋顶的荫凉里作画。

古尔德夫人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一切：清理荒野，修筑道路，在圣托梅山的岩壁上凿出小路。一连几个星期，她和丈夫都住在那里。在那一年里，她很少待在苏拉科，以至于古尔德马车出现在大街上时，会引起社交兴奋。沉重的家用马车庄严地行走在荫凉的小巷，里面坐满了高贵的夫人和黑眼睛的小姐们，在一阵问候声中，她们白皙的手有力地冲着她挥动。唐娜·艾米丽亚“从山上下来了”。

但不会太久，一两天之后，唐娜·艾米丽亚就会“去山上”，她养得很好的马车骡子又会因此而有很长的悠闲日子。她看着第一栋木屋建了起来，用作办公室和唐·佩佩的住处；她带着狂喜的感恩之情听到第一车矿石沿着当时唯一的滑运道咔嗒落下；她完全默不作声地站在丈夫旁边，在第一批（只有十五个）铁砧第一次被开动的瞬间，她因为兴奋而浑身发冷。当他们工棚里的第一组蒸馏器下面的火燃烧到深夜，她没有回到为她在尚没有布置的木屋里搭起的粗陋床架上休息，直到她看到第一块海绵状的银块，被古尔德特许权黑暗的深处交给了世间的变幻莫测；她把自己不爱钱的双手放在了刚刚从模具里倒出来、还热着的第一块银锭上，双手因为急切而颤抖；根据她对银锭的力量富有想象力的预测，她赋予了这块金属合理的构想，好像它不只是个事实，而是无形且影响深远的东西，犹如一份感情的真实表达或一个法则的产生。

唐·佩佩也是极其感兴趣，微笑着看过她的肩，脸上的纹路竖了起来，让整张脸像皮革面具，表情残忍却又亲切。

“难道赫尔南德斯的男仆不想得到这无关紧要的物件吗？它看上去，天哪，就像一块锡。”他打趣道。

强盗赫尔南德斯曾经是一个安分的小农场主。在一次内战中，他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从家中绑架，被迫到军中服役。在那里，他作为士兵的表现堪称楷模，直到瞅准了机会，他杀死了自己的上校，设法逃脱。一伙逃兵选他做头领，躲到了荒凉、没有水的托诺罗低地以外的地方。各个庄园用牛马支付他的勒索；有很多非凡的故事，讲述他的能力和逃脱追捕的巧妙。他曾一个人骑进草原上的村子或小镇，前面赶着一头驮骡，腰带上别着两把左轮手枪，径直去到商店或货铺，选他想要的，然后不受阻挠地骑马离去，因为他的英勇行为和胆大妄为激发了恐惧，没人敢拦他。贫穷的乡下人他一般不侵犯，上层阶级却经常在路上被拦住抢劫；任何不走运的官员落进他手里，都一定会被狠狠地鞭打。军官们不愿意在他们面前听到他的名字。他的同伙，骑着偷来的马，嘲笑被派来搜捕他们的正规骑兵的追赶。他们会在自己的要塞，借助凹凸不平的地面，用最科学的方法进行伏击，并且从中取乐。远征已经备妥；他的人头已标价码；甚至是跟他谈判的企图都已规划好，当然是没有什么信义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涯稳定的发展。最后，托诺罗的检察官很有野心，渴慕降服赫尔南德斯的光荣，他就用了真正的科斯塔瓜纳的方式，要给赫尔南德斯一笔钱和安全出国的通道，条件是他得出卖自己的同伙。但赫尔南德斯显然不是用科斯塔瓜纳杰出的军事政治家和密谋家们同样的材料造就的。这个聪明但普通的方法（在镇压革命方面，经常像魔咒一样有效）在这个粗野的拦路强盗身上失败了。在一开始，检察官觉得一切向好，但结果骑兵中队吃了大亏。他们（按照检察官的指示）驻扎在了一个谷地，赫尔南德斯承诺要把他毫无戒心的同伙领到里面。的确，他们是来了，而且是在约定的时间，但是从灌木丛里手脚并用爬了过来，只是在他们火器全开的时候，骑兵才知道他们到了，结果很多马鞍一下空了。那些逃脱的骑兵狠命骑回托诺罗。据说，他们的指挥官（他的马更好，远远跑在了其他人前面）后来喝得酩酊大醉，用他军刀的刀面，当着检察官老婆和女儿的面，狠狠揍了那个雄心勃勃的人，是他给国民军队带来了这番羞辱。就因为他的军事同僚高度的神经敏感，托诺罗的最高行政官员昏厥在地，又继续浑身被踢，马刺上锋利的小齿轮划破了他的脸和脖子。内陆草原的这个传言，对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国家压迫、无能、蠢行、背叛和野蛮暴行的故事，为古尔德夫人所熟知。聪明、文雅、有个性的人竟然把它们当作事物固有的本性加以接受而不做出愤怒的批评，这些都是堕落的病症，几乎让古尔德夫人愤怒到绝望。然而，看着银锭，她对着唐·佩佩所说的话摇头：

“唐·佩佩，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政府无法无天的暴政，跟随赫尔南德斯的很多不法之人，现在都会通过双手的诚实劳动，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夫人，”唐·佩佩热烈地喊道，“是这样的！就好像上帝给了您力量，看进人民的心里。您看到他们在您周围劳作，唐娜·艾米丽亚——像羔羊一样温顺，像他们自己的驴子一样忍耐，像狮子一样勇敢。我曾经带领他们直奔枪口——我，这个站在您面前的人，夫人——在派斯的时代，他是个非常慷慨的人；在勇气方面，据我所知，只有这里的唐·卡洛斯的伯父能与之比肩。难怪草原上有强盗，因为在圣玛尔塔统治我们的都是些小偷、骗子、血腥残暴的猢狲。然而，不管怎么说，强盗就是强盗，我们会有一打很好的温彻斯特卡宾枪护送着银子到苏拉科。”古尔德夫人和银子的第一支护卫队骑行到了苏拉科，这就是她所说的“我的营地生活”的最后一段经历，之后她就长期安顿在了城里的府宅，这对于圣托梅银矿这么重要的机构的负责人之妻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圣托梅银矿的确会成为一个机构，成为一个让省里一切需要秩序和稳定而存在的事物聚拢在一起的核心。安全好像从峡谷流淌到了这片土地上。苏拉科的政要明白了，圣托梅银矿值得他们不去搅扰省内的人和事。这是最接近运用常识和正义来统治的方式，这也是查尔斯·古尔德在一开始就觉得可以确保的。事实上，因为它的组织，因为它的人口变得极其依附于他们特权般的安全地位，因为它的军械库，因为它的唐·佩佩，因为它全副武装的守夜人团体（据说，很多不法分子和逃兵——甚至是赫尔南德斯团伙的成员——都在其中找到了位置），银矿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有一次出现了政治危机，当讨论到苏拉科当局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时，圣玛尔塔某位显赫的人物干笑着惊呼：

“你们称这些人政府官员？他们？绝不可能！他们是银矿的官员——是特许权的官员——我跟你们说。”

这个显赫的人物（他当时是掌权者，长着柠檬色的脸，满头是非常短而且鬈、近乎羊毛似的头发）当时如此不满，竟至于在听他说话之人的鼻子下面晃动着黄色的拳头，尖叫道：

“是的！所有人！安静！我跟你们说！政界领袖、警察局长、海关署长、将军，所有人，所有人，都是那个古尔德的官员。”

随即，勇敢但音量小且好辩的低语声在部长级内阁中流动了一段时间，显赫人物的激情，最终以愤世嫉俗的耸肩结束。毕竟，他好像在说，只要部长本人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没有被遗忘，其他的又有什么关系。但尽管如此，为了好的事业而工作的圣托梅银矿的非官方代理，也会有焦虑的时刻，这反映在他给母舅唐·何塞·阿维拉诺斯的信件里。

“没有从圣玛尔塔来的残暴猢狲能涉足科斯塔瓜纳的这个地方，它位于圣托梅桥后面。”唐·佩佩曾这样向古尔德夫人保证，“当然了，除了作为尊贵的客人——因为我们的负责人先生是有城府的政治家。”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对着查尔斯·古尔德，老少校会用军人的冷酷和爽快说：“在这场游戏里，我们都在拿着脑袋开玩笑。”

唐·何塞·阿维拉诺斯则会带着一副很深的自我满足的神情，喃喃地说：“政府中的政府，艾米丽亚，我的灵魂。”但不知为什么，他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神情里像是掺杂着某种身体上的不适。但这一点，或许只有新来的人才看得出。

对于新来的人来说，古尔德府的这间会客厅，是个美妙的地方。在这里，偶尔能瞥见它的主人——负责人先生——他添了年岁，也添了坚强，神秘地沉默着；他经常暴露在户外，红润的英国肤色加深了纹路；他消瘦的骑兵一样的腿快速掠过门口，不是刚“从山上回来”，就是马刺叮当作响、腋下夹着马鞭，正要出发“到山上去”。然后是唐·佩佩，以谦逊的军人姿态坐在椅子上；在与其同类进行的野蛮斗争中，这位大草原居民好像以某种方式发现了他作为军人的戏谑成分；他对世事的认识、他的举止与他的社会地位完美相称。阿维拉诺斯，优雅随和，这位外交家用他的饶舌掩饰着其微妙建议中隐含的谨慎与智慧；他有一部关于科斯塔瓜纳历史的手稿，题为《五十年暴政》，但目前他认为（即使有可能）“出版面世”是不慎重的。还有唐娜·艾米丽亚也在他们三人中间；她娇小，谦和有礼，仙女般地坐在闪闪发光的茶具前。他们的头脑里有一个共同的主宰思想，有一种对于紧张局势的共同情感，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目标，即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银矿不可侵犯的特性。在那里，也能看到米切尔船长，他离得稍远些，靠近一扇长窗坐着，身上有一种整洁的老派单身汉的味道，稍稍有点高傲自大；他穿着白马甲，有点被无视但未觉察；他完全不知情，却以为自己处于最重要事情的中心。这个好人，在公海上整整度过了生命中的三十年，然后才得到了他所说的“岸上的工作”。他脸色红润，衬着雪白齐根的短发和短短的络腮胡，相当英俊。陆地交易的重要性（除了与海运相关的）令他十分惊讶。几乎寻常日程中的每件事，对于他来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或“创造了历史”。除非是他的浮夸自负与他的脸窘迫的下垂发生着斗争，才会嘟囔说：

“啊，那个！那个，先生，是个错误。”

当然了，收到第一批托运的圣托梅银子，把它们装上一艘洋船航公司的邮轮运往旧金山，对于米切尔船长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银锭装在硬牛皮做的箱子里，有辫绳做把手；箱子很小，两个人就可以轻易地抬起来；矿上的守夜人两人一组，把它们搬下山。他们小心地走下大约半英里长的之字形小路；小路很陡峭，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在那里，箱子会被装上一串两轮小车。小车的形状有点像宽敞的保险柜，后面开着一扇门。它们已经套上了双马串联的挽具，每辆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被全副武装、骑在马上的守夜人护卫着等在那里。唐·佩佩依次锁上每扇门；他一声哨响，整串小车便会启动，它们被马刺和卡宾枪的叮当声紧紧环绕着，马鞭挥舞抽打着；在过界桥时，会有突然加大的辘辘声（“进入盗贼和残暴猢狲的领地”，唐·佩佩这样定义跨越小桥的时刻）。在第一束晨光里，骑马的人披着斗篷，戴着帽子，他们的帽子快速地上下摆动着；他们的臀部佩带着卡宾枪；勒着缰绳的手是棕色的，很瘦，伸在斗篷垂落的褶子外面。车队绕过一片小树林，沿着银矿路向前，行走在里肯的泥巴屋和低矮的墙垣之间，但到了皇家公路时便开始加速，骡子被催促，护卫在疾驰，唐·卡洛斯一个人骑行在尘土飞扬的队伍前；模糊中看到骡子的长耳朵、不停飘舞的插在每辆小车上的绿白两色小旗，一群戴宽边帽的人举起的手和紧盯着前方的眼睛里发亮的眼白；唐·佩佩在嘎吱作响、尘土飞扬的车队尾部，僵硬地坐着，脸色漠然，在马上有节奏地一起一落；他的马是匹黑色的畜牲，脑袋像锤头，身上有银色小块，颈部细长而塌陷着。

在路边小片的木屋里、小小的棚屋里，困倦的人们听出了急促的声音，是圣托梅负责护卫银子的队伍向城市摇摇欲坠的城墙猛冲，城市位于草原那边。他们来到门口，看队伍踏过车辙和石子冲过，伴随着咔嗒、叮当和马鞭的噼啪声，那是野战军匆忙行动时不顾危险的急冲和甚是精确的骑行，负责人先生孤单的英国身影远远在前带领着队伍。

在路边的小围场里，没有拴住的马疯狂地一阵急驰；笨重的牛儿在齐胸的草里站起身，对着飞驰的噪声低声“哞哞”；一个温顺的印第安村民回头看了一眼，赶紧用身体把他负重的小毛驴猛推到墙边，给去往海边的圣托梅白银护卫队让路；看着队伍疾驰着画一个宽宽的弧，冲进宪法街空空的街道，林荫道石马下那一小撮冷得瑟瑟发抖的流浪汉会嘟囔：“天哪！”因为这被认为是对的，是圣托梅银矿赶骡人唯一合适的风格，他们从一头到另一头穿过睡醒的小城，丝毫不会减速，如同被恶魔追赶。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娇嫩的樱草花上，照射在大府宅浅粉、淡蓝色的正面，它们所有的大门还是关着的，窗子的铁条后面也还没有人露面。沿着街道，在一整排太阳照射的空空的阳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可以被看到，高高地在没有人的人行道之上——那是负责人先生的妻子——探身看着护卫队经过，去往海港；一头沉沉的秀发随意地盘起在她的小脑袋上，披在身上的平纹细布的衣物，在颈部堆起大量的蕾丝。她微笑着回应丈夫快速向上的一瞥，然后看着整支车队在她脚下川流而过，喧闹却有秩序，直到她用一个友好的表示回应了疾驰的唐·佩佩的致意，他僵硬而恭敬地歪一下头，从头上摘下的帽子一下扫过膝盖。

上锁的小车的队伍越来越长，护卫队的规模逐年扩大。每三个月，越来越多的宝藏扫过苏拉科的街道，去往洋船航公司港口边的大楼里的保险室，在那里等待着装船运往北方。体积不断增大，价值也是巨大，因为有一次查尔斯·古尔德得意地告诉妻子，在世界上从未发现过藏量能够接近古尔德特许权的矿脉。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每一次从古尔德府的阳台下经过的护卫队，都像是为苏拉科的和平赢得的又一次胜利。

查尔斯·古尔德一开始的行动无疑得益于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恰巧在那时出现了；也得益于相较内战时期，社会的运行方式普遍变得温和；正是内战时期出现了古兹曼·本托的铁血暴政，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在他统治的后期，爆发了纷争，出现了更多的愚蠢行为，也仍然有很多的残忍和痛苦，但与之前激烈而盲目的政治狂热相比，少了很多（这个国家内部保持了整整十五年的和平）。一切都更加地卑鄙无耻和令人鄙视，贪婪的动机被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也因此而更加容易应对。对越来越少的战利品，进行更加明确和厚颜无耻地抢夺，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企业都被愚蠢地扼杀了。因此，这样的事发生了：苏拉科省，曾经的党派残忍复仇的战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生涯中相当可观的奖赏。地球上（在圣玛尔塔）的大人物把古老西部联邦的职位留给他们最亲近的人：侄儿，兄弟，最喜欢的姐妹的丈夫，密友，值得信赖的支持者——或者是有可能让他们感到惧怕的显赫支持者。它是上帝祝福的省份，提供着巨大的机会、最高的薪酬，因为圣托梅银矿有它自己非官方的工资单，它的条目和数额由查尔斯·古尔德和阿维拉诺斯先生商定，并为美国的一位显赫的商人所知。这位商人，每个月都会花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用他全部的关注来处理苏拉科事务。同时，各种物质利益，受到圣托梅银矿影响力的支持，开始静静地在共和国的那个地区成形。比如：在首都的政界，苏拉科的税收官一职，一般被认为是打开财政部的通道，其他的每个官方职位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共和国沮丧的企业界开始把西部省当作安全的应许之地，尤其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设法跟银矿的负责人交好。“查尔斯·古尔德，极好的人！在迈出任何一步前，绝对需要搞定他。如果可以，通过摩拉贾介绍给他认识——苏拉科之王的代理，你知道的。”

难怪从欧洲来到科斯塔瓜纳，为他的铁路疏通道路的约翰爵士，处处遇到查尔斯·古尔德的名字（甚至是他的绰号）。圣托梅银矿在圣玛尔塔的代理（一位优雅多识的绅士，约翰爵士这样看他）的确帮了极大的忙，促成了总统的旅程，这让他开始觉得那些缥缈的、暗示着古尔德特许权巨大而神秘影响力的传言，其实是有些道理的。当下正在传说的是——圣托梅银矿至少是部分地资助了最近的一次革命，让唐·文森特·里比埃拉获得了五年的独裁任期；他是个有文化的人，性格上没有缺陷，被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伙人授权实行改革。严肃、有见识的人好像相信这个事实，盼望更好的事情发生，盼望着法治的建立和公共生活中的信义与秩序。越是这样越好，约翰爵士想。他总是做规模很大的事，借给了当地政府一笔款，还有一个系统地殖民西部省的方案，这些都与一个庞大的计划有关，包括建设国家中央铁路。信义、秩序、诚实与和平是这个物质利益的大发展所亟需的。任何站在这些事情一边的人，尤其是能帮上忙的人，在约翰爵士的眼里都是重要的。“苏拉科之王”没有让他失望。在查尔斯·古尔德的斡旋下，当地的困难迎刃而解，正像总工程师预言的那样。在苏拉科，约翰爵士得到了极好的招待，仅次于总统独裁者，这个事实或许能够解释蒙特罗将军显而易见的坏情绪，它在“朱诺号”举办的午宴上表现了出来。稍后，这艘船就起航，从苏拉科带走了总统独裁者和与他同行的尊贵的外国客人。

总统阁下（“诚实人的希望”，像唐·何塞在代表苏拉科省议会所做的公开演讲中称呼他的）坐在长桌的桌首。米切尔船长，绝对是因为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才如此地严肃而眼神冷酷、满脸发紫，他作为洋船航公司在苏拉科的代表，占据了桌尾。而这次非正式活动的主办人，“朱诺号”的船长和岸上的一些小官僚围在他周围。那些喜气洋洋、灰不溜秋的小绅士，快活地斜瞥着一瓶瓶的香槟酒在客人们身后、船上服务员的手中砰砰地打开。琥珀色的葡萄酒溢到了玻璃酒杯的边沿。

查尔斯·古尔德坐在一位外国使节的下首，这位客人百无聊赖，时不时地低声和他谈论着射击和打猎。他营养良好、略显苍白的脸上，戴着单片眼镜，蓄着下垂的黄胡须，这使得负责人先生在相比之下，越发显得双倍的日晒充足，更加的火红，百倍的热切、沉默和有活力。唐·何塞·阿维拉诺斯与另一位外交官肘挨着肘；这位外交官肤色黝黑，举止沉静，警觉而自信，有点沉默寡言。这次活动对礼节没有要求，蒙特罗将军是现场唯一身穿整套军礼服的人，礼服前身的刺绣太僵硬，他宽阔的胸脯像是被金胸甲围护着。约翰爵士一开始就离开了高位，为的是坐得离古尔德夫人近一些。

这位了不起的金融家在向她表达自己对她的感激之情，感激她的热情好客，还有因为得益于她丈夫“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巨大的影响力”而欠的情，但被她一声低低的“嘘”打断了。总统要做非正式的演讲了。

总统阁下站起身。他只说了几句，显然是深有所感，或许多半是为了阿维拉诺斯——他的老朋友——他的演讲主要是关于不懈努力的必要性，以确保在上一次革命之后新兴的这个国家拥有持久的福祉，进入一个和平与物质繁荣的时代。

古尔德夫人听着他柔和圆润、略带悲伤的声音，看着他黝黑、滚圆、戴着眼镜的脸，还有矮胖的身材，几乎胖到了不健康的程度，她想道，这个头脑雅致而忧郁的人，身体上几乎是个残疾，但在同僚们的呼唤下从退休的状态中走出来，投入到危险的斗争中，他有权利用自我牺牲的威严来讲话。但这让她感觉不自在，他更让人觉得可怜而不是充满希望。这位科斯塔瓜纳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文职领袖，手举酒杯，宣布着他简单的口号：诚实、和平、对法律的尊重和在国内外的政治信义——对国家荣誉的捍卫。

他坐了下来。在他讲话之后，是充满敬意和欣赏的嗡嗡声，但在这中间，蒙特罗将军抬起了沉重、下垂的眼皮，翻动着眼睛，带着不安的迟钝从一张脸看到另一张脸。宴会上这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军事英雄，虽然暗暗地惊讶于其处境突然的新奇与华丽（他之前从未登过船，也几乎没见过海，除了远远地望见过），但通过某种直觉他明白，在所有这些优雅的白人贵族中间，一个野蛮战士粗鲁不友好的态度会给他优势。但为什么没有人看他？他生气地想。他能拼出报纸上印的字，知道他成就了“现代最伟大的军事行动”。

“我丈夫想要铁路，”古尔德夫人对约翰爵士说，席间宾客重新低声交谈起来，“这一切都把我们所希望的这个国家的未来带近了，为了这个未来，这个国家已经在悲伤中等待了足够久，上天知道！但我得承认，有一天，在下午兜风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印第安男孩从树林里骑马出来，手举着勘测队的红旗，我吃了一惊。未来意味着改变——彻底的改变。但即使是在这里，也有朴素、美丽的东西想要保留。”

约翰爵士倾听着，微笑着，但现在轮到他让古尔德夫人安静了。

“蒙特罗将军要讲话。”他耳语道，但几乎是立即补充道，“老天！我相信他要为我本人的健康祝酒。”他感到既滑稽又惊讶。

蒙特罗将军站起了身，钢制剑鞘叮当作响，金线绣制的前胸泛起一波闪光，一个沉重的剑柄出现在他的身侧，高过了桌沿。他身着华丽的礼服，直着牛脖子，鹰钩鼻的鼻尖被染过的蓝黑色胡须掩平了，他看上去像个危险的、假扮的牧童。他嗡嗡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摩擦刺耳、呆板乏味的特质。他挣扎着，低吼着，说出几句模棱两可的话，然后突然抬起了他的大脑袋，连同声音也提高了，刺耳地大声喊叫道：

“国家的荣耀在军队手中。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忠诚于它。”他犹豫着，直到游移的眼神碰到了约翰爵士的脸，他用血红、昏沉的目光死盯了一眼这张脸，刚谈妥的贷款数额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举起了杯。“我为这个人的健康干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百五十万英镑。”

他干掉了自己的香槟，重重地坐了下来，半惊讶半恐吓地环视了一圈四周的那些脸；在他非常恰当的祝酒之后，周围是深深的，好像是被吓到了的寂静。约翰爵士没有动。

“我想我没有被要求站起来，”他低声对古尔德夫人说，“这样的事不言自明。”但唐·何塞·阿维拉诺斯挺身而出，做了简短的演说，其中特别指出了英国对科斯塔瓜纳的善意——这份善意，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我的时代，归功于圣詹姆斯的宫廷。就此，我是有所认识并且可以谈及的。”

只有这个时候，约翰爵士才觉得适合作答，于是他用糟糕的法语优雅答谢，被一阵阵的掌声和米切尔船长不停的“听啊！听啊！”打断，船长偶尔能明白一两个词。一讲完，铁路金融家就转向了古尔德夫人。

“您提到想要我为您做点什么。”他殷勤地提醒她，“是什么呢？请放心，任何您的要求都被看作是对我的偏爱。”

她谦和有礼地笑着感谢他。每个人都从桌边起身。

“我们到甲板去吧，”她提议道，“在那里，我将能够把我请求的对象指给您看。”

一面巨大的科斯塔瓜纳国旗懒懒地飘在“朱诺号”的主桅杆头。它的对角线是红黄两色，中间有两株绿色的棕榈树。

在水边，数以千计的烟花被燃放，向总统致敬，它们在半个港湾内持续而神秘地噼啪作响。时不时地，很多烟火嗖嗖飞上天，不见了踪影，又突然在头顶爆炸，晴空中只出现一阵烟雾。能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城门和港口之间，成束的彩旗在很高的柱子上飘扬，彩旗下面人头攒动。突然听到军乐隐隐约约响起，还有远处的喊声。一撮衣衫褴褛的黑人在码头的尽头不停地装载和发射一枚小铁炮。灰色的尘雾薄薄地、一动不动地悬浮在阳光下。

唐·文森特·里比埃拉倚靠着阿维拉诺斯先生的手臂，在甲板上的遮阳棚下踱了几步。他周边围了很多人，能看到他暗黑的嘴唇上并不快乐的微笑和他的镜片并无视力的闪光，和善地从一边转到另一边。这次非正式的宴会，特意安排在“朱诺号”上，以便给总统独裁者一个机会，亲切会见他在苏拉科最显要的支持者。宴会现在接近了尾声。一旁，蒙特罗将军的光头上，戴上了饰有羽毛的翘角帽，他坐在一把天窗椅上一动不动，一双戴着长手套的手交叉放在军刀的把手上，军刀笔直地立在两腿之间。塞科河光荣的胜利者白色的羽毛，铜色的宽脸膛，鹰钩鼻下蓝黑色的胡子，袖子上和胸脯上大量的金饰，油光锃亮的靴子以及巨大的马刺，还有他喘息的鼻孔和愚蠢而专横的目光，都有一种不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在里面，他是残酷漫画的夸张版，是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愚蠢之人，是某个凶残怪诞的军事偶像；这个偶像是阿兹特克人的构思外加欧式的装点，等待着崇拜者的效忠。唐·何塞机敏地靠近这个诡异、神秘莫测的奇物，而古尔德夫人最终移开了自己被他迷住的双眼。

查尔斯走上前和约翰爵士道别，听到他说道：“一定的。当然了，亲爱的古尔德夫人，为了一个受你保护的人！一点都不难，包在我身上。”看他边说边俯身到古尔德夫人的手上。唐·何塞·阿维拉诺斯和古尔德夫妇坐同一条船回岸上，他非常沉默。即使是在古尔德家的马车上，他也很长时间没开口。骡子从码头慢慢地小步跑着，穿过乞丐们伸出的手；他们在那一天好像集体舍弃了教堂的大门，来到了港口。查尔斯·古尔德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扭头看着平原。周围搭起了大量的摊位，有的用绿色的树枝，有的用灯芯草，有的用奇怪的木板，还有节约着用的一小块一小块帆布，这些摊位售卖的是甘蔗、甜食、水果和雪茄。印第安女人蹲在席子上，在小堆燃烧的木炭上用黑陶罐煮饭，还煮了水，用来冲泡马黛茶，把茶装在葫芦里，用柔和亲切的声音招徕乡下人喝。牧羊人的赛马场被立桩标出；在它的左侧，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巨大场地的周围，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它像马戏团的木帐篷，有个圆锥形的草屋顶，里面传出琴弦被拨动的回响和吉他尖利的砰砰声，还有一个印第安鼓沉重的敲击声，鼓声穿过舞者们尖声的大叫沉稳而有节奏地律动着。

不久，查尔斯·古尔德说：

“整个这片土地现在都属于铁路公司了。以后不会再有大众的盛会在这里举行了。”

想到这一点，古尔德夫人觉得很遗憾。她借这个机会说起她如何刚刚从约翰爵士那里获得了承诺，乔吉奥·维奥拉住的房子不会被打扰。她声称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负责勘测的工程师们会说起要摧毁那栋老房子。它一点都不妨碍计划中的海港支线。

她在门前喊停了马车，要马上让那位热那亚老人安心。老人家没戴帽子就出来了，站在马车的踏板旁。她用意大利语和他交谈，这是当然的；他平静、有尊严地向她致谢。一位年老的加里波第的拥护者从心底对她感恩，是她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头上有一方屋顶。他太老了，没法再游荡了。

“是永久的吗，夫人？”他问道。

“你想要多久就多久。”

“好的。那这个地方得有个名字。在这之前，没这个必要。”他满脸纹路地微笑着，眼角的皱纹都跑到了一处。

“我明天就把名字漆上去。”

“乔吉奥，会叫什么呢？”

“联合意大利旅馆。”年老的加里波第的拥趸说，眼睛望着别处看了一会儿，“更多的是纪念那些逝去的人，”他补充道，“而不是为了那个国家。意大利被从我们这些自由士兵的手里偷走了，是因为那些可憎的皮埃蒙特族的国王和部长们设了计谋。”

古尔德夫人微微一笑，稍稍向前俯身，开始询问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他当天送她们到城里去了。旅馆的女主人身体好些了，非常感谢夫人问候。

人们三三两两地经过，成群的男人和女人走过，后面跟着小跑的孩子。有一个人骑在银灰色的母马上，向着马车里的人脱帽致礼，马车里的人微笑着、亲切地点头回礼，那人在房子的荫凉里静静地勒住了缰绳。老维奥拉，显然是为刚听到的消息高兴，打断了自己一会儿，立马告诉来者多亏了英国夫人的仁慈，房子保住了，他想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另一个认真听着，但没回应。

当马车继续往前的时候，他再次脱帽；那是一顶灰色的宽边帽，装饰着银绳和银穗。骑马人有一块色彩鲜艳的墨西哥毛织布卷在马鞍尾上，绣花的皮夹克上钉着巨大的银扣，沿着裤缝是一排小银扣，雪白的亚麻衬衣，一条两头绣花的丝腰带，马笼头和马鞍上装饰着银盘，这些标志着著名的搬运工工头——一个地中海水手——无与伦比的风格，比草原上任何富有的年轻农场主在节日里所展现的都更时髦，更华丽。

“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老乔吉奥嘟囔道，仍想着房子的事，因为现在他厌倦了变化，“夫人刚刚帮忙跟那个英国人说了句话。”

“那个有足够的钱，支付得起一条铁路的英国老人？他一小时后离开。”诺斯托罗莫心不在焉地说，“那就旅途愉快吧。我保护着他的身骨从关口入口一路向下，直到平原，再到苏拉科，就像他是我自己的父亲。”

老乔吉奥只是漫不经心地把头转向了一边。古尔德家的马车已经靠近了长着草的老城墙的城门，城墙像一堵缠结在一起的灌木墙。诺斯托罗莫指着马车说：

“一次又一次的，我独自一个人，带着我的枪，坐在公司的库房里，在另一个英国人的成堆的银子旁，守卫着它，就像它是我自己的。”

维奥拉像是陷入了沉思。“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他又一次重复道，好像是对自己说的。

“是的，”出色的搬运工工头平静地表示同意，“听着，老人家——进去给我拿支雪茄，但别去我屋里找，那里什么也没有。”

维奥拉走进餐厅，很快出来了，仍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亲切地给他一支雪茄，嘴巴在胡子底下嘟囔说：“孩子们在长大——还是女孩！女孩！”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怎么，只有一支？”诺斯托罗莫说，滑稽而好奇地低头看着没有觉察的老人。“没关系，”他补充说，带着傲慢的漫不经心，“在需要另一支之前，一支就够了。”

他点着了雪茄，让火柴顺着不动的手指落下。乔吉奥·维奥拉抬起了头，突然说道：

“我的儿子如果活着，吉安·巴蒂斯塔，一定会像你一样，是个优秀的年轻人。”

“什么？你的儿子？但你是对的，老板。如果他像我，会是个男人。”

他慢慢掉转马头，在摊位间踱着步，时不时地因为小孩或者从远处草原来的人群，而几乎让马停住，他们欣赏地盯着他的背影。他碰到的公司驳船夫远远地向他致敬；极受人艳羡的搬运工工头在赞赏和谄媚的招呼声中前进，走向巨大的马戏团一样的建筑。人群更挤了，吉他弹奏得更响了，其他骑马的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在人群之上平静地吸着烟；人群在高屋顶建筑的门口旋转着、拥挤着，从中传出跩步和跺脚的声音，与舞蹈的音乐合拍。音乐带着折磨人的节奏颤动着、尖叫着；在这音乐声之上，是印第安鼓巨大、持续、空洞的咆哮。大鼓粗野、威风的声音能让人群发疯，连欧洲人听到都会涌起奇怪的感觉。这鼓声好像牵引着诺斯托罗莫向前，去到它的源头。但有一个人，裹着一件褪色、扯破的斗篷，走在他的马镫旁，左右反复敲打着，不断乞求“阁下”给他一份码头上的工作。他哼哼唧唧地说，愿意拿出每日报酬的一半给工头先生，为的是能被录用，能够成为神气的搬运工兄弟会的一员；而另一半足够他生活，他坚决地表示。但米切尔船长的左右手——“我们的无价之宝——一个完全不会被腐蚀的家伙”——低头批判地看过那个褴褛的年轻人之后，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周围的喧闹甚嚣尘上。

那人落在了后面；又向前走了一下，诺斯托罗莫不得不勒住了马。男人、女人们从舞厅门口拥出来，汗流浃背，蹒跚着，肢体抖动着，喘息着，眼睛瞪着，嘴巴张着，靠在建筑的墙上，里面的竖琴和吉他继续以疯狂的速度演奏着，鼓声雷动，毫不停歇。在里面，数以百计的手掌拍打着，声音尖叫着，一起唱诵着一首爱情歌曲的副歌，但突然一下声音会往下沉，垂死般地倒地。一朵红花，从人群的某处投出，正中目标，击中了光芒万丈的工头的脸颊。

在花落下的时候，他抓住了它，干净利索，但有一段时间并未转头。最后，当他终于屈尊环顾时，他旁边的人群分开了，给一位漂亮的浅黑肤色的女人让路。她的头发用一把小金梳盘起，在人群的空隙里朝他走来。

她的手臂和脖子从雪白的系胸内衣里露出来，丰满地裸露着；蓝色的毛料裙前面设计得很饱满，臀部很简单，背上很紧，展现着她挑逗人的步态。她径直走来，把手放在马脖子上，眼角羞怯、轻佻地向上看。

“亲爱的，”她轻柔地低语道，“你为什么在我经过时，假装没看见？”

“因为我不爱你了。”经过一阵若有所思的沉默后，诺斯托罗莫不慌不忙地说。

放在马脖子上的手突然抖了一下。在慷慨、可怕、易变的搬运工工头和他的浅黑肤色的女人周围，围了一大圈人，她在众人面前垂下了头。

诺斯托罗莫低下头，看到眼泪开始滚落她的脸颊。

“那么，时候到了，我永远心爱的人？”她低语道，“是真的吗？”

“不，”诺斯托罗莫说，漫不经心地看向别处，“不是真的。我像往常一样爱你。”

“你这话是真的？”她快乐地低声软语道，腮湿带泪。

“是真的。”

“你以生命起誓，是真的？”

“我以生命起誓，但你不能让我对着站在你房间里的圣母起誓。”看着咧嘴大笑的人群，工头也笑了。

她噘起了嘴——非常美——但有一点不安。

“不，我不要求你那样。我能在你眼里看到爱。”她把手放在了他的膝上。“你为什么这样发抖？是因为爱吗？”她继续道，隆隆的鼓声瓮声瓮气地继续着，丝毫不停歇，“但如果你这么爱她，你必须得给你的帕吉塔一挂镶金的念珠，挂在她的圣母的脖颈上。”

“不。”诺斯托罗莫说，看进她仰起的、乞求的双眼里，这双眼睛因为惊讶而突然变得像石头一样。

“不？那么阁下给我什么呢，在这个节庆的日子里？”她生气地问道，“以使我在所有这些人面前不蒙羞。”

“只是一次从你的爱人这里得不到什么，并不羞耻。”

“的确！耻辱是你的——我的穷恋人的！”她怒气冲冲地挖苦道。

她的愤怒、她的反驳引来了众人的大笑。她是一个多么大胆的烈性子！知道这场景的人急忙招呼人群里其他的人，围着银灰色母马的圈子慢慢变小了。

女孩走开了一两步，直视着众人嘲弄好奇的眼睛，然后转身回到马镫，踮着脚，愤怒地仰视着诺斯托罗莫，眼中喷火。他在马鞍上，朝她低低地俯下身。

“胡安，”她发出嘶嘶的声音，“我能刺进你的心脏里！”

令人害怕的搬运工工头，卓尔不群，对他的恋情漫不经心，也不掩藏，搂住了她的脖子，亲吻她急促抖动的双唇。周围一阵低语。

“刀子！”他向众人要求，仍紧紧抓着她的肩。圈子里一下闪出二十把刀子。一个节日着装的年轻人闯了进来，塞进诺斯托罗莫手里一把，又跑回人群里，非常为自己骄傲。诺斯托罗莫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站到我脚上！”他命令那个女孩，而她突然温顺了，轻轻起身。当他把她抱起，搂着她的腰，她的脸对着他的脸时，他把刀子塞进了她的小手里。

“不，茉蕾妮塔！你不会让我受辱。”他说，“你会得到自己的礼物，让每个人都知道谁是你今天的爱人。你可以把我夹克上所有的银扣割下。”

这个睿智的突变，让人群中爆发出大笑声和掌声。女孩用锋利的刀刃割过银扣，冷漠的骑马人让掌中不断聚集的它们叮当作响。他轻轻地把她放到地上，双手装得满满的。她的脸色很坚决，在和他耳语了一阵之后离去。她双眼高傲地瞪视着，消失进了人群。

人群围成的圈子散开了。傲慢的搬运工工头，那个不可或缺的人，那个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诺斯托罗莫，那个偶然来到科斯塔瓜纳的岸上试一下运气的地中海水手，慢慢地向海港骑去。“朱诺号”当时正在调转船头，就在诺斯托罗莫又一次勒住马驻足观看的时候，一面旗升起在一根临时的旗杆上，它立在港口入口处一座古老、废弃的小要塞上。半个炮组的野战炮被从苏拉科的兵营里匆匆运到了那里，为的是给总统独裁者和国防部长鸣礼炮。当邮轮行驶过关口时，不合时宜的炮声宣告着唐·文森特·里比埃拉对苏拉科的第一次正式访问结束了，这对米切尔船长来说，是另一个“历史时刻”的结束。“诚实人的希望”下一次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一年半之后，他的到来是非正式的。他在被打败之后骑着蹩脚的骡子逃跑，翻越了高山，勉强被诺斯托罗莫救起，逃过了不光彩地死在暴民手中的下场。那是个非常不同的事件，关于它，米切尔船长曾经说：

“这是历史——历史，先生！我的那个伙计，诺斯托罗莫，你知道的，就在其中。绝对是创造历史的人，先生。”

但这件让诺斯托罗莫值得称赞的事，马上导致了另一件事的发生。套用米切尔船长的说法，这件事既不能归为“历史”，也不能归为“错误”。为此，他有另一种说法。

“先生，”事后他曾这样说，“那不是错误，是命。一场厄运，纯粹而简单，先生。我那位可怜的伙计就在其中——就在它的正中间！一个宿命，无可置疑——在我看来，他从此就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 ZoNRwgGhPFCscnqNQraPHaOEBr4N5HwhYp6bF0yiAtb5zHyplUb8ZbwhPC8ZTf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