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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讨好国王和皇后的几种方式——他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国王询问英国的状况，作者向他叙述了一番——国王的评论。
每星期总有一两回，我得去参加国王的早朝。这时我常常看到理发师正在给国王剃须，初次看见那场景，真是分外吓人，单那把剃刀差不多就有两把普通镰刀那么长。依该国习俗，陛下每星期只刮两次胡子。有回我说服理发师，问他讨要了一些刮了胡子的肥皂沫。从中我挑出了四五十根最硬的胡须，然后我找来一块上好的木料，把它削成酷似梳子背的形状，又向格兰姆克丽琪要了一根最小的针，用针在梳背上等距离地钻了一些小孔。我艺术性地将胡须嵌入小孔，再用小刀把胡须头上削尖，就这样做成了一把相当不赖的梳子。我原先那把梳子断了大半齿，几乎不堪再用，所以这把新梳子做得正及时。要知道，这个国家里再也找不出哪个工匠，能那样精巧的照原样替我另做一把。
这使我联想到了更好玩的事情来，这件事让我的闲暇时光变得很好打发。我找到给皇后梳头的侍女，请她把皇后殿下梳头时脱落的头发捡起来保存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还真颇有收获。我和我的木匠朋友商量了一下，本来他是奉命来给我作些零星活计的，我指导他做了两把和我箱子里那几把一般大小的椅架，又在我打算当做椅背、椅面的那些部分的周围用钻子钻了许多孔。我挑出一些最粗的头发穿在孔里，按照英国人做藤椅的办法编织起来。椅子做成后，我就把它们当礼物送给皇后，她把它们放在房间里，常常当稀罕玩意儿拿给人看，看到它们的人没一个不交口称奇。皇后要我坐到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去，我坚决拒绝了，说我宁死也不敢把身体最不体面的部分压到那些宝贵的头发上去，要知道它们原先可曾在皇后殿下头上流光溢彩呀。我的手一向很巧，我又用一些头发编织了一个约五英尺长相当别致的小钱包，用金线在上面绣了皇后的名字，经皇后允许，我将钱包送给了格兰姆克丽琪。不过老实说，这钱包只能观赏，并不实用，放他们的钱币是不够大的，因此她只在里面放一些女孩子家都喜爱的小玩意。
国王是个音乐爱好者，宫里经常举行音乐会，这些音乐会我有时光顾，他们把我放在箱子里再搁到桌上去听演奏。但声音太大，我简直分辨不出曲调。我相信皇家军队所有的鼓与号凑着你的耳边一起吹打，也赶不上这里的声音响。我通常只能让人把我的箱子挪得离演奏者坐的地方远远的，之后关上门窗，拉下窗帘。惟有如此，我才会觉得他们的音乐不难听。
年轻时，我曾学过一点键琴。格兰姆克丽琪房里有一架琴，每星期有一位教师来教她两次。我之所以管那琴叫做键琴，因为外观相像，弹奏方法也一样。我忽发奇想，用这乐器给国王和皇后弹一首英国的曲子。这事看起来极难办到，因为那架键琴将近有六十英尺长，一个键差不多就是一英尺宽，就是我两臂伸直，最多也只能够着五个琴键。与此同时，要将琴键按下去，我也得用拳头猛击才行，那样相当耗力，还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妙法，我让人给我准备了两根圆棒，粗细跟普通木棍差不多，棍棒的一头粗，另一头细，我让人把粗的一头用老鼠皮包好，防止在用棍棒敲打琴盘时损坏琴键，而且这样击打出的声音也悠长悦耳。我在键琴前面放一张长凳子，比键盘大约矮四英尺，再请人把我放在凳子上。我侧着身子在上面拼命来回奔跑，一会儿跑到那儿，一会儿又跑到这儿，我握着那两根圆棒，狠狠地敲击该弹奏的琴键，就这么凑合着为国王和皇后演奏了一首快乐舞曲，二位听得非常满意，可对我而言，这却是我生平所做的最剧烈的运动了。尽管如此，我也只能敲到十六个键，于是就不能像别的艺术家那样同时弹奏出低音和高音了，这使我的演奏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国王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君王，他常常吩咐把我连木箱一并拿到他卧室里去，放在桌子上。他令我从箱子里搬出一把椅子，要我坐在木箱顶上离边三码远的地方，这样一来我就和他的脸差不多高了。就这样，我和他谈过几次话。有一天，我直言不讳地对陛下说，他对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地方表现出一种鄙视，这似乎与他所具备的杰出的才智不大相称。并非躯体庞大头脑就发达，恰恰相反，在我们国家，我们注意到，最高大的人往往最没有头脑；至于在其它动物中间，蜜蜂和蚂蚁跟许多大一点的动物比起来，更具有勤劳、灵巧、智慧的美誉。因此，虽然我在他的眼里看似微不足道，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他效劳、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国王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逐渐对我产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好感。他要我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关于英国政府的一些情况，尽管每个君王都对自己本国的制度情有独钟（因为他从我的谈话中，也已推测到，别的地方的君王都是这样自负的），也许从中他倒可以借鉴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可敬的读者，你们想想看，当时我曾多少次渴望拥有德谟西尼斯
或者西塞罗
的口才啊。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以适当精准的方式描述我国的丰功伟绩和国泰民安，以此来歌颂我那亲爱的祖国。
我首先启禀陛下，我国领土包括两大海岛，三大王国统归一位君王治理，除此之外，我们在美洲还有殖民地。我们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就此我又唠叨了半天。接下来，我又谈到英国议会。议会的一部分由贵族组成，称为上议院。上议员都有贵族血统，他们世袭最古老而富足的祖传产业。我还告诉他，这些人文武双全，因为他们一直接受针对这两方面的特殊教育，这样，他们生来就具有做国王及王国参议员的资格，因而他们能帮助国家立法，能成为完满处理一切上诉的最高法庭的法官，具有勇敢、正直、忠诚的品格，随时准备成为捍卫他们的君王和国家的战士。他们是整个王国的骄傲和栋梁，是他们伟大祖辈的优秀继承者。他们的祖辈因为种种美德而享誉盛名，故而子孙后代也一直兴盛不衰。除此之外，上议院中还有一些人是享有主教头衔的神职人员，负责管理宗教事务，率领教士们向人民传播教义。君王和最英明的参议员们从全国生活最圣洁、学识最渊博的教士中选拔出这些人，他们确实是教士和人民的精神领袖。
议会的另一部分由一个集会组成，称为下议院。下议员都是些德高望重的绅士，是人民自己自由选举出来的。这些人才能非凡、热爱祖国，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智慧。这两院人士组成了欧洲最严正的议会，而这一立法机关则由议员们和君王一起掌管。
我又谈到法庭。法官们都贤明且精通法律，是极为可敬的人士，他们主持审判，对人们的权利及财产纠纷作出判决，以此惩罚罪恶，庇护无辜。我提到了我国节俭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到了我国海陆军队的勇武与功绩。我先估算出我们每个教派或政党大约拥有几百万人，然后再统算出我国的总人口。我甚至没有忘记提到我们的体育和娱乐，以及其它一些我认为能为本国争光的小事例。最后，我对英国过去一百年来的主要事件做了一番简要的历史评述。
为了讲述这些，我一共被召见了五次，每次都持续好几个小时。国王对我讲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做一些笔记，把他不懂的问题写成备忘录，以便与我进一步探讨。
在结束了这几次长篇谈话之后，我第六次被召见之时，国王就一面参照记录，一面逐一提出了诸多疑点、质问和不同见解。他询问我们培养年轻贵族身心的方法，在他们的早年，那段最应该受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又倘若有哪家贵族绝了嗣，议会里的缺额如何填补？新封的贵族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会不会由于君王一时兴起，或给一位宫廷贵夫人一笔贿赂，或违背公利阴谋加强一党的势力，以便使某些人升为贵族？这些新贵对于本国法律具备哪些知识？他们又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倘使别无他法只得上法庭时，他们又如何来裁判他们同胞的财产纠纷？难道他们从不贪婪、偏私，因为不缺钱花就不接受贿赂，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而我提到的那些圣职官僚，是否总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渊博知识和圣洁的生活，才得到这么高的职位？难道他们做普通的教士时就从未随大流而攀权附势，从未卑恭屈膝地依附于某个贵族门下？在他们被选进议会后，就不会对那贵族的意志继续百依百顺了吗？
他想知道，我说的那些下议员是如何选举产生的？假如一个外地人，只要他有钱，是否就可以使得普通的选民选他为代表，而不选他们自己的地主或邻近最值得考虑的绅士？既然我承认这事既麻烦又很费钱，没有薪金或年俸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那么强烈渴望往这个议会里挤呢？这看起来像是大家品德极高，都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但陛下却怀疑那不可能总是出于忠诚？同时他也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绅士们会不会牺牲公利，来迎合一位软弱、邪恶的君王和腐败的内阁的意志，使他们付出的金钱和精力得到补偿？他又问了诸多问题，就这一题目，他从各个方面细细地考问我，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不过我想在此复述他的话会有失谨慎也不大方便。
有关我说到的我国法庭的情况，陛下也颇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在这方面我比较在行，我从前曾在大法官法庭打过一场历时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最终差点倾家荡产。他问我裁定一桩案子一般历时多久，耗资多少？倘若判决明显不公，故意刁难欺压人，辩护律师或原告是否有申辩的自由？有没有发生过教派或政党影响执法公正的事？那些替人辩护的律师是否接受过公平法律的常识性教育？还是只略通一些省、国家或其它地方性的知识？既然律师和法官认为自己有随意解释、任意理解法律的自由，那么他们是否参与法律的制定呢？他们是否会对相同的案件，有时辩护，有时反驳，援引先例来证明相反的观点？他们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他们为人辩护，或者发表意见，是否会得到金钱报酬？尤其是，他们能否被选为下议院成员？
接下来，他又攻击了我国的财政管理。他说，他以为我的记性欠佳，我算出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是后来当我谈到各项支出，他发现，有时会超支一倍还多。关于这一点他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他告诉我，他本来希望知道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这对他或许有些借鉴之用，这样他在筹划时就不会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对他说的是实情，他还是弄不明白，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追问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如何弄来还债之钱？听我谈及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惊愕非常，断定我们一定是一个好斗的民族，否则就是住在我们四周的都是坏人，最后我们的将军一定比国王还富有。他问，除了进行贸易、签订条约和用军舰保卫海岸线外，我们在自己的岛国以外还干什么？最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我谈到在和平时期自由民族中间还需要有一支雇佣的常备军队。他说，既然我们的统治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的，那么他不能想象，在这样的君王统治下，我们还怕谁，又要和谁去作战？他想听听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个家庭，它的安全靠全家人来保护，难道不比花钱胡请几个街上的小流氓来保护强？倘使这些流氓把全家人都杀了，他们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为推算我国的人口总数，我先计算了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他嘲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着实奇怪。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迫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人改变他们的主张，而不是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下来。一个政府要做第一点那是专制，但它做不到第二点却是软弱，因为，可以允许一个人在家里私藏毒药，却不能让他拿毒药当兴奋剂去四处兜售。
他又谈到，提及我们贵族绅士的各种娱乐中我曾说到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概多大岁数开始玩这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方肯罢休？要玩掉他们的多少时光？会不会赌得倾家荡产？那些卑鄙邪恶的小人会不会因为赌技高超而成为巨富，使我们的贵族老爷们有时也要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习惯与这帮下流人为伍？这会不会使贵族老爷们完全丧失进取心，输了之后不得不去学那些卑劣伎俩，再用于对付其它人？
我讲述了我国过去一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令他震惊非常。他断言，那只不过是一堆诡计、叛变、谋害、屠杀、造反和流放，都是贪婪、党争、虚伪、背叛、凶残、愤怒、疯狂、仇怨、妒忌、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坏后果。
当陛下另一次召见我，他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一下，对比了一番他所提的问题和我的作答。然后，他把我捧在手中，轻轻地抚摸着我，说了几句话，这番话和他说这番话时的神情我将永远难以忘怀。他说：“我的朋友格立锥格，你为你的国家谱写了一篇极其华丽的颂词。你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惰和腐化有时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条件；那些有兴趣并有能力曲解、颠倒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认为，你们原先有几条规章制度还说得过去，可它们一半已被废除，一半被腐败所玷污。照你所说，在你们国家，似乎获取任何职务都无需一丝一毫的道德。人们不是因为品德优秀而得到爵位；教士不是因为虔诚或博学而升迁；士兵不是因指挥得力和勇猛善战而晋级；法官不是因为廉洁奉公而高升；上议员不是因为热爱国家而当选；参议员也不是因为英明领导而受奖。至于你自己嘛，”国王接着说，“大半生的时间都耗费在了航海旅行中，我多么希望你能在你们国家的诸多污秽中挣脱出来。从你自己的言谈举止，以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你口中得到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如此定论：你的大部分同胞们，是大自然古往今来容忍其于地面爬行的小害虫中，最最恶毒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