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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年轻一代尤其是青少年讲述中国历史，一直是历史学家面临的难题。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探索，许多经验尤其是教训，也委实值得注意。
一个教训是，写作者低估了阅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字水平，过分口语化、低俗化，让年轻一代读者有一种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我个人多年来一直劝说那些立志向年轻一代普及中国历史常识的作者，要以平等心态尊重新一代读者，相信新一代读者的知识与阅读力。
我们这一代人处于新老交替的时代。回想我的青少年时期，村子里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或半文盲，因而那时的历史学家为青年一代撰写的历史小丛书，由吴晗领衔，众多历史学家撰稿，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用极为通俗的大白话去描写故事，写作者、编辑者还根据自己的猜测为一些字加注拼音。这些做法在那个时代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继续如此通俗、标注，就不一定合适。
现在的中国与几十年前相比，知识已经高度普及，识字率大幅提升，完全意义上的文盲、半文盲，对于孩子一代应该说基本不存在。这一代孩子，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不仅拥有了相当大识字量，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一般知识，也因为各种媒介具有相当的认知。所以，今天要为年轻一代的孩子们讲中国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绝对不能低估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和认知。
另一个倾向是写作者不顾及历史知识本身的超越性。一段很好的描述，被几句味同嚼蜡的说教所污染，历史知识失去了其应有的高贵、傲然。
好的历史书写，必然会注重叙事。不是没有价值观的传递，而是要寓说理于叙事，在环环相扣的叙事中，自然而然呈现出写作者的爱憎好恶，乃至历史本身具有的超越性。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高标的典范。此后的中国历史，无不在此传统影响之下。及至宋元以降，随着中国城市市民生活的发展，大众化的历史读物更是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至于话本、唱词、历史小说，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经验都值得新一代历史书写者汲取，也是我们这套书的一个尝试。
语言文字的调整与更新，只是中国历史重述的一个方面。历史是一个消逝的过往，任何重述都是重述者基于当下感受与最新研究。所谓历史是一门常说常新的学问，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从其发生就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而不是接近的终结。历史的创造者，也并不会主动留意历史的书写。历史学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打捞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历史。
例如，“三代”的历史，从今天的史学立场看是中国历史的开篇，然而在孔孟时代其实就已经模糊不清了，孔子不止一次说过他并不真切知道夏商时期的历史细节，他只是相信历史知识不断积淀叠加的原则，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因袭继承。“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显然无法描述夏商的历史细节了。
然而两千多年后，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经过一百多年几代学者的研究，如今我们对于殷商王朝的了解，比孔子、司马迁及此后的梁启超、胡适都远为深入——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可以仔细讲述当时人们生活的诸多细节。所以，历史常说常新，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时刻关注、汲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套《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课》的创意始于余玲总编辑。好几年前，余总就和我商量编写一套这样的书，我们为此也做过一些尝试，甚至将我多年前主持的一套大型图书重新录入，然而都不理想。后来，刘媛媛执笔重写。媛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加上资深出版人冯俊文、张今亮的介入，这套书终于成形。我们在有了一个好的讨论文本的基础上，选取各个时代典型的事件，结合当下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希望给最新一代的历史读者们提供足够的信息。
再后来，约请许宏、王和、李冬君、黄朴民、方朝晖、王子今、孙晓、楼劲、王小甫、游彪、张帆、黄国信诸位师友就自己的研究范围予以审读，他们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正意见，使得我们这个文本，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扎实和厚重。
这是一部由专业历史工作者撰写、各个断代知名专家审读的专门写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读物。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用现代理念编辑一套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课，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个愿望，还有待于诸位年轻朋友的阅读检验。
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