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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关于新四军行动原则致电毛泽东，建议：江南新四军集中后，不宜全部集中岩寺，应尽量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一带；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任务，机动地完成。
2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确定了新四军向江南敌后进军的原则。
3月18日，项英关于蒋介石命令我部开经南陵去茅山是否可行致电毛泽东等，建议：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安吉之间插出，不应出南陵。
3月21日，毛泽东同意新四军开经南陵一带致电项英，指出：“未知南陵一带地势如何，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于敌之侧后，正好活动。”
4月2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
4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已出发致毛泽东等电：“目前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军部准备移南陵。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每日的三十里路行程，其余时间进行教育，同时拖延时间，侦察地形。到达泾县与南陵之间，靠小山地集中，由各支队各派遣一部队出动（等先遣队回后），大部求得整训，争取时间。”
1938年5月5日，新四军军部离开歙县岩寺。5月7日，进驻太平县麻村。5月25日，接第三战区“不准久住太平”的命令。5月26日，军部移驻南陵县土塘村。
土塘为南陵县南端山地，南依泾县汀潭、云岭，前期，第一支队自太平经茂林已开赴土塘一带驻防和整训，为军部迁移土塘奠定了基础。这里村落相对开阔，交通比较便捷，距离前线较近，便于指挥部队作战。
因过去土塘老百姓受国民党军祸害较深，所以，当新四军军部刚刚进驻时，群众不了解情况，人人十分惊慌，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部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军部的干部战士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上患了肿毒而未走的农民陶方义被新四军一个战士看见，立即将他搀扶到部队卫生队包扎治疗。陶方义为了感谢部队，在第二天买了只鸡前来谢情。部队的同志一再婉言谢绝，并乘此机会热情、诚恳地向他宣传：“我们新四军是当年的红军，是和老百姓一家亲的人民队伍，为老百姓治疗疾病、排忧解难，是我们的义务。”新四军热爱群众的事例，很快传开了。原来外逃的群众都放心地回来了，全村的老百姓开始热情地接待新四军。
当时正是小麦收获季节，部队除出操训练和执行军事任务外，有空就帮群众收麦打场、修桥铺路。很快，新四军就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
军部驻土塘期间，叶挺住在徐恩禄家，项英住在徐恩科家，袁国平住在徐光文家。叶挺军长平易近人，常穿一套灰布军装，佩戴很整齐。有时他也穿西服，戴礼帽，执手杖。叶挺平时话语不多，简短有力，常常深入群众中间，与群众促膝谈心。当时，正逢炎热天气，叶挺军长经常到涌珠泉洗澡，从不设岗布哨。每当此时附近百姓纷纷上前向他致意问好，与他亲切交谈。
6月间，云岭开明人士、国民党章渡区区长陈冠群到土塘拜访新四军首长，他看到军部生活、办公条件有限，建议军部迁往云岭，并详细介绍了云岭当地情况。
当时土塘正值干旱缺水，部队生活不便，加之没有大的房屋作为办公地点，军部首长均分散住在农户家中，工作不方便及地形环境不适合保证军部安全等，后经探察，军部决定8月2日迁至离此不远的泾县云岭。老百姓得知这一消息后，个个依依不舍，于当天清晨纷纷前来送行。为了不打扰当地百姓，按照部队纪律，叶挺等军首长步行去了云岭。当数百名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抬着轿子来军部欢送军首长去云岭时，得到叶挺等军首长已走的消息，既感动又遗憾。新四军军部在土塘虽然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却激发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培育了许多地方抗日骨干，为开展民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土塘一直是敌人惧怕的红色游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