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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在大江南北实施了战略展开，初步打开了苏南、皖中的抗战局面，初创了茅山、皖中抗日根据地、皖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和声威。1938年6月以前，即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很安全，驻兵很少，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经常只驻两个多联队，将其大部分兵力用于进攻徐州、合肥。新四军进入江南、皖中后，积极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使敌人增兵防守，到1938年底，江南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三个师团，其中以芜湖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南京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有一个旅团，另外还从华北、东北调来5000多名伪军协助防守。从这看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的行动，干扰了日军当时集中全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同时，也打乱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稳固苏南和皖中农村阵地、反日限共的企图，为新四军深入敌后、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新四军进入江南前，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军的仓皇溃退，人民群众缺乏组织，日军在占领区内未遭到任何反抗，常三五成群，不带武器，也敢到离其驻地十多里远的乡下横行；日军控制的交通线，每隔五六十里才有敌人一个据点，而驻守这些据点的日军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只有三四个人，日军的单辆汽车竟然可以畅行无阻。而国民党地方政府，自南京沦陷后，有些是随国民党军队向后方撤退了，大部分是无形地解散了，沦陷地区没有地方政府管理，使人民无所依恃。江南地区人民已半年以上没有看见过中国军队了，虽有些所谓“游击队”，但他们成分的最大部分是流氓、地痞、土匪，也有些散兵游勇，纪律很坏，每每花天酒地，不仅不打日军，反而与日军互相默契，互不侵犯，却对人民敲诈、抢劫、奸淫、大肆烧杀。在这些地区，日军还到处建立汉奸伪政权，培养了许多汉奸、护路警等，作为其爪牙。有些地方，远在日寇的势力范围之外，甚至百里之外，也有其爪牙为其筹送物品。有些地方，民情比较强悍，为了自卫，与这些坏游击队对抗起来。京、沪、杭、芜各地之失守，严重影响了江南人民的抗战热情。富有者有的逃往内地，有的迁避县城栖身观望；普通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白天要躲避日军的烧杀奸淫，夜晚要预防土匪、溃兵的抢劫勒索。多数老百姓对日军的暴行和土匪的横行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一些忍无可忍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用镰刀、锄头与下乡奸淫妇女的日军拼命，但往往遭到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屠杀。一些有骨气的青壮年捡起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自发武装起来保家护村，但因缺乏领导和训练，难成气候。
敌人占领江淮地区后，烧、杀、奸、淫更是无恶不作，东方法西斯野蛮残暴行为令人发指；同时，敌占区伪组织、汉奸极为活跃，土匪武装蜂起，一些恶霸地主还假借抗日之名组织武装，他们勾结日寇，欺压百姓，恶贯满盈，给皖中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
新四军挺入敌后，积极开展对敌游击战斗，歼灭伪军，打击土匪，保护人民，先后在皖中蒋家河口、大小关和苏南韦岗、竹子岗、新丰、新塘等地伏击、奇袭、夜袭日军取得重大胜利，剿灭苏南朱门、禄口、下蜀街和皖中张母桥、天龙庵、东汤池、三河镇、三叉河、石涧埠、姥山等地汉奸土匪武装，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和新四军的模范纪律，为江南和皖中人民带来了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让这些饱经战患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地区人民的抗战信心、决心和民气、士气。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初抵江南敌后，沦陷区部分群众不了解新四军，不敢接近。广大指战员不抱怨、不急躁、不扰民，还帮老百姓砍柴、担水、打扫卫生，建立起良好的军民关系；遇到群众因怕日军报复，不敢借房子给新四军住，部队就露宿村野，即使下雨也只是在屋檐下过夜。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的严明纪律，很快就使人民群众把新四军与一切旧军队区别开来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了。新四军每到一地，就张贴布告：“本军奉命东出，誓复国土，深愿与我江南父老昆季共同生死，开展广泛游击战争，予敌打击，影响战局，保卫东南。”通过联欢座谈、街头演讲、唱歌演戏等形式，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唤起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抗日决心；坚决打击危害乡里的“二鬼子”“游劫队”“游吃队”。新四军进入江南，提出“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的努力目标，老百姓一改旧观念，提出“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口号，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事迹。
新四军第四支队进入皖中地区后，派出战地服务团团长程启文、副团长汪道涵率宣传队在行军途中和驻地贴标语、撒传单、唱救亡歌曲、演活报剧，召开军民联欢会等，宣传全民抗日，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工、农、青、妇等抗敌协会；派张学文、林英坚等协助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李世农、桂蓬、曹云露等，建立和发展人民自卫队和游击武装，先后在庐江金牛地区组建了何泽洲大队，在庐江柯家坦、大凹口地区发展了叶雄武游击大队，在巢县柘皋千人桥地区组建了林宗圣游击大队，在潜山王家河组建了王春宴游击大队。1938年8月上旬，支队决定将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龚同武（后叛变），政治委员曹云露，副司令员张学文，政治部主任桂蓬，辖两个大队，1000余人，归第四支队指挥。同年12月，将第一大队加上张云逸从皖南带来的军特务营的两个连，扩编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戴季英。
新四军在皖南驻地和战区，做了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民关系，组织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和自卫队、游击队、猎户队、民兵队等组织；1939年春末，在繁昌县组建了猎户队总队部，共1000多人，成为新四军在繁昌地区活动的依托；在铜陵办了三期抗日救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分子；在配合和支援保卫繁昌和两次反“扫荡”作战中，当地人民群众抬担架、运子弹、护理伤员、送饭送水，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皖南民运工作基础好，在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千余名指战员，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掩护下，分批投奔江北继续革命斗争，成为新四军第七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渡江战役中，许多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积极帮助支持配合人民解放军，直到皖南解放。
在南陵，通过民运工作队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起来的各抗敌协会组织遍布城乡，会员最多时达3万~4万人；各种协会成立后，儿童团担任前哨，自卫队配合协同作战，妇抗会担负做军鞋、缝洗衣服、护理伤病员等工作；自卫队员和青壮年后又纷纷参加新四军，仅三里土塘村就有几十人参军，其中有7人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南陵三里店一带盛产粮食，每天群众赶几十头毛驴拉粮食送往新四军驻地出卖，减轻了部队向远地购粮的负担；南陵三里区和八都何村还因当时抗日工作开展得好，被誉为“抗日模范区”和“红色中心村”。
至今，这些曾经新四军驻地的人民群众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青年人积极参军的热情高涨。
新四军部队开到哪里，民运工作就做到哪里，民运工作队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和欺骗宣传，唤起全民抗战热情；在新四军驻地和抗日根据地，提出并推行让租让息或减租减息政策，从经济利益上调动基本群众拥护共产党、新四军和投入抗战的积极性；把驻地和战区的各界群众组织到各种抗日团体中，从支援、配合新四军作战到组织地方武装，参军参战，使新四军的游击战争成为人民战争。
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期间，四个支队挺进大江南北，第一、二支队开赴苏南，第四支队开进皖中，积极开展对日作战，歼剿危害地方的伪匪。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在敌后开展对日游击战17次，毙敌215人，毙伤敌8人，俘敌3人；发起对伪军的作战10次，歼灭伪军203人，俘伪军159人；剿灭2支盘踞一方的土匪武装，灭匪310人，俘344人。共破坏铁路5段，公路2段，桥梁13座；共击毁日军火车2列，汽车10辆；共缴获军马7匹，迫击炮2门，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878支；共解救被押群众330余人，新四军亦伤亡43人。
这些战斗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苏南、皖中的抗战局面，初创了茅山、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和声威。
韦岗战斗胜利后，蒋介石致电叶挺：“所属粟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期间，汉口出版的《大公报》、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大美晚报》、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多次报道新四军的战绩。1938年7月6日，《大公报》报道新四军夜袭丹阳城摧毁禄口朱门伪政权：“我陈支队之一部连日将丹阳、金坛间敌新修之濯缨桥、丹阳南东马厂之东石桥、丹阳之东三桥全部破坏，镇江至溧水之公路扒平，并于一日夜袭丹阳城。敌紧闭城门顽抗，连日不敢出城，恐慌异常，宣布前发良民证无效，须重新登记。我陈支队一部摧毁禄口、朱门伪政权时，该处正征集青年妇女30余人，准备即送南京，供寇军蹂躏。当经讯明，一一护送回家。民众抗敌情绪，益加兴奋。”7月11日、7月19日、7月25日，《大公报》分别报道了新四军7月6日的朱门战斗、7月10日的新塘战斗和7月15日的下蜀战斗经过。7月10日、7月18日，《文汇报》报道了新四军挺进苏南与日军接战、新四军挺进江南声势浩大。7月19日，《大美晚报》报道新四军控制宁沪线各村庄：“活跃于京沪沿线之新四军，自经长期布置，近来更得各地民团之协助，实力甚为雄厚。日军因兵力单薄，大都在各城厢市镇及车站附近驻扎，故各乡村庄，大部被控制。丹阳、金坛等县，各乡游击队活动颇烈，情形紧张，城内日军已严加戒备，大部分城门已加封闭。”8月17日，《救亡日报》报道了新四军自1938年5月12日至7月19日连续15次战斗的概况，除5月12日的蒋家河口战斗外，其余14次都是军部在土塘期间的战斗。
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期间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苏联柏弗洛夫在《中国抗战一年的总结》中写道：“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然更真确了。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占领’也只限于主要铁路线两旁的窄狭地带。接近铁路线的广大领土，完全在游击队的手中。他们日益加多并且更有效力地袭击日本的交通线、军事运输、军队的分队和当地的驻军。在目前尤其是如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的地区——在日军后方的游击区——已经在组织上得到巩固、发展，并且集合了力量。”
英国记者杰·布鲁斯著《新四军印象记》一文中，引自新四军一位将领提供的材料后写道：“那支名震江南的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据说已经和敌作战过一百多次了”，自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已经和敌人作战108次，毙敌892人、伤敌583人，新四军伤88人、亡41人。这些数据，包含了军部在土塘期间的战果和牺牲。
军部在土塘期间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方面也有报道。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警察署高等科于1938年6月3日、6月30日、7月4日、7月9日，分别报告该署署长内藤四郎：新四军在江宁溧水等地“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本军事机关”，“他们把居民集中到各个地点，进行抗日宣传讲演，张贴传单，组织‘中国军民联合锄奸抗日团’等各种活动，极为活跃”。7月21日，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镇江班长向特务机关长报告：“六月十七日在卫岗（句容路上的句容、镇江两县交界处），内山部队司令部的一名军官、三名士兵搭乘的轿车遭到袭击；同一天内，当地兵站部的卡车在同一地点受到袭击；此后，丹阳县境新丰车站遭到夜袭”，“7月9日夜间，烧毁镇江、常州之间的桥梁、破坏道路等事件屡有发生”，“我等之行动范围受到限制，结果使各种工作尤其地方治安工作受到了妨碍”。
新四军军部在南陵土塘期间，各支队迅速实施了战略展开，英勇打击日寇，破坏敌人交通，剪除祸国殃民的伪、匪，在江南和皖中很快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新四军的声威和影响，受到了国际友人和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创建敌后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指出：“对于地方党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这是上次军委扩大会的决定，目前应不放松的建立这一工作。在组织上须采取秘密方式培养地方干部——可在民运科中指定一人负责。”
项英还以东南分局书记的名义，要求新四军各部队积极参与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第一、二支队进到苏南和第三支队展开于皖南后，均着手开办训练班，培养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战地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的人员，通过在活动地区积极做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随陈毅到苏南后，任苏南特委书记。1938年7、8月间，新四军第二支队在苏皖边境的小丹阳、大官圩地区发展党组织，10月成立了中共当芜县委。与此同时，第一、二支队各团也相继派干部到溧水、高淳、广德、郎溪等县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溧水工委、溧高县委和广德县工委。
到1939年上半年，在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创立了3个中共特委、14个中心县委。
1938年9月，由新四军军部民运部和战地服务团民运科共同组建的南陵县南三区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南陵县三里区委员会，至同年11月，党员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经南三区工作委员会和皖南特委研究，成立了中共南陵县委。1938年夏，三支队进入南芜宣地区后（司令部驻南陵蒲桥），于1938年12月成立了中共金阁区委，1939年初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中共南芜宣县委。1938年12月，三支队司令部移防南陵沙滩脚后，三支队党委又决定成立铜南繁中心县委，辖全铜陵县、繁昌3个区和南陵第4区（工山区），由谭震林代表三支队党委领导中心县委工作，县委的经费也由三支队提供。1939年4月，随着铜南繁地区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增多，经研究，铜南繁中心县委分为铜陵、繁昌两个县委，后均直属皖南特委领导。
第四支队东进舒城后，积极支持、帮助中共舒城县委和东西港冲区委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间，舒城县委先后在司令部、留守处举办了4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思想整顿，结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舒城县委还在司令部钝斧庵先后建立了中共东西港冲区、东西港冲中心区委。东西港冲随之成为舒城及皖中、皖西抗战的中心。
新四军各支队挺进敌后积极帮助地方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又为新四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充分的物资、后备的力量、后方的基地，实现了地方党与军队建设的相互发展、一体发展、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