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上是一个缺环。致缺之因,主要是历史上遭到人为破坏。金太祖在天辅七年(1123)死于部堵泺西行宫,葬于上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无陵号。金太宗在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死于明德宫,二月建和陵,将太祖迁和陵,太宗亦于三月下葬和陵。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撤和陵称号,以太祖陵为睿陵,以太宗陵为恭陵。这两座陵都在上京附近,太祖陵在宫城西南,今所在的夯土台基,传为宁神殿故基,和陵传在阿城县老母猪顶子山南麓,皆未经考古发掘所证实。另有金始祖以下十帝之陵也在上京附近,亦未见遗迹。它们肯定在海陵王迁陵时都遭到平毁,再求原貌,恐非易事。何况金初草创,制度未备,上京诸陵是否能全面反映金代陵制,尚有疑问。
贞元元年(1153)三月,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中都,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五月,营建大房山山陵;自上京迁太祖、太宗梓宫,十月至中都;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十一月改葬太祖、太宗陵寝于中都大房山,太祖仍号睿陵,太宗仍号恭陵。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七月,迁上京金始祖以下梓宫,十月抵中都,改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海陵王葬熙宗于大房山蓼香甸,与诸王同兆域。大定初号曰思陵,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恢复帝陵规制。海陵王死于扬州,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降为庶人后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葬兴陵。章宗于泰和八年(1208)葬道陵。北京房山金陵共葬始祖以下十帝、太祖以下五帝,有行宫,有两处诸王兆域,具有相当规模。但仅从文献上的记载,我们对陵园的布局、行宫的形制等陵寝制度并不清楚,这必须经现代考古学科学勘测和发掘才能获得真貌。
金朝灭亡(1234)以后的387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罢金陵祭祀,天启二年(1622)拆毁山陵,劚断地脉,天启三年(1623)又在陵上建关帝庙,为厌胜之术。明朝对金陵的破坏是非常彻底的,不但拆毁陵上地面建筑,而且挖开地宫,剖棺弃尸。从已发掘的金太祖迁葬的地宫破坏情况,可见当年毁陵之严重程度。另外,清入关后,恢复春秋两季祭陵,修复金陵,重建享殿。现在地面上的许多建筑遗迹多有清朝重建痕迹。从保存金陵遗址角度说,重建也是一种对原遗址的破坏。所以,北京房山金陵遗址经过明朝的破坏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顿失,为今后北京房山金陵的考古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们要从地下叠压的遗迹中,区分出清人的重建、明人的破坏部分,才能厘清金陵的原貌。
中国历代帝陵从秦始皇开始,陵园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第三阶段为明清时期。自北宋至明,经历了南宋、辽、金、西夏和元代(960—1368)四百余年,它们的陵园制度各有传承,各有特点。北宋帝陵延唐陵之旧,规模缩小。南宋偏安江南,都称“行在”,不建正规陵园,只在绍兴建攒宫藏子,厝灵柩于密闭的石椁内,上建殿堂,以待归葬中原祖陵,所以,攒宫制度与北宋帝陵制度是两种不同的葬制。蒙元陷临安后,拆皇城宫殿,改建寺塔,平毁绍兴攒宫,遗迹荡然无存。石藏子之制有苏州发掘的吴王张士诚母墓尚用此葬,谨此孤例而已。辽陵多承唐代依山为陵之制,建奉陵邑。西夏陵在仿北宋陵的同时,突出陵前建塔的特色。元人根本不建陵墓。金陵制度正如上述,尚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的证实。它在唐宋帝陵和明清帝陵之间究竟起了什么传承作用,也亟待澄清。这就是北京房山金陵考古的学术价值所在。
北京房山金陵考古开始于 1986 年。这本报告是2001—2003年的阶段性考古报告,它透露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为了做好北京房山金陵的保护工作的长远规划,我建议:要全面勘测金陵的范围;探明各陵布局;对部分重要的地面建筑遗存做科学发掘,了解其形制;特别注重蓼香甸和鹿门谷诸王兆域的范围及诸王陵墓的保存状况的勘查,对北京房山金陵实施整体保护。
徐苹芳
2006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