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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和邓中夏，是在“五四”风雨里认识的，他们的友谊，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1918 年 11 月，整个北京城处于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中国以协约国成为胜利国，这件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传到北京，全城一片沸腾，市民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庆祝。为了庆祝胜利，北京学界从 11 月 14日起，各校放假，举行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由于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后来由半天而延长到一天。下午，举行游街大会，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平民教育讲演团”举行讲演大会，参加的学生达三万多人。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的自觉心”为宗旨，目的是让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
李大钊也参加了讲演，他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北京大学教师崔适还赋诗志庆，讲演团讲演的效果非常好，北京大学放假又延长三天。
为了让国民了解国外强权势力，平民教育讲演团为此开展宣传教育流动讲演。1919 年 3 月 13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消息：
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邓康即邓中夏，字仲獬，湖南宜章人，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了校长蔡元培支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
讲演团以三到五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打着讲演团的宣传旗号，携带铜锣或者鼓号，到庙会等人多而适当的地方进行宣讲。讲演团成立之后，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街头讲演活动。除了北京大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加入。
这天北京大学《日刊》同时登载了《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章程》。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过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并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月 15 日和 16 日两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蔡元培在这两天都发表了演讲，他说：“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一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有力地号召学生走出校园，让国家和世界休戚与共，这对讲演活动的开展是个不小的推动。
文科学长陈独秀等教授也参加演讲。演讲时间，每人只限五分钟。其实，每人也只能讲五分钟，因为此时北京气候干燥，加之北风剧烈，不到五分钟，讲演人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京大学决定再次停课三天，在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
过了不久，大考就要到了，朱自清在三年时间里，修完了哲学系四年的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仍是继续抓紧活动。3 月间，邓中夏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成四组，朱自清担任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责任。
4 月 6 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乘车从北京出发去通县，于 10 点钟左右到达。饭后 11 时许，分组在热闹的地方进行讲演。朱自清讲演的题目是《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讲演分组一共讲了六次，听众达500 余人。讲演结束后，到潞河公园游览，还参加了通俗展览馆。
这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把视线投注于劳工运动，并且积极筹备“五一”劳动节活动，准备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5 月 1 日这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群情振奋，北京大学工人和学生共 500 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号召人们把“五一”节当作指路明灯，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讲演团也积极配合，深入进行讲演。朱自清在北京街头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讲演。他慷慨陈词，向人们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和纪念意义。
在这红色的五月里，他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提前一年毕业了。正当他十分庆幸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出生了，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到了 6 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哺育他多年的北京大学，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启程南归了。
他和邓中夏再次交流，隔了几年。
1924 年 2 月下旬，朱自清离开了任教的温州，到浙江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教书。在 4 月初，他写完《温州踪迹》中的两篇文章后，虽说心里松了口气，但有一桩往事，像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激起了汹涌的波澜。
他的不安，是由邓中夏的两篇文章引起的。
邓中夏远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革命洪流。1923 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因身份暴露，被军阀、政府通缉。为了安全，这年 3 月，在组织安排下，邓中夏秘密地从北京来到上海。
邓中夏来到上海后，改名为邓安石，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同时还兼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正巧，编辑部安排邓中夏分管文学。他十分关心当前诗坛的情况，不时发表文章进行评论。
这时，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教书，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邓中夏写的《新诗人的棒喝》（载于 1923 年 12 月 1 日《中国青年》第 7 期），邓中夏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提出，希望诗人不要“坐在暖阁里作诗”，要“注意社会问题”。
没过多久，朱自清又在《中国青年》上看到邓中夏的另一篇文章《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进一步要求诗人“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文章的最后，抄录了他在三年前过洞庭湖时所作的两首诗。
这些文章和诗，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情怀，朱自清读后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
春夜，万籁俱寂。然而，朱自清却秉笔凝思，毫无睡意。他仿佛又看到邓中夏叱咤风云的英姿，曾与他共同战斗的无数情景扑面而来，犹如又听到他春雷般的声音，振聋发聩。
此时，邓中夏的形象，又浮现在他的脑际，让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激起他的创作冲动。
他伏在茕茕孤灯下，奋笔挥毫，他要用诗的形式，来塑造一个用自己双手创造光明的革命先驱形象，凸显邓中夏崇高的精神世界，表现他无坚不摧的性格特征，有力地显示他改革现实的坚强意志。在他的笔下，邓中夏就是毁旧创新的革命力量的化身。不仅如此，整首诗的内容和旋律，都与邓中夏的诗相应和。
朱自清将这首诗一气呵成，把自己对革命无限景仰的真情，熔铸在字里行间。4 月 15 日，他将这首诗寄往上海《中国青年》杂志。4 月 26 日，这首《赠友》就在《中国青年》第 28 期上发表了。
7 月 1 日，在暑假期间，朱自清乘火车到上海参加会员大会。会议一结束，他便赶到温州与家人团聚。8 月 4 日，他收到亚东图书馆寄来的两本《我们的七月》杂志，为 32 开本，装帧精美。朱自清看了很高兴，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忍释手。”
这本杂志在当时的文坛上独具一格，别开生面。除封面设计署了丰子恺名外，所有的文章都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封面上印有“OM”编，这是“我们”的拼音代号。为什么会这样？直到几十年后，有人问及俞平伯，没想到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吧。”
朱自清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最多，除《温州踪迹》一组四篇外，还有一篇杂文，一首诗，三通信。同时又把《赠友》一诗改名为《赠A.S.》，重新刊登。AS是邓中夏改名为邓安石的英文头两个字母。下一期的《我们》，轮到朱自清主编了。
《赠A.S.》在朱自清的诗歌中，是一首音调十分激越的诗篇。他在这首诗里，把个人感情和歌颂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把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世界的赞美结合起来，充满了战斗激情。全诗的主旨，是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光明的革命先驱，“建红色天国的大地上”，对黑暗现实发出了猛烈的抨击：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三个排比句式，彻底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真相，高度概括了他对罪恶世界无比愤怒的心情。而A.S.就是那摧旧创新的革命力量，他以全部革命热情，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像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诗中用火把比喻手，表示他掌握真理而冲锋陷阵；用波涛比喻眼，说明他胸中充满革命激情；用石头比喻言语，表明他言语坚实。他以新颖喻语构成的排比句，勾勒出一个刚强无比、顶天立地的巨人形象，形神合一地完成了对这一高大革命者形象的塑造，给人留下了“怎能忘记”的深刻印象。
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在《忆佩弦》中曾说：“早年，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他曾参加过我国著名的五四运动，并和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的确，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心声之上的。1923 年 12 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两首五律，其首句是“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还有“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之句，《赠A.S.》中则是“你飞渡洞庭湖，你飞渡扬子江”，分明是和它相呼应的。
同期，邓中夏还在《新诗的棒喝》中写道：“哪有斩不尽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须奋斗着……”在《赠A.S.》中，朱自清也高呼“地上是荆棘呀”等三个排比句，并把A.S.誉为“披荆斩棘的快刀”，“吹不倒那摇撼的黄金的王宫”的“狂风”，也分明是与他呼应的。无疑，《赠A.S.》这首诗，是他在对现实有强烈感受的土壤中诞生的，说明邓中夏坚强的革命精神对他有很大影响。
暑假很快结束了，朱自清要离家往宁波去了，温州十中的老同事都来送行。特别是校长金荣轩，和朱自清的私交甚笃，仍诚恳地约他明年来十中执教，朱自清爽快地应允了。
9 月 5 日，朱自清乘船去宁波，但船在半路遇风停泊，直到 9 日晚才到学校，好在四中还未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