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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是诗的民族，诗词传统源远流长。古典诗词经历了数千年，一般称其为旧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开始推崇白话诗，一般称为新诗。
1957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
1965 年 7 月 21 日，在致陈毅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两段话显示了毛泽东对旧诗和新诗的基本态度，表达了对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从文艺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文艺政策的导向而言，毛泽东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强调要推陈出新。他充分肯定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发展，他曾说过：“新诗的成绩不可低估。”
但毛泽东对待新诗也充满矛盾，多次表露出不喜欢新诗的态度。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曾坦率地对他说：“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大洋。”1960 年，他在与梅白讨论郭小川的诗时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诗美，包括灵性、情绪、节奏、韵律等之美感。毛泽东对尚在探索中的新诗寄予厚望，但对新诗也并不十分满意，曾经多次指出新诗的缺点与不足。
第一，新诗语言太自由散漫。毛泽东在讲到“旧体诗有许多讲究”时，说旧体诗词“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他在“自由”二字上加了引号，带有一定讽刺意味。有些人写新诗太随便，也太容易，似乎是识得字者谁想写都能写，不需要进行专门学习，造成新诗谁都写得来，却又谁都写不好。臧克家在《伟大的教导，深沉的怀念》一文中披露，毛泽东曾指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他还建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韵较宽的韵书”。
新诗这种“自由”而“散漫”的语言状况，实际上是自发性与随意性的反映。
第二，新诗没有“找到一条大家认可的主要形式”。1958 年 3 月 22日，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
毛泽东认为：“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现，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
新诗的艺术探索仍处于各搞各的状态，没有形成公认的创作规范。
第三，新诗“为民众所不懂”。1939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致信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路社”：“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
毛泽东曾经指出：“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第四，新诗缺少本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气派。在句型、韵格、语言修辞上脱离广大读者的趣味。毛泽东指出：“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当时，很多新诗走欧化的路子，以模拟翻译诗体为时尚，与读者的欣赏趣味存在较大差距。
毛泽东认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既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歌的形式和养料，还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也从不忽略新诗形式的重要性，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认为写诗要有诗兴、诗味，要用比兴手法提升诗的境界，使意象清晰、意境高远、情趣浓厚，体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