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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夏，邢台突发地震，波及北京，有明显震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应敏捷，护士长拉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跑，可是毛泽东迟疑了一下又返了回去，把案头的一个装有自己诗稿的牛皮纸袋拿了出来。护士长感觉奇怪，屋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不拿，怎么会光拿一个牛皮纸袋？在毛泽东心里，那些诗稿可是他的心爱之物。
这则珍闻，反映出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诗词作品。但与此同时，他又始终保持谦虚和低调。1939 年 1 月 31 日，在《致路社》中，他说：“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
1957 年 1月 12 日，他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自己的作品时写道：“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
1959 年 9 月 7 日，他致胡乔木的信中说：《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
1965 年 7 月 21 日，他在写给陈毅的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1965 年 7 月 26 日，他在给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信中，称“我的那些蹩脚诗词”
。
1937 年清明节，国共两党派代表共同祭拜黄帝陵。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一篇祭文，堪称中华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师表”。1937 年 3 月 29 日，毛泽东致信《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毛泽东主动要求在该报上发表这篇祭文，目的在于借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以巩固联合抗日的根基。最终，人们还是在 4 月 6 日延安《新中华报》读到这篇《四言诗·祭黄陵文》。
毛泽东对发表作品一贯非常慎重。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的 18 首诗词，还刊登了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件，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毛泽东担心古诗词格律的苛刻要求束缚年轻人的个性和思想，不提倡年轻人都学写古诗。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收入 37 首作品。毛泽东对这个版本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亲自选定诗集篇目，而且逐一进行审定，给作品定题、标注创作时间、修改诗句，还委托田家英召集一些中央领导和诗词专家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正因为如此，这个版本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毛泽东诗词版本。
1973 年，年逾八旬的毛泽东不顾年老体衰，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进行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如此这般，反复多次，他似乎是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诗无达诂。”毛泽东一般也不太赞成给自己的诗作注。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写了一个注释本，胡乔木费了很大功夫进行修改并定稿。可没想到，毛泽东在注释稿上批了几行字：“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尽管毛泽东不愿意出版注释本，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不计其数。周世钊曾致信毛泽东，询问哪些注释本较好。1968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回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
他的这种回答，也许是对各种注释与自己本意相去甚远所表达的一种无可奈何。
毛泽东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释也并非全不在意。1958 年 12 月 21日，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毛泽东写道：“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
1963 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 年 1 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其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 32 条，达 1900 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他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