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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全路机务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在陇海铁路的洛阳、开封、商丘、徐州等站相继建立起领导工人的中共党组织。
陇海铁路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政府与法国、比利时借款修筑的，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观音堂，横跨江苏、河南、陕西等省。法、比帝国主义借此掌握了铁路的行政大权，与北洋政府相互勾结，不仅通过铁路攫取巨额利润，而且对中国铁路工人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肉体上残酷虐待，任意打骂侮辱工人，在广大工人心中埋下反抗的种子。
陇海铁路徐州站（即铜山站）机务处设有担负修理机车任务的大厂，共有工人400余人。徐州站的洋人为了严格限制工人自由，在大厂设置唯一的出入口——八号门。工人进出必须经过此门。工人进了八号门，就被关起来，如同进了牢狱，只能受其奴役而不得外出，工人们私下将八号门称为“鬼门关”。
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洋人资本家用磨盘做成象棋棋子，指使工人搬运用于娱乐
1921年11月8日下午，徐州站大厂到了下班时间，劳累一天的工人急待出厂。八号门把门者“奉洋人之命”，突然将门锁闭，不许工人出去。工人要求开门，把门者不但不开，反以洋人势力相恫吓。这样相持了两个小时，工人越聚越多，大家腹中饥饿等着回家，不禁怒火中烧，猛力挤开栅门而去。把门者立即报告洋人。洋人串通大厂副场首高长利，企图借此一面压制工人的反抗，一面破坏该厂工人组织——老君会，遂诬称老君会两位负责人柴凤祥、王辅“砸门而出”，对其进行拘押，接着宣布开除。这就是徐州站“八号门事件”。该事件点燃了徐州站工人长期被压迫奴役的怒火，成为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导火索。
“八号门事件”后，40余名徐州站大厂工人集会，公举刁玉祥等前往开封、郑州、洛阳等地联系，商议陇海铁路工人一起举行罢工。徐州“八号门事件”发生不久，同月17日，陇海铁路洛阳机务西厂副厂长狄孟无故殴打前来上工的工人，并开除20余人，造成“洛阳西厂事件”。洋人任意欺压工人的行径激起陇海路工人的强烈愤慨，遂约定同时举行全路大罢工。
陇海铁路大罢工时归德（今商丘）机务段修理车间旧貌
20日上午，徐州站全体机工首先罢工，并电告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各站。到12时，接开封、洛阳等处来电，业已全路罢工。午后，陇海铁路各站工人分别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宣布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东西经济大动脉，一日间被罢工工人切断了。正如当时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千里陇海铁路，像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中州大地上。”
20世纪20年代的陇海铁路铜山站
陇海铁路罢工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工人和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声援。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召开会议，决定：写信给陇海路工人，要他们坚持到底，并许以经济和实力上的援助；写信给陇海铁路驻京办事处，表示陇海路罢工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京汉路当与陇海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京汉路、津浦路工人联合会声明表示，捐助8个月的钱粮，支援陇海路工人的斗争。上海劳工会也声明捐款支援陇海路工人。
中共北方区委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高度重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李大钊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11月21日抵达洛阳，召集各站工人代表商讨对策，指导陇海路工人迅速建立起统一的工会组织——陇海铁路总工会，拟定《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斗争方案。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陇海铁路各站成立“赤色工会”。商丘站工人公推程圣贤为领导罢工的负责人，指定工人王连陛负责联络罢工。王连陛参加了在洛阳举行的罢工委员会紧急会议。徐州站工会推举姚佐唐为会长，代表徐州铁路工人与军阀政府和洋人谈判。
陇海铁路罢工持续一周，铁路当局业已损失30余万元。军阀政府和外国资本家施以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等种种阴谋伎俩，但全路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声势益张，罢工阵容坚强如铁，无懈可击。洋人与军阀政府怕旷日持久，损失益重，又恐事态扩大，罢工风潮蔓延各路，被迫改变强硬态度，提出和罢工委员会谈判。双方对原复工条件进行重新修订，将15条改为10条，于11月26日正式签订复工条件。至此，持续7天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写信评价这次罢工胜利的意义：“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成立后，派出代表先后到陇海铁路的郑州、洛阳、开封、徐州四大站开展活动，建立《劳动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分销处。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陇海铁路洛阳站工人领袖游天洋指导工人运动，调查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状况，宣传革命思想。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受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派，在罢工领导人游天洋等陪同下，巡视指导陇海路工运工作，筹建党团组织。在商丘发展程圣贤、王连陛、姚鼎三等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商丘第一个党组织——商丘车站党组织，负责人程圣贤。商丘车站党组织建立不久，程圣贤即调往徐州车站。
1922年2月，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建议，派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到陇海铁路指导工人运动。在徐州站建立了江苏境内第一个中共组织——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姚佐唐为书记。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隶属中共北京党组织，与地方没有发生关系。1923年“二七惨案”后，徐州地方军阀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封闭铁路工会，姚佐唐等同志被迫离开徐州，党的活动暂时停止。
姚佐唐，1898年出生，安徽省桐城人。1921年11月20日，领导铜山站路工参加陇海铁路全路工人大罢工，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24年夏，姚佐唐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言。1926年春，他奉党的指示带铁路工人组成的铁道队去广州，参加北伐军。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被截去一条腿。伤愈后回到铁道队。1928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本文由编者根据徐州市、商丘市中共地方史等史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