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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开工典礼”举行，一个事关共产党、国民党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后文称“联总”）等多方的重大历史事件——“黄河归故”由此拉开帷幕。国民党政府打着“拯救黄泛区人民”的幌子，却暗藏“以水代兵”的祸心。如何以黄泛区人民利益及和平建国的大局为重，同时避免在冀鲁豫解放区制造第二个黄泛区？作为中共驻重庆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开始了与国民党及“联总”曲折反复的斡旋与谈判之路，公正沉着地指引着黄河归故的发展方向。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6月7日到达中牟，郑州形势岌岌可危。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蒋介石采纳了以水代兵的建议，下令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企图利用黄河水阻止日军西进。6月9日，黄河水由花园口冲出，经河南、安徽、江苏夺淮入海。黄河水虽然暂缓了日军的西进，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河水夺走了89万余人的生命，使391万人无家可归，84万公顷土地变为泽国，形成了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的黄泛区，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为发动内战做准备。此时，蒋介石又打起了黄河的主意，他摇身一变，成为黄泛区人民的“救星”，下令堵住花园口黄河决口，让黄河水回归1938年6月以前的故道。然而，在黄河故道无水的7年中，岸边的老百姓逐渐从岸上迁到这条长600余公里、宽约6公里的河床上，他们垦荒耕种，把贫瘠的河道变成块块良田，故道中渐渐形成了1400多座村庄，生活着40多万人。从河南省考城以下至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大堤，除齐河县至济南间的60多公里为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外，其余大多在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境内。蒋介石此举，打着拯救黄泛区人民的幌子，实则是旧戏重演，要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
1946年2月6日，“联总”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要给黄河堵口复堤工程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月中旬，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成立。随后国民党政府向中共提出了黄河归故问题，要求位于黄河下游的中共管辖区予以合作，以共同实现和平建国。3月1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开工典礼”举行，由此，黄河归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正式揭开帷幕。
此时的国内形势错综复杂。1946年1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艰苦谈判，会议最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使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蒋介石集团根本不愿意真正履行这些协议，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重庆积极联络各方民主人士，时刻准备与国民党政治集团破坏协议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蒋介石向中共提出黄河归故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新河床上有解放区1000多个村庄，要为重新回来的河水让道，无疑将面临一场规模宏大的搬迁和安置工程，解放区从何处支付巨额的搬迁费用？还有，8年全面抗战，黄河大堤已被日军糟蹋得面目全非，黄河要归故，必须修复大堤，这需要一大笔款项，解放区又从何处拿出这一大笔款项？刚刚摆脱日军蹂躏的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极其匮乏，人民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渴求的是安定的环境。然而，豫皖苏黄泛区的人民又渴望着黄河归故，如果黄河不回归，有可能与淮河、长江搅在一起，使中国这块最富庶的地区日益沙化、碱化，贻害无穷，黄泛区人民也无法摆脱苦难。如果拒绝黄河归故，蒋介石也会大做文章，离间共产党与黄泛区人民的关系，诋毁共产党的声誉及和平建国的诚意。经过深思熟虑，并向延安请示后，周恩来回复国民党政府，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共产党愿意坦然地抛弃党派利益，真诚地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而后，中共中央指示下游解放区成立治黄机构，以配合黄河归故工程的进行。
解放区的准备工作刚刚开始，国民党政府就在上游抢先开工堵口，这让周恩来十分愤慨。他紧急约见美国特别代表马歇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虑。接着，又致电国民党政府，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堵塞花园口决口，但必须保证下游黄河故道人民的安全。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在《冀鲁豫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抗议，成千上万的抗议电报飞到了黄河复堵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后来，鉴于周恩来的严正交涉、黄河故道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和共产党一起走到了黄河问题的谈判桌前。
1946年4月7日，国民党代表、中共代表、“联总”代表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后文称“行总”）代表会集古都开封，为共商黄河归故方略谋划。在周恩来的感召倡议下，各方秉承合作、友善的主旨，取得谅解，达成《开封协议》。这份协议改变了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只“堵口”、不“复堤”的状况，将“复堤”和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提到了和“堵口”同等重要的位置，为黄河归故问题的解决，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第二天，国民党和“联总”的部分代表在中共代表陪同下，沿黄河故道直至入海口，往返1000多公里，进行了实地勘察。4月15日，勘察团返回菏泽，当晚举行了黄河问题的第二次会谈。在周恩来倡导的抛弃一党私利、化干戈为玉帛的精神引导下，各方代表经过协商，达成《菏泽协议》。协议决定“复堤、修河、裁弯取直、整理险工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新建村由黄委会呈请行政院每人发给10万元（法币）迁移费”等。可以看出《菏泽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周恩来“先复堤、后堵口”的倡议，也解决了迁移费等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
1946年5月，冀鲁豫及渤海解放区沿黄各县组织动员40万人，开展大规模黄河复堤工程建设
然而，此时国内局势却风云突变，内战的阴霾向全国蔓延。蒋介石撕毁政协会议协议，部署发动大规模内战。为配合整个内战步骤，他下令花园口务于6月底前实现合龙，放水回归故道，解放区危在旦夕。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解放区代表来到了南京，与周恩来会合，共同商讨对策。在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周恩来房间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周恩来争分夺秒地进行斡旋，一边领导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一边积极联络“联总”代表，争取他们的合作。
5月18日，由中共代表、“联总”代表、“行总”代表、南京政府水利委员会代表、黄委会堵复局代表参加的第三次黄河归故问题谈判在南京举行。各方共同达成《南京协议》，其要义是“下游急要复堤工程，包括险工及局部整理河槽”应“尽先完成”；“下游河道以内居民迁移救济问题”应“请中央从速核定办理”；“堵口工程继续进行”应“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同一天，周恩来与“联总”代表就《南京协议》中比较笼统的问题达成了具体化的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关于工程所需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共同负责供给，不受任何政治、军事影响。南京谈判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使国共两党在黄河归故问题上的合作得以维持，推迟了花园口合龙时间，解放区的复堤工程也得到援助。
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黄河问题不能仅靠谈判来解决，他指示解放区政府迅速组织民工进行复堤工程。5月26日开始，冀鲁豫边区组织23万民工，渤海解放区组织20万民工，开始了中华民族治黄史上蔚为壮观的复堤工程。复堤工程进行期间，周恩来积极联络美国特使和“联总”“行总”代表，将修堤所用粮食、物资、工款运到工地，以保障工程推进。
随着蒋介石大规模围攻中原解放区，花园口堵口工程快速推进，水淹解放区的意图更加暴露无遗，但由于黄河水位暴涨，堵口再次失败。周恩来抓住时机，于6月29日、7月8日、7月10日先后3次向美国特别代表马歇尔致送备忘录，希望他出面敦促国民党政府履行《南京协议》；7月14日下午，他又亲自飞抵上海，同“联总”和“行总”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争取支持；16日返回南京，再次向马歇尔提出黄河问题应脱离政治、军事单独解决的主张。经过他的奔波斡旋，7月18日，各方代表齐聚上海，进行了第四次黄河归故谈判。
这是一次高规格的谈判，各方都派出了负责黄河问题的最高代表。谈判桌上，周恩来一心为公、心系人民的凛然正气，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的谈判艺术，沉着稳重的仪表和敏捷睿智的谈吐，无不打动着各方代表，影响着谈判的气氛和节奏。7月19日，谈判休会期间，周恩来与各方代表飞抵花园口，考察堵口工程现场。在与工程技术人员的交流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说，他从黄河的悠久历史讲到美好的未来，从花园口决堤讲到黄河归故，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主张讲到中国的前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企图，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7月22日，上海会谈继续进行，经过激烈论争、反复交锋，终于达成了《上海协议》。协议对“联总”和“行总”对解放区复堤工程应支付的物资、粮食、工款及交付日期等进行了具体化的规定，取得了重大成果。《上海协议》诞生于内战全面爆发前夕，是黄河归故谈判的第四个协议，也是最后一个协议。上海谈判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谈判。
1946年7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黄河堵口工程会议纪要
《上海协议》签订后，周恩来为使协议中规定的工款、工粮、救济款按时到位，继续协调各方，奔走呼吁，呕心沥血。在周恩来的一再敦促下，至10月底，“行总”先后交付解放区复堤工程费、工人工资、公务费等60亿元，面粉5000吨；1947年1月底，“联总”拨付解放区河床救济费150亿元；2月底，国民党政府将向周恩来承诺的150亿元救济费交给了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解放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握锨，加紧整修，复堤工程顺利进行。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合龙，滔滔黄河水奔入故道，安然入海。
1947年3月，黄河花园口堵口合龙
从1946年初到1947年初，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及“联总”进行的黄河归故斗争，推迟了堵口行动，为下游故道赢得了复堤时间，保卫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粉碎了蒋介石集团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本文由菏泽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