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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9日，日军侵占徐州，铜山沦陷。我党在铜山柳泉一带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员胡大毅、陈诚一、张启曙等，联络各阶层爱国人士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爱国民主人士胡大勋结合，秘密组建一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装，活跃在贾（汪）柳（泉）铁路支线南北地区。不久，随着人员增多，战斗力加强，这支队伍组建为运河大队。1939年底，八路军一一五师首长决定在运河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任命孙伯龙为支队长、邵剑秋为副大队长、朱道南为政委、胡大勋为参谋长。1940年1月，运河支队在周营（山东枣庄薛城区周营镇）宣布正式成立。从此，运河支队在一一五师和铜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驰骋在运河南北，英勇抗击日伪顽军。
运河支队建队旧址——周营镇
1940年2月初，运河支队成立不久，驻徐日军便纠集贾汪、台儿庄以及枣庄的日伪军对鲁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牵制敌人，给主力部队作战制造有利条件，运河支队决定把一大队撤到运河南岸同二大队会合，伺机袭扰敌人。
2月13日，一大队三中队刚从运河北岸撤到杜庄，突然遭到300多日伪军的包围，日军自恃人多、武器精良，气焰十分嚣张。在此形势下，“运支”三中队队长丁瑞庭果断命令部队撤回村内坚守待援。这是运河支队成立后的第一仗。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三中队依托有利地形奋起还击，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日军气急败坏地向村内施放燃烧弹，顿时村内一片火海。趁烟雾弥漫之际，一队日本鬼子从东南方向冲进村来。在这危急关头，副排长王华堂、班长李明胜、战士萧振海等人跃出院子与鬼子拼起刺刀。10多个日本鬼子被战士们一阵拼杀，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个刚想往回逃，被战士单立朴扔出一颗手榴弹全部消灭了。日伪军在重火力掩护下步步紧逼，丁瑞庭迅速指挥部队撤进一家大院。此院围墙2米多高，四周砌6座两层的炮楼。部队刚刚撤进这所院子，敌人便集中所有的炮火猛轰炮楼，6座炮楼相继倒塌，副排长王华堂和几名战士壮烈牺牲。为了有效杀伤敌人，战士们把子弹集中到枪法好的同志手里，其余人员隐蔽休息，等待白刃战。正当此时，躲在屋内的主人带着雇工将收藏的几箱子弹、手榴弹和枪支送了过来。战士们如虎添翼，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本以为我方已弹尽粮绝的日军大为震惊，死伤惨重。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赶着抢来的10余辆牛车，拖着几十具尸体灰溜溜地撤回贾汪。
运河支队骑兵部队
杜庄战役，八路军运河支队三中队坚守村落，以不足50人的兵力，顽强地抵抗10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声威大震。首战杜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战决心。随后，他们又接连取得了常埠桥伏击战、夜袭利国铁矿、智取塘湖车站等系列战斗的胜利，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
1940年10月，敌人组织临枣、津浦、陇海、台赵铁路线上的2000余日伪军对运河支队进行“铁壁合围”“扫荡”。10月9日，10名日军进犯后孟、周庄等村庄进行试探，运河支队二大队和苏鲁支队三营将敌人打得狼狈逃窜。支队领导人未能识破敌人诡计，产生了骄傲情绪，10日晚将部队集结在涧头集召开庆祝大会。11日凌晨，运河支队遭到携带轻重武器的日伪军的包围。运河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在库山进行阻击，掩护全体人员北撤，渡过运河进驻朱阳沟。三中队与敌激战至夜间，始得突围转移，渡过运河，向西前进了5公里，看到曹庄东南的郝湖村已若隐若现，战士们暗自松了口气。突然间，敌人的炮弹落在行军纵队的旁边。战士们措手不及，纷纷后撤，几十名指战员撤到了巨梁桥的闸口处。巨梁桥村背靠运河，外有月河湾与运河相通，四面皆水，易守难攻。战士们便分散进村，住进群众的家中。当天晚上，汉奸刘善云带队封锁了巨梁闸，并在附近的村庄进行搜捕，运河支队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陈诚一、手枪队队长沙玉坤和滕县第九区区长李彦召等29人不幸被捕。
运河支队纪念亭
汉奸刘善云把被捕的29名抗日战士交给前来搜捕的日军，还谄媚地指着陈诚一告诉日军指挥官“这是八路军的大官”。日军指挥官非常高兴，谎称运河支队已经被消灭，笑脸规劝陈诚一投降。陈诚一面对敌人大义凛然，一言不发。日军无可奈何，便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这位192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又接连审问了几人，全都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恼羞成怒的日军把29名战士押上巨梁桥，一个日本士兵端着刺刀向陈诚一刺来。陈诚一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仰天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倒在血泊中。日军翻译对其他战士劝降，见没有人屈服，又一个日军士兵把刺刀捅进李彦召的腹部，拧了三圈，李彦召踉跄着栽进河水中。前面的战友倒下了，后面的战士依然面无惧色。束手无策的日军指挥官下达屠杀令。敌人的刺刀穿进英雄们的胸膛，陈诚一等29位烈士倒在大运河里。29名战士慷慨赴死，没有一个背叛故乡和亲人。鲜血染红了巨梁桥下的河水，染红了大运河两岸。
在运河支队里，有众多的父子、兄弟、叔侄并肩作战。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将彼此的生命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运河支队参谋长、后为运河支队第三任支队长胡大勋就是最杰出的代表。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赞扬他是“孤胆英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说他有特殊的历史和作用。而在日军特务机关的调查报告中称胡大勋为“匪首”。胡大勋一家7口人都参加了运河支队，全都战斗在最前线。任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的胞弟胡大毅，在1941年反“扫荡”中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运河支队被改编为山东警备九旅十八团，胡大勋任团长。时任十八团一营二连指导员胡霖是胡大勋的小儿子。1945年11月，国民党部队进犯鲁南解放区，胡霖率领二连战士在铜北后八丁进行自卫，不幸牺牲。胡大勋按照习惯走到了每位烈士的担架前，掀开覆盖的白布，向牺牲的战友一一告别。他最后来到了儿子的担架前，却不忍掀开看。他命令警卫员：“掀开看看，检查一下子弹是从哪里打进去的。”这个战士看过以后报告：“子弹是从前额打进去的。”胡大勋说：“从前面打进去是好汉，从后面打进去是孬种，胡霖是好样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运河支队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第四师、新四军淮北第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以牺牲4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千人，毙伤和俘虏伪军4000余人。运河支队被罗荣桓政委誉为“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称赞：“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本文由徐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徐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