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经历中总有一些事让人难忘,邓小平逝世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大事。1997年2月底一天早上,骑车路过建国门桥下报摊,发现报纸上有画着黑框的照片,过去一看,竟然是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我赶紧从摄影包里拿出相机,拍下过路人购买报纸的场景。回单位的路上,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街上一切如常。随后,我又赶到宣武门附近的新华书店,拍摄人们争相购买邓小平印刷图片的场景。
1997年,邓小平逝世。骑车路过北京建国门时拍下市民买报。喜欢“扫街”的我,当年在路上抓拍到不少新闻
此后那些天,我一直盯着有关的新闻。2月25日,邓小平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事去现场拍摄追悼会,我骑车赶奔天安门广场。广场实行临时管制,不少游客和市民聚集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为了眺望大会堂,一些人索性爬到树上和栅栏上观看。我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些现在难得一见的场景。
1997年,邓小平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民众聚集在场外观看和悼念,特别选择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为背景拍摄
现场人多,却秩序井然。人群中弥散着一种伤感的气氛。我挤到了前面抓拍镜头,记录下这些场面:有人手里拿着白花,臂上戴着黑纱;两位男青年手举着写有“人民永远怀念您”的小纸板,表情凄然;一位来自贵州的女大学生手拿白花,眼含泪水捧着收音机聆听追悼会的实况转播;旁边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举着邓小平像,不时地抹着眼泪。拍摄时,尽量带上有价值的背景,比如博物馆和周围的环境。我还站上交通隔离礅,从高角度拍摄到广场降半旗、大批民众关注追悼会的情景。后来认识到,这种大场景照片能够更多还原现场,提供更丰富的影像信息。
北京举行邓小平追悼会,天安门广场降半旗。登上石礅拍摄大场景。这样的照片还原了现场更多的信息元素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时,正在上小学的我和师生们放声大哭,感觉天要塌下来。如今人们的眼泪少了,心里多了几分遗憾和感激。有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和那些先辈们,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时代不同,民众对领袖逝世的反应不同。邓小平逝世没有给社会带来大的震动,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过渡危机”,国内外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悄然变化和进步。得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外国政要和国际舆论纷纷发表评论,称他是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中国改革之父。
1998年初,北京,人们冒雪等待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邓小平用他独特的影响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1992年初,八十八岁高龄的他从北京一路南下视察,沿途发表了推动改革的重要谈话。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及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在改革开放面临艰难时,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中共“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确保了中国这艘巨轮继续改革的航程。
2月24日,邓小平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当时,北京长安街送别邓小平的景象,与1976年送别周总理的场面有些类似。长安街两边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市民。人们表情凝重,有人打起“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
根据分工,我随身携带两台相机和长短镜头,与同事早早来到西长安街沿线永定路附近,拍摄灵车经过和民众送别的场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送行的民众越聚越多。突然人群中出现骚动,我用长镜头向远处一望,一串长长的车队从东边缓缓驶来,忽明忽暗的车灯,像大海上静静行驶的船。“来了!”随着喊声,人们的目光立刻转向东方。
此刻,我忙着变换角度,抓拍驶来的灵车和民众的反应。当时现场人很多,容易遮挡视线。为了把民众和灵车拍到一起,我选择站在马路边稍高的地方,踮着脚尖拍。当时如果带上摄影梯居高拍摄更好。灵车渐渐驶到眼前,车身上披挂的黑纱和白花清晰可见。当灵车经过眼前时,我随着灵车快速移动拍摄。正忙着拍照,猛然间发现右前方的人群中跑出一位中年人,他跟着灵车往前跑了几步,“扑通”跪倒在路边哭喊着:“邓大人,我给您老人家磕头!”我下意识地追着他按下了快门。
镜头中的灵车远去,人们久久地肃立。据悉,那天送别的民众有十多万人。我们几个小时的等待,最关键的时候只拍摄了几分钟。但遗憾的是,那天记者们辛苦拍摄的胶卷上交发稿后,许多底片资料丢失,令人惋惜。此后,我常提醒摄影圈的朋友,拍好照片,更要保存好照片资料。
1997年香港回归是举国欢庆的大喜事。作为摄影人,总希望用手中的相机为回归做点儿实事。其实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就关注着北京民众迎回归的活动,从大街小巷挂国旗,到天安门广场设置香港回归倒计时牌。那段时间,发表了数十张与回归有关的新闻照片。
1997年,香港回归临近,工人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倒计时牌前搭建舞台,准备庆祝活动。动感的人物和铁架线条的构图给照片增添些变化
7月1日凌晨零时整,当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闪动成“零”时,天安门广场上十多万民众沸腾了,成百上千台相机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我也沉浸在激动之中,用相机拍下人们载歌载舞、孩子们振臂高呼的欢乐场景。
事后分析北京迎接回归前后的照片发现,缺少鲜活感人、能让人记住的照片。经过思考,我在《中国摄影报》发表了《倒计时牌前的思考》一文,对摄影报道进行反思。文章认为,一些照片之所以缺乏思想内涵和创新手法,跟不上时代和读者的需要,主要是观念陈旧,贪图省事。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摄影记者不愿意深入基层去挖掘民众当中感人的新闻和故事,反而不停地往倒计时牌前跑,那里拍照片简单省事,容易发稿见报。
相比之下,1995年底,我拍摄香港回归题材的照片《面向’97》的经历却让人印象深刻。第二年后的一天,老同学朱军突然打电话说,我拍的《面向’97》登上《人民摄影》报头版,而且半个版采用。后来照片还获得《人民摄影》报1996年优秀摄影作品奖大奖。“自己没投稿,怎会获大奖?”遇上天上掉馅饼的事,让人喜出望外。
一打听才知道,1995年底,我把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闭幕时抓拍的照片投给《摄影世界》杂志主办的亚洲风采摄影赛,获得了入选奖。当时的评委、《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很欣赏这张照片,专门从照片堆里拣出来推荐给《人民摄影》报头版的摄影比赛,结果拿了大奖。此前和王文澜不认识,他为什么要帮不认识的年轻人?以后得知,他“只看照片,不看人”,曾帮过不少人。
多年后,和王文澜长谈新闻摄影时了解到,他挺早在部队拿相机拍照,就是拍拍合影。后来看到著名摄影师刘香成拍摄的纪实画册《毛以后的中国》很受震动。刘香成曾说:“中国是个很大的故事,我只能用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他拍的都是日常生活,天天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没拍到?”受到启发的王文澜从此改变观念,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时政新闻和名人摄影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民众生活才是最大的主题。以后他拍摄的系列作品《京味》《自行车的日子》等,以独特的视角和光影效果为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
1997年7月1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青年跳起欢快的集体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回想1984年国庆35周年的晚上,上高中的我们在广场上抱着女生跳得很尽兴,因为没相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摄影界涌现出一批有为的摄影记者,我们经常欣赏并学习他们的照片。如《中国日报》王文澜、郭建设、武治义,《中国青年报》贺延光、郑鸣、刘占坤,《中国妇女报》陈炼一,《法制日报》王毅,《解放军报》乔天富,《大众日报》钱捍以及新华社、中新社等媒体的摄影记者,他们敢于创新,给曾经沉闷的摄影界带来新的变化。
回想《面向’97》的拍摄和发表经历,获奖是幸运的,而当时的抓拍和思考还是用了一番苦心。那时随着香港回归临近,中英谈判进入艰难时期。回归能否顺利进行,引发世界关注。那年年底,我临时接到任务去拍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闭幕。第一次采访回归的时政新闻,心里没谱,抓紧看资料,熟悉情况。
采访时主要拍各种会议,包括给大家合影。最后的闭幕晚宴算是一场轻松的活动。从事时政新闻采访后,时常去大会堂、钓鱼台拍宴会,主要是拍资料,很少发稿。当天出席晚宴的有周南、鲁平、霍英东、李嘉诚等重量级人物。委员们频频举杯敬酒,气氛热烈。我拍摄时发现,李嘉诚他们的脸都喝红了。晚宴时还专门在宴会厅安排了现场文艺演出。对于平时经常拍演出的我来说,这次是来抓新闻的,对那些兴趣不大。
我先拍了些委员观看演出的照片,感觉挺平淡。“如果能把委员和演员拍到一起,可能有点儿意思。”观察现场后,我悄悄退到演员的背后,用长镜头聚焦场上的变化。此时小演员表演的武术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原来想以委员为拍摄主体,前景带上表演的演员,使画面丰富些。但动态的摄像镜头容易做到的,单独的摄影画面却受局限,杂乱的前景会减弱主体人物的视觉表现,很难抓到前景和背景都理想的画面。所以我选择专心抓拍委员们的动作和表情。
摄影是一种观看方式,是观看中的关注,同时用摄影器材记录现实的媒介。摄影人的观看,受现场环境和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视觉感受和关注。此时我注意到,坐在前排中间位置的周南、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物的坐姿和神态十分特别。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手扶在椅子背上,神情专注地观看孩子演出。晚宴的新闻价值一般,这几个人物的价值不小。
1995年底,面向’97。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在北京闭幕。预委会委员李嘉诚、周南、霍英东(从左至右)在庆祝晚宴上观看演出。香港回归进入艰难时期,委员们压力很大
“怎么这副表情?”我心里暗想。原本是个轻松的时刻,他们微微泛红的脸上偶尔带着微笑,可神情中又多了几分疲惫。其实,预委会闭幕后,刚松口气的委员们即将投入紧张的筹委会工作。刚刚卸掉一副重担,又要担负起更重的责任,他们能轻松吗?此时此刻,晚宴看似平常,却也有不同之处。
凭着直觉,我快速调整拍摄位置,移动到委员们的正对面。然后跪在地上,用长镜头、大光圈,采用闪光灯反射的方式,看准时机连续记录下特殊的环境氛围中三位特定人物的有意味的表情和动作。应该说,摄影者在拍摄创作中,往往受到各种复杂心理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在《摄影美学漫笔》一书中认为:“摄影者在众多事物中认识和抓取发光的形象时,已经将直观感觉与情绪记忆、灵感顿悟与模糊印象、形象浮现与抽象推理等诸要素,在极短时间内熔于一炉。”而摄影人平时的拍摄通常简化为“三部曲”:观看,感觉有意思,然后按动快门。
当天晚上,我赶回单位,把照片交给编辑。第二天整理样片时,感觉那三位委员回头看演出的照片越看越有意思,就摆放到桌上自己欣赏。后来请资深的摄影记者刘宇观看指正。刘宇拍照喜欢动脑筋,讲究艺术追求。他仔细看过照片觉得画面耐人寻味,建议给摄影比赛投稿。商量后,我们给照片想了个有寓意的题目《面向’97》。虽然有些文学色彩,但也比较符合表现的内容和主题。
照片刊出和获奖后,受到摄影圈朋友的好评。大家觉得,照片的瞬间十分难得,抓住特殊环境中特殊人物典型的表情动作,生动地诠释了面向回归时人们复杂而多元的感情和心理,是香港回归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
此后,我也从《面向’97》拍摄中得出几点感悟:一是采访前准备充分。多年关注香港回归,对其中的曲折和艰难有一定认识。带着思考拍摄,容易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二是现场的观察细致,拍摄的角度和瞬间选择合理。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往往是捕捉精彩细节和瞬间的关键。三是主题的提炼。照片的瞬间形象固然重要,但好的主题会给照片增光添彩。
干摄影的谁都想获奖。平时自己忙于完成各种拍摄任务,有时顾不上参加摄影比赛。偶尔参加的几次比赛,多半是在同事和朋友建议下参加的。比如,我后来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照片《总理为民工讨工钱》,当初就是大学同学吴亮建议我投给摄影比赛的。近些年,和朋友谈论参加影赛的事,我的想法是如果对摄影比赛感兴趣,有机会拍到不错的照片,应该参加一些比赛,以此增加和影友的交流,取长补短。同时,也不要把获奖看得太重。获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运气的成分。获奖的照片不一定多好,没获奖的照片可能价值不小。不同人观看同一场景或同一张照片,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摄影作品的评判标准不仅来自评委,最终要经过读者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