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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拍照遇到的麻烦事

因为照片闹上法庭的事不少,比如在街上拍了美女照片用于商业广告,摄影人就可能因侵犯别人隐私或肖像权成为被告。也有文艺圈名人把人家的照片简单修改后做商业推广,被摄影者告上法庭,罚了几百万还要公开道歉。《民法典》实施后,对拍摄、传播和使用照片有更详尽的法律规定,摄影人要了解一些基本知识,以免遇到麻烦。摄影作品比其他文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要复杂和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摄影采访,自己差点儿被一位大画家告上法庭。

一、“照片发错了吗”

1992年的春天,我从晚报上得到消息,北京朝阳区华裕工艺品厂建造了一座二十五吨的巨大铜牛。这事挺新鲜,我蹬车赶到高碑店的华裕工艺品厂。公司负责人听说记者来采访挺高兴,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把我带到棚子里。那座高十五米的巨大紫铜牛有好几人高,工人们正在脚手架上进行最后施工。

当时我拿着尼康FM2相机围着铜牛转了几圈,选择角度拍摄。因为棚子里光线暗,没有高感光度的胶卷,只能用1 /4秒、1 /2秒的慢门速度拍。为了把照片拍清楚,我使劲靠紧墙角稳定住身体,屏住呼吸。一个铜牛足足拍了一个小时,弄得满头大汗。

采访后,按照人家介绍的情况,写好文字说明,顺利发出了《巨大紫铜牛在京制作完成》的新闻图片,同时还发了文字稿。稿件被《人民日报》和港澳报纸采用。

稿子被采用,心里正得意,突然接到部里一位领导打来电话,严肃地说:“你的报道出错了,韩美林要告你!”“大画家要告我?”自己一下被弄晕了。仔细一问才知道,我发的稿子写的图片说明是:铜牛是韩美林设计,华裕工艺品厂建造。而韩美林那边却说,铜牛不仅是韩美林设计,也是他们工作室建造的。问题出在到底是谁建造的铜牛。

1992年,巨大的紫铜牛工艺品在京制作完成。拍摄发稿后却惹来了麻烦。发照片有风险,摄影者要当心

2009年,北京,新年茶话会后,画家韩美林给人们写贺卡

“工艺品厂明明说是他们造的。”我拿出了刊登消息的晚报,又让领导看我的采访笔记。他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但还是说:“反正人家很生气,要告你,还要连单位一起告。”刚工作几年,就遇到麻烦事,真蒙了。后来部里商量,让我过去当面给韩美林道个歉。小记者遇上大画家,心里委屈,又不敢争辩,还怕对方揪着辫子不放。

过了几天,领导带我去中国美术馆附近的韩美林家。那时他家住在胡同里一个独院,院里种了些花草。客厅很宽敞,摆了不少艺术品,大画桌上放着笔墨纸砚,散发着墨香。

进屋后,韩美林主动过来握手,让人倒茶。他那时还年轻,爱说爱笑,性格直爽。看人家挺客气,自己也就放松了。我详细讲述了采访的经过,并表示了歉意。韩美林听后简单问了些问题,笑笑说:“算了,这事也不赖你!”原本韩美林工作室和那家工艺品厂合作建造铜牛,后来因矛盾终止合作,但双方各执一词,都说铜牛是自己建的,结果不小心把我给兜了进去。当然如果拍完铜牛后,想办法和韩美林工作室联系,核实一下信息,报道时或许能更加准确稳妥。

人家的一句话,让我们如释重负。总觉得大画家挺大气,值得尊重。多年后再次见到韩美林,他现场画了生肖贺卡并签名送给我们。拍照时发现,他的精神不错,鬓角的白发多了。

这件小事提醒我,拍照也是有风险的。摄影采访要特别小心谨慎,头脑要清楚,不仅要对画面真实性负责,对拿不准的信息还要多方求证核实,不能听一面之词。如今进入网络媒体时代,信息泛滥,真假难辨。媒体人担负着社会责任,要提高专业素养和识别能力,不能把虚假的信息传递出去。同时也不能因为怕出错,不采访,不作为。记得当时,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对我说:“努力干活儿,没错!”那时候,领导的一句话对年轻的摄影人是很大的鼓励。

这次拍铜牛,算是有惊无险。而此后拍摄当年红火一时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俗称“马家军”)打破世界纪录时,因为准备不足、技术不佳,便遇到了新麻烦。

二、仓促追拍“马家军”

摄影圈有个说法,战争时期拍打仗,和平时期拍体育。体育摄影又刺激又容易出好照片,许多人喜欢。刚工作时,拍过一些体育比赛,比如1993年的全国七运会。那次运动会最大的新闻,是马俊仁教练率领的“马家军”队员狂超世界纪录。

1991年,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中外足球赛。用尼康FM机身、腾龙变焦镜头拍足球,被同行笑话“镜头太不专业”。摄影器材重要,摄影人的拍摄更重要

因为上学时练过中长跑,对体育摄影有些盲目自信。上世纪90年代初去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拍足球赛。当时专业记者大多使用尼康F3,配上300毫米的定焦镜头,用大光圈拍摄。而我却拿着临时借来的尼康FM2,配上80—200mm腾龙变焦镜头。那时体育摄影讲究抓拍运动员的特写镜头,虚化背景,突出主体。

见我拿个业余镜头来拍足球,《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刘占坤开玩笑说:“用这镜头拍足球,够牛啊!”听到这话,旁边记者都乐了,我被弄个大红脸。那时对刘占坤那样的大牌记者挺佩服。上世纪90年代初去香港拍网球赛,外国大胡子摄影师用几台机身轮流拍摄,拍完把机身往后一扔,专门有人帮着装胶卷。

1993年,先农坛体育场,足球运动员高洪波在训练。大学时跟高洪波在宿舍聊过足球和摄影

既然来了就只能认真拍。镜头不够长,就等运动员跑近了抓拍。相机不能连拍,就看准了精彩动作一张张拍。全场比赛好像一共拍了两个胶卷。回来发现照片拍得不好,虚的画面不少。好在有几张动作抓得不错,于是把运动员飞身踢球的照片投给《摄影世界》的月赛,结果还获了个入选奖。实践中发现,体育摄影专业性强,对器材和技术要求较高,对摄影者的观察判断和抓拍能力也是考验。

1993年,北京,全国七运会,山地摩托车比赛。用长镜头、大光圈抓取让人兴奋的动感瞬间

七运会开始时,我被分配拍摄山地摩托车、无线电测向和田径、体操等项目。摩托车比赛在北京石景山老山运动场进行,场地上尘土飞扬。我跟着老记者赛前埋伏在半山坡草丛中,等运动员们驾驶着摩托车飞奔而来、腾空翻越时,我赶紧用长镜头、高速度、大光圈抓拍。几场比赛结束,我们也成了“土人”。刚换的新相机比老相机强,自动对焦快速方便,因此抓拍到一些动感十足的画面。无线电测向比赛在密云水库附近的山上举行,我们记者也要爬到半山坡,躲在途中抓拍,有时还要追着运动员跟拍。一天下来,腿都累得发软。

9月中旬,七运会田径比赛紧张进行。第一次置身宽大的田径赛场拍摄,比赛项目多,程序和场地不熟悉,现场气氛一热烈,人一激动更不知道怎么拍。只能跟着老记者学,听从指挥调遣,让拍啥拍啥。可人家都忙着拍摄,根本顾不上管你。这时才发现,此前学的技术技巧多是纸上谈兵,和摄影实战是两码事。平时采访体育比赛少,缺乏经验,一到赛场就麻烦。

随着清脆的枪声,猛然发现最受人瞩目的女子3000米的预赛开始了。此前预测辽宁女子中长跑队有望打破纪录。当时成千上万观众聚集在看台上,打出“马家军加油”的横幅。曾在看台上拍到过马俊仁,他站在看台上挥动手臂,使劲儿呼喊。听到枪响,正在拍跳高的我奔跑到赛道边儿上,看到姑娘们已冲出起跑线。我大致观察了一下环境和位置,跑到赛道拐弯的位置,将相机速度调到1 /250秒以上,将70—200mm镜头推到长焦距,瞄准奔跑过来的运动员,连续按动快门。比赛进入尾声,运动员开始冲刺,我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正拍得带劲儿,相机突然找不到焦点。赶紧停一下,再聚焦,还是没有焦点。“真要命!”情急之中,赶紧把相机关闭一下再重新启动,焦点有了,比赛结束了。

1993年9月,七运会,我拍摄的“马家军”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的照片,被大量采用。内容重要但照片并不理想

“怎么搞的?”拍完后赶紧查找毛病,发现问题出在赛前临时更换新相机。运动会前,我们刚把尼康手动相机换成了佳能EOS自动相机。新相机使用时间短,没来得及熟悉,就仓促上阵,出现问题,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也错失了不少精彩画面。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相机就像战士手中的枪,临阵换枪容易出现问题。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遇到重大活动,不轻易换相机,如果换了相机必须多熟悉、多试用。

那天拍摄的“马家军”狂超世界纪录的照片,被上百家报纸采用,据说是采用率最高的图片。照片采用好,是人家跑得好,不是咱拍得好。后来总结时,我也接受了领导的批评,那天拍的照片确实“挺臭!”主要是技术不熟练,没有抓到运动员精彩的动作,拍摄位置不理想,光圈不够大,画面背景不干净。这次教训让我一直记着。

七运会后的一个晚上,我去采访即将出国参赛的马俊仁和运动员。马俊仁挺客气,说话嗓音沙哑,调门很高,一根接一根抽烟,屋里烟雾弥漫。出发时,我在院子里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院子里很黑,打闪光灯拍摄的效果不好。又跑到车上抓拍了王军霞等队员的画面。看她们有些拘谨,主动聊了几句,拍出的照片轻松许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马俊仁和“马家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8年,北京前门,奥运会马拉松赛。带孩子观看时用小数码相机拍摄,带上典型环境背景的照片,具有更多的影像信息和史料价值

2017年底,出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正好和《中国体育报》资深摄影记者郭延民住一个房间,聊起体育摄影的话题经常到深夜。郭老说,之所以能记录下那些精彩的瞬间,主要是喜欢钻研摄影,加上不怕吃苦。后来听说,上世纪90年代,郭老根据摄影实战经历,提出过“多点对焦”的想法,把过去取景从一个中心点对焦发展为“多点对焦”,据说后来相机厂商采纳了建议,逐渐在相机上增加多点聚焦的功能,为拍摄带来不少便利。 2d3WU1X4afXOCsPxNHeCDwwdC9O6nrz7i4GZmpvN7kLwoRU1xDaemXrmzp1Aua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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