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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照片闹上法庭的事不少，比如在街上拍了美女照片用于商业广告，摄影人就可能因侵犯别人隐私或肖像权成为被告。也有文艺圈名人把人家的照片简单修改后做商业推广，被摄影者告上法庭，罚了几百万还要公开道歉。《民法典》实施后，对拍摄、传播和使用照片有更详尽的法律规定，摄影人要了解一些基本知识，以免遇到麻烦。摄影作品比其他文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要复杂和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摄影采访，自己差点儿被一位大画家告上法庭。
1992年的春天，我从晚报上得到消息，北京朝阳区华裕工艺品厂建造了一座二十五吨的巨大铜牛。这事挺新鲜，我蹬车赶到高碑店的华裕工艺品厂。公司负责人听说记者来采访挺高兴，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把我带到棚子里。那座高十五米的巨大紫铜牛有好几人高，工人们正在脚手架上进行最后施工。
当时我拿着尼康FM2相机围着铜牛转了几圈，选择角度拍摄。因为棚子里光线暗，没有高感光度的胶卷，只能用1 /4秒、1 /2秒的慢门速度拍。为了把照片拍清楚，我使劲靠紧墙角稳定住身体，屏住呼吸。一个铜牛足足拍了一个小时，弄得满头大汗。
采访后，按照人家介绍的情况，写好文字说明，顺利发出了《巨大紫铜牛在京制作完成》的新闻图片，同时还发了文字稿。稿件被《人民日报》和港澳报纸采用。
稿子被采用，心里正得意，突然接到部里一位领导打来电话，严肃地说：“你的报道出错了，韩美林要告你！”“大画家要告我？”自己一下被弄晕了。仔细一问才知道，我发的稿子写的图片说明是：铜牛是韩美林设计，华裕工艺品厂建造。而韩美林那边却说，铜牛不仅是韩美林设计，也是他们工作室建造的。问题出在到底是谁建造的铜牛。
1992年，巨大的紫铜牛工艺品在京制作完成。拍摄发稿后却惹来了麻烦。发照片有风险，摄影者要当心
2009年，北京，新年茶话会后，画家韩美林给人们写贺卡
“工艺品厂明明说是他们造的。”我拿出了刊登消息的晚报，又让领导看我的采访笔记。他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但还是说：“反正人家很生气，要告你，还要连单位一起告。”刚工作几年，就遇到麻烦事，真蒙了。后来部里商量，让我过去当面给韩美林道个歉。小记者遇上大画家，心里委屈，又不敢争辩，还怕对方揪着辫子不放。
过了几天，领导带我去中国美术馆附近的韩美林家。那时他家住在胡同里一个独院，院里种了些花草。客厅很宽敞，摆了不少艺术品，大画桌上放着笔墨纸砚，散发着墨香。
进屋后，韩美林主动过来握手，让人倒茶。他那时还年轻，爱说爱笑，性格直爽。看人家挺客气，自己也就放松了。我详细讲述了采访的经过，并表示了歉意。韩美林听后简单问了些问题，笑笑说：“算了，这事也不赖你！”原本韩美林工作室和那家工艺品厂合作建造铜牛，后来因矛盾终止合作，但双方各执一词，都说铜牛是自己建的，结果不小心把我给兜了进去。当然如果拍完铜牛后，想办法和韩美林工作室联系，核实一下信息，报道时或许能更加准确稳妥。
人家的一句话，让我们如释重负。总觉得大画家挺大气，值得尊重。多年后再次见到韩美林，他现场画了生肖贺卡并签名送给我们。拍照时发现，他的精神不错，鬓角的白发多了。
这件小事提醒我，拍照也是有风险的。摄影采访要特别小心谨慎，头脑要清楚，不仅要对画面真实性负责，对拿不准的信息还要多方求证核实，不能听一面之词。如今进入网络媒体时代，信息泛滥，真假难辨。媒体人担负着社会责任，要提高专业素养和识别能力，不能把虚假的信息传递出去。同时也不能因为怕出错，不采访，不作为。记得当时，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对我说：“努力干活儿，没错！”那时候，领导的一句话对年轻的摄影人是很大的鼓励。
这次拍铜牛，算是有惊无险。而此后拍摄当年红火一时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俗称“马家军”）打破世界纪录时，因为准备不足、技术不佳，便遇到了新麻烦。
摄影圈有个说法，战争时期拍打仗，和平时期拍体育。体育摄影又刺激又容易出好照片，许多人喜欢。刚工作时，拍过一些体育比赛，比如1993年的全国七运会。那次运动会最大的新闻，是马俊仁教练率领的“马家军”队员狂超世界纪录。
1991年，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中外足球赛。用尼康FM机身、腾龙变焦镜头拍足球，被同行笑话“镜头太不专业”。摄影器材重要，摄影人的拍摄更重要
因为上学时练过中长跑，对体育摄影有些盲目自信。上世纪90年代初去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拍足球赛。当时专业记者大多使用尼康F3，配上300毫米的定焦镜头，用大光圈拍摄。而我却拿着临时借来的尼康FM2，配上80—200mm腾龙变焦镜头。那时体育摄影讲究抓拍运动员的特写镜头，虚化背景，突出主体。
见我拿个业余镜头来拍足球，《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刘占坤开玩笑说：“用这镜头拍足球，够牛啊！”听到这话，旁边记者都乐了，我被弄个大红脸。那时对刘占坤那样的大牌记者挺佩服。上世纪90年代初去香港拍网球赛，外国大胡子摄影师用几台机身轮流拍摄，拍完把机身往后一扔，专门有人帮着装胶卷。
1993年，先农坛体育场，足球运动员高洪波在训练。大学时跟高洪波在宿舍聊过足球和摄影
既然来了就只能认真拍。镜头不够长，就等运动员跑近了抓拍。相机不能连拍，就看准了精彩动作一张张拍。全场比赛好像一共拍了两个胶卷。回来发现照片拍得不好，虚的画面不少。好在有几张动作抓得不错，于是把运动员飞身踢球的照片投给《摄影世界》的月赛，结果还获了个入选奖。实践中发现，体育摄影专业性强，对器材和技术要求较高，对摄影者的观察判断和抓拍能力也是考验。
1993年，北京，全国七运会，山地摩托车比赛。用长镜头、大光圈抓取让人兴奋的动感瞬间
七运会开始时，我被分配拍摄山地摩托车、无线电测向和田径、体操等项目。摩托车比赛在北京石景山老山运动场进行，场地上尘土飞扬。我跟着老记者赛前埋伏在半山坡草丛中，等运动员们驾驶着摩托车飞奔而来、腾空翻越时，我赶紧用长镜头、高速度、大光圈抓拍。几场比赛结束，我们也成了“土人”。刚换的新相机比老相机强，自动对焦快速方便，因此抓拍到一些动感十足的画面。无线电测向比赛在密云水库附近的山上举行，我们记者也要爬到半山坡，躲在途中抓拍，有时还要追着运动员跟拍。一天下来，腿都累得发软。
9月中旬，七运会田径比赛紧张进行。第一次置身宽大的田径赛场拍摄，比赛项目多，程序和场地不熟悉，现场气氛一热烈，人一激动更不知道怎么拍。只能跟着老记者学，听从指挥调遣，让拍啥拍啥。可人家都忙着拍摄，根本顾不上管你。这时才发现，此前学的技术技巧多是纸上谈兵，和摄影实战是两码事。平时采访体育比赛少，缺乏经验，一到赛场就麻烦。
随着清脆的枪声，猛然发现最受人瞩目的女子3000米的预赛开始了。此前预测辽宁女子中长跑队有望打破纪录。当时成千上万观众聚集在看台上，打出“马家军加油”的横幅。曾在看台上拍到过马俊仁，他站在看台上挥动手臂，使劲儿呼喊。听到枪响，正在拍跳高的我奔跑到赛道边儿上，看到姑娘们已冲出起跑线。我大致观察了一下环境和位置，跑到赛道拐弯的位置，将相机速度调到1 /250秒以上，将70—200mm镜头推到长焦距，瞄准奔跑过来的运动员，连续按动快门。比赛进入尾声，运动员开始冲刺，我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正拍得带劲儿，相机突然找不到焦点。赶紧停一下，再聚焦，还是没有焦点。“真要命！”情急之中，赶紧把相机关闭一下再重新启动，焦点有了，比赛结束了。
1993年9月，七运会，我拍摄的“马家军”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的照片，被大量采用。内容重要但照片并不理想
“怎么搞的？”拍完后赶紧查找毛病，发现问题出在赛前临时更换新相机。运动会前，我们刚把尼康手动相机换成了佳能EOS自动相机。新相机使用时间短，没来得及熟悉，就仓促上阵，出现问题，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也错失了不少精彩画面。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相机就像战士手中的枪，临阵换枪容易出现问题。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遇到重大活动，不轻易换相机，如果换了相机必须多熟悉、多试用。
那天拍摄的“马家军”狂超世界纪录的照片，被上百家报纸采用，据说是采用率最高的图片。照片采用好，是人家跑得好，不是咱拍得好。后来总结时，我也接受了领导的批评，那天拍的照片确实“挺臭！”主要是技术不熟练，没有抓到运动员精彩的动作，拍摄位置不理想，光圈不够大，画面背景不干净。这次教训让我一直记着。
七运会后的一个晚上，我去采访即将出国参赛的马俊仁和运动员。马俊仁挺客气，说话嗓音沙哑，调门很高，一根接一根抽烟，屋里烟雾弥漫。出发时，我在院子里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院子里很黑，打闪光灯拍摄的效果不好。又跑到车上抓拍了王军霞等队员的画面。看她们有些拘谨，主动聊了几句，拍出的照片轻松许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马俊仁和“马家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8年，北京前门，奥运会马拉松赛。带孩子观看时用小数码相机拍摄，带上典型环境背景的照片，具有更多的影像信息和史料价值
2017年底，出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正好和《中国体育报》资深摄影记者郭延民住一个房间，聊起体育摄影的话题经常到深夜。郭老说，之所以能记录下那些精彩的瞬间，主要是喜欢钻研摄影，加上不怕吃苦。后来听说，上世纪90年代，郭老根据摄影实战经历，提出过“多点对焦”的想法，把过去取景从一个中心点对焦发展为“多点对焦”，据说后来相机厂商采纳了建议，逐渐在相机上增加多点聚焦的功能，为拍摄带来不少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