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照片被“枪毙”后

1992年，我去北京虎坊桥采访大型降价商品展销会。展厅多，面积大，昏暗的展厅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么乱怎么拍？”我随意在场内拍了几张走出展厅。

出门看见门口树上笼子里有只鹦鹉，瞪眼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哈，有主意啦，我把焦点对准鹦鹉，以人群为背景，用大光圈虚化背景，用一动一静的对比方式表现展销会热闹的场景。那时的想法可笑但真实。以前在大学学西方的摄影理论，受超现实主义、抽象派艺术思潮的影响，总想通过个性化、隐喻化的影像表达对社会的思考，拍人物时喜欢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雕塑中低眉沉思的画面。

一、照片被“枪毙”以后

照片送到编辑部，领导一看就生气地问：“你拍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表现……”我当时想解释又说不清楚。领导说：“展销会可拍的东西那么多，你回去想想该怎么拍！”稿件被“枪毙”，“这照片怎么不行？”心里闷闷不乐。赶回展销会，认真在展厅里观察一番，发现市民抢购商品的画面挺热闹。于是挤进人群，绕到柜台后面抓拍到人们争相抢购的场景。再次回到编辑部，领导看了照片点点头，《降价商品展销会》的照片发出后，被《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大幅刊用，成为经济改革时代有代表性的新闻摄影作品。

事后想，照片被“枪毙”也是件好事。要感谢那位领导，不是人家“枪毙”了鹦鹉的照片，如果按照那种思路拍摄下去，面对丰富的新闻现场，不关注摄影的新闻和社会意义，单纯从主观感受出发，只拍些孤芳自赏的东西，便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和瞬间。平时记者稿子被毙是常事。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当面和编辑沟通请教，好好想想问题出在哪儿，应该如何寻找选题和主题，怎么用摄影语言去表现，怎么去拍摄，这也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

几年后，又遇到一次稿子被“枪毙”的事，我实在有些想不通。那是1995年初夏，采访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采访闭幕式。相对严肃而程序化的会议，不容易出好照片。会场光线差，只能用闪光灯辅助拍摄。当时拍了些会场中景、特写和大场面，就躲到边上观察，想发现些有新意的镜头。

当闭幕式即将结束，数百名少先队员举手行队礼。我举起相机用眼睛快速扫描学生们，猛然发现站在前排一位男生不仅没有举手敬礼，还东张西望。“这孩子怎么回事？”我心里想着，往前跨了几步，把镜头瞄准他。

那男孩好像颤抖了一下，随即猛地低下头。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按动了快门。照片上，众多学生都抬着头敬礼，那个男生却使劲低着头……随后得知，那个江苏农村来的学生叫朱春禄，从小失去双臂，他在用鞠躬的特殊方式行队礼。

评价照片可能有政治、文化、情感等多重标准，但能让人感动的照片应该是好照片。抓到这张感觉不错的照片后，连忙回单位交给编辑并做了推荐。凭着经验，照片发稿后会采用不错。可等到第二天一翻报纸，没见采用。到编辑部一打听，照片根本没发。原因好像是说别人都敬礼，他低着头不大严肃。“内容正面积极，画面感人……”我硬着头皮再次推荐，终于发了稿，结果很快被《中国青年报》一版以“特殊的队礼”为题采用。

过了不久，突然接到个陌生电话，让去领奖。对方看我不明白连忙解释说，《中国青年报》刊登照片后，读者反响良好，报社的记者编辑也觉得照片很感人，就推荐给了“中国残疾人好新闻”比赛并获了一等奖。天上掉下个奖，心里自然高兴，同时也感动于报社编辑的责任心够强。

其实，记者的照片不能发稿也属正常，但“枪毙”稿件总要有理由，是新闻性不强、事实不清，还是照片表现力不够、图片说明有问题。如有疑问编辑要跟记者及时沟通，再决定是否发稿。平时常听到记者埋怨编辑处理稿子有问题，编辑埋怨记者照片拍得不好。这就引发了编辑部一些早有争论的话题：哪些照片该发（或不该发）？发稿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编辑和记者的关系？其实，记者和编辑因工作职责不同，容易产生问题。被誉为图片故事之父的著名摄影家尤金·史密斯曾因为不满图片编辑离开了《生活》杂志。

摄影是一种观看和记录的媒介，它不是工业产品，很难有统一的评价标准。纵观国内外媒体，由于性质、报道要求和服务对象不同，党报党刊、都市类商业化报纸，以及网络新媒体发稿标准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的编辑、审稿人因为理念和专业水平不同，处理稿件的方式和结果也会不一样。记者都希望碰上有鉴赏力和责任感的编辑。任悦、曾璜所著《图片编辑手册》中认为：“图片的功能愈加复杂多元，摄影领域需要专业编辑把关，更好地使用图片。图片要传递信息，也要担负呈现观点、深入剖析问题的功能。”媒体传播进入新时代，图片编辑需要具备新媒体影像的知识和能力，以面对海量图片的生产和传播。进入数码摄影时代，当好记者难，当好图片编辑更难。

二、编辑照片有学问

进入自媒体时代，许多人喜欢把拍摄的照片发到自媒体上。这时就遇到一个如何编辑照片的问题，包括照片的选取、剪裁和影调调整，文字说明的写作，图片的编排顺序等。照片编辑好了，就像漂亮的姑娘化了妆，越画越好看，吸引更多眼球。反之，编得无序而杂乱，会让读者看不下去。建议朋友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学些编辑图片的基本常识，在编辑时下些功夫，别让自己辛苦拍摄的照片因为编排不好而影响传播效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新华社摄影部新闻中心当了三年多的图片编辑。一般记者采访后就把照片交给编辑，照片后续的编辑、剪裁、文字说明修改及发稿都是由编辑和签稿人完成的，他们是照片的“幕后英雄”。大学时，我曾在摄影部国际组做实习图片编辑。那时国内刊登的国际照片大多出自这里。当时老编辑手把手教我们选图片、翻译修改稿件。开始编的稿子错误不少，慢慢掌握了要领，编稿才顺畅起来。新闻中心负责编发国内外分社记者发来的当日新闻图片。那时报纸上许多照片都是从这里发出的。每天进办公室，先看报纸有什么新闻，看照片的采用情况，然后给分社记者打电话联系采访发稿事宜。那时候，编辑部从早到晚灯火通明，一片忙碌的景象。记者不时赶来送照片，技术人员忙着收发图片。编辑不停地打电话商议稿件，然后趴在桌上用放大镜看底片，用尺子比画着剪裁照片，修改图片说明后，把贴有照片和文字说明的稿纸交给审稿人审定发稿。每张照片都要经过严格的发稿程序。

图片编辑是门学问。当时新闻中心人才济济，老编辑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南腔北调，不少是名牌大学毕业，水平高，干事认真。年轻编辑费了半天劲儿弄不好的稿件，到人家手里重新剪裁，简单改几个字，立刻增色不少。组里还有些同事既是资深编辑，也是拍社会新闻的高手。刚到组里时，领导安排了刘宇和李晓果两位记者给我当师父。看人家抓新闻、拍照片、编辑剪裁，跟着高手学能学到不少东西。干得不好时，师父还会骂几句。多听前辈的建议，能少走弯路。摄影工作中这种“师父带徒弟”的方法很有效。多年以后，自己带徒弟时也是尽心尽力，争取把经验多传给他们。

编辑照片时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剪裁照片，也就是把照片上需要的画面留下来，不需要的剪掉，让照片形象更加简洁明了。那时有种倾向是把画面中的陪体和背景剪裁干净，以特写镜头突出主体，增强视觉感染力。后来不少摄影师又喜欢在画面上多留些环境和背景，增强图片的信息量和历史资料价值。其实照片剪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同人对照片会有不同的取舍。关于剪裁照片，大家经常争论。

那时，编辑还要负责把照片送到车间去修版、翻拍和放大。当时新华社的摄影暗房是个重要部门，在国内属于一流暗房，许多重要活动、大型展览的照片都在这里制作。车间很大，分工很细，里面总是人来人往，显得十分忙碌。那时我们每天往车间跑好几次，已经习惯了那里弥漫的显影液、定影液的味道。后来进入数码时代，车间日渐缩小，当年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

当时编辑部有个特殊的现象，老先生背着摄影包外出采访，年轻人坐在家里编辑图片。看到老记者蹬着自行车冒着风雨跑来送稿子，感觉很辛苦。于是，我编稿时尽量耐心细致些，遇到问题多跟记者商量，既要尊重他们的建议，又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则，争取把照片和说明编辑得精彩些。一个晚上，专跑科技的老记者杨武敏拿来白天没发的国家高科技计划表彰会的照片，特想发稿。听了介绍，感觉照片上的老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等都是国家高科技的功臣、“863计划”的首倡者，内容很有意义。于是帮他重新挑选剪裁了照片，仔细修改了图片说明，起了个“皓首献良策，四老志千里”的标题，发稿后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采用，后来照片还入选了各种画册和展览。

写好图片说明，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新闻照片的文字说明尽量简练平实，讲清楚新闻的要素。但文字说明也不是越短越好，有些可适当讲述图片背后的故事情节。好的文字说明给新闻图片增加可读性和感染力，弥补照片的不足。有一次，同事刘宇在街头采访，抓拍到儿子用小车推着年迈的父亲走了十多公里去医院看病。照片生动感人，但文字不好写。我俩商量用简练的语言把故事写进去，给图片起个人性化的标题《20里路父子情》，发出后反响不错。

新闻照片通常离不开文字说明。照片是用静止的二维画面表现动感的三维世界，有一定的局限性。照片本身难以清楚地表达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等要素，需要文字去补充说明。摄影圈里曾有观点认为“一图胜千言”，要让照片本身说话，好照片不需要文字说明。其实影像的含义极其丰富和多元，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现实中能够胜千言的图片很少，绝大多数照片要凭借文字去讲清楚其中的内容和含义。摄影家黑明认为，无数实例表明，一张新闻照片，如果没有文字说明，很难说明问题，信息量根本交代不出来。如今的图片浩如烟海，如果没有文字说明，读者又看不懂照片，肯定就给你pass（放弃）了。

三、守望海湾战争传真片

当编辑时，我喜欢到各编辑室聊天。比如到国内组，认识了不少知名的记者，向他们学习采访经验。到国际组、对外组，了解国内外新闻摄影的差别。那期间还经常去摄影部理论研究室，翻翻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摄影研究资料和杂志，增长见识。研究室是当时中国权威的新闻摄影研究机构，著名摄影家张印泉、蒋齐生曾担任过主任。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胡颖，当过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搞理论研究近四十年，参与和见证了新闻摄影理论改革的过程。经常面对面和前辈交流，受益良多。

在编辑部时，正赶上1991年海湾战争打得厉害，编辑部里也异常忙碌。我们一边忙着编发照片，一边打电话和前线摄影记者唐师曾、张郇、王继雨他们联系，盼着他们发回传真照片。那时国外往国内传送图片很费力，要用照片或底片传真机通过长途电话传送。当时编辑部旁边连接着大机房，里面排列着好多台设备，机器轰鸣，噪音很大。我们和技术人员每天像接线员一样，忙碌着插拔电话线收发照片。那时长途电话经常打不通或断线，为接收一张传真照片有时折腾几个小时。每天晚上，我们还要把照片送到楼下，各大报纸派专人过来取回照片刊用。每次看到我们拿着照片过来，他们都会兴高采烈。有时等到大半夜，看我们没有照片，人家只能悻悻而去。战争期间经常熬通宵，有时下了夜班跑到宣武门路口的小饭馆喝上几杯，放松一下。

由于传输技术落后，线路不给力时，前线记者辛苦半天，照片就是传不过来。所以当时“传真线是摄影记者的生命线”。当战争到了关键时刻，照片传不过来，我们架好相机，尝试拍摄电视画面，因为效果差而放弃。我们也从中看到与发达国家传播能力的差距。海湾战争原以为会打很久，结果美军很快把萨达姆的军队打垮了，让人们看到现代战争的厉害。 qTpV4o28O1yMYBUNDFmdjRxgnxoMxCSy4/efxljFbgFu8StCSubvC0Mu+Jn3qY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