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抓拍社会新闻

1990年底，锻炼结束，我回到北京新华社摄影部担任图片编辑，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那时新闻摄影处在生机勃勃的年代，照片也从内容单调、形式刻板，转向注意反映社会民生、表现形式鲜活生动。于是那些年，我一边做图片编辑，一边抽空就蹬车跑出去抓拍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新闻。

一、天安门前“出照片”

拍社会新闻，要善于观察、思考，发现新闻后要快速地捕捉。那时候找新闻是个难题。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听广播、翻报纸，和同事朋友打听消息，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

一时找不到新闻，就骑车去大街上找，就是现在说的“街拍”。当然街拍也不能乱拍。去哪儿拍、拍什么是个关键。我经过思考发现，特殊的场景决定照片的价值。在一般地方拍照，和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价值是不一样的。天安门前“出照片”，我认准了这个道理，一有空就往广场附近的地方跑。

时值初春，孩子在广场上追着看放风筝。我追着孩子以城楼为背景抓拍了《春到京城》。老人们组织旅游团春游，我守在金水桥前拍他们喜游天安门的快乐瞬间。金秋时抓拍中山公园图书节上孩子们争相购书，冬天记录下民众冒雪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年下来，我在天安门附近采访发稿近二十张，报纸采用良好，有同事开玩笑：“你把天安门的照片都占了！”

每次结束采访，我就赶紧回单位冲洗底片和照片，写好图片说明交给编辑发稿。多听编辑的意见，多向其他记者学习，逐渐提高拍摄水平。开始出去采访拿回来的照片也常被“枪毙”，后来有了经验，成功率大大提高。我悟出的经验是，既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去做。当记者，必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从报纸上得知天安门广场要举行升国旗的仪式，通过同事先和国旗护卫队联系好，早晨四五点骑车赶过去采访。蹲在长安街上，用尼康FM2胶片相机，低角度抓拍战士行进的画面，再跑到侧面，以持枪的士兵为前景，以升旗场面为背景拍摄。后来《半月谈》杂志的编辑说，我那张《战士持枪致敬国旗》有新意，所以登在杂志封面上。多年后再去拍升国旗，我站在远处，蹬在摄影梯上用长镜头，以战士升旗为焦点，带上城楼的背景抓拍。前后对比发现，同样是拍天安门，不同的位置、角度和光线，会拍出不同的影像效果，各有所长。

当时遇到重大新闻，第一反应就是去天安门。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利当晚，我赶到金水桥上，抓拍市民和学生表情凝重的画面。以后还拍过大到国庆阅兵，迎接香港、澳门回归，小到广场摆放花坛、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等照片。后来因为从事时政新闻采访，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进行采访，一年不知要去广场多少次。

过去三十年，我在天安门附近拍摄的照片难以计数。多年前，有摄影界的朋友要出版天安门的历史画册。看过我拍摄的一些照片，他羡慕地说：“你的照片足够出本大画册。”直到现在，每次到广场附近采访，总要随手拍几张纪念照。那里有北京几百年的沧桑历史，也有自己难忘的拍摄记忆。

二、寻找独家新闻

物以稀为贵。人们之所以愿意看百年前那些老照片，就因为那时留下的影像太少。人都想看没看过的照片，干摄影的也想拍独家新闻。那些年，我整天琢磨着如何拍到独家新闻图片。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年轻体力好，干劲儿足。赶上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好时候，新鲜人、新鲜事多。我每天背着摄影包，骑着自行车跑到大街小巷去抓新闻，抓拍到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图片。例如，北京最早的车身广告，第一家典当行开张，最早足球彩票发行，规模最大的降价商品展销，北大推倒南墙，电影不再辉煌……

当时不少照片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比如那年冬天，骑车路过卖挂历的摊点时，发现过去人们喜欢的美女挂历如今很少有人问津。察觉到这一现象的新闻价值，于是我跑了几个地方，抓拍了一组《美女挂历遇冷》的专题。其间，在北京朝阳门附近街头守候好久，抓拍到老者骑车经过时瞥一眼美女挂历的镜头。那些照片反映了当年文化娱乐生活的变化，至今还时常被网络转发。当时，得知北京要放开粮油价格、取消粮票的消息，我早早来到家附近的粮店采访，抓拍下店员整理、注销粮票的场景，后来发出的那张《北京人告别粮票》，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像见证。

那时，我骑车上下班时，两眼总是不时地观察周围的动静，碰到有意思的事立刻过去采访拍摄。为此在街上“淘”过不少照片。比如，《民工冒高温建设市政》《老奶奶“学雷锋”》等。拍摄时，尽量选取有利角度，抓取典型画面。

那些年，赶上严寒酷暑的天气，别人不高兴，我倒挺兴奋，拎起摄影包就跑到街上，抓拍蹬着三轮车冒雪前行的民工、胡同里打雪仗的孩子、摆放大白菜的大妈。其实特殊的天气容易拍出不同寻常的影像。翻翻老照片得知，1958年，陈勃和众多摄影家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摄，赶上大雨，他坚守工地并拍下《雨越大，干劲越大》的照片。结果那么多摄影家，只有他的图片在国内外屡次获奖，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摄影佳作。照片的成功取决于瞬间和技术的运用，也离不开老天爷的帮忙。

记得1992年，单位组织“新华社记者镜头中的元旦”摄影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同时行动，自选题材拍摄，通过评选把有代表性的照片用于出版画册。我事先做好拍摄计划，晚上骑车先到西单地铁站，拍工人挑灯夜战。再到中国政法大学宿舍，拍学生啃着馒头夜读。凌晨赶到大钟寺拍人们新年敲钟。新年一大早去天安门广场拍升国旗，最后去北海公园抓拍人们滑冰。结果我有多张照片入选了画册。现在回想，那时拍照真玩命。我曾在办公桌前贴了张纸条：“最大限度地克服惰性。”如今跟年轻朋友交流摄影时，我建议他们趁着年轻多拍点儿。等上了年纪，精气神就差多了。

当时抓拍的新闻，多是反映改革开放变化的，以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为主，还有一些是反映和揭露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上班路上发现河流污染的问题后，我长时间跟踪拍摄了一组《通惠河从污染到治理》的图片，记录下了从河流污染到还清的过程，呼吁社会的关注。当时不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但也为环保做过努力。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曾在我的图文著作《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序言中说，记者的使命不仅在记录历史，更在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有良知的摄影人，希望用新闻图片为社会尽职尽责。

社会新闻记录的大多是生活中的小事。大事离不开小事，小事的影像也有自身的价值。鲁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背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写的都是小事，表现的却是大社会、大人生。摄影和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它通过截取生活的瞬间和细节，反映时代的变迁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发现，我当年拍摄那些社会新闻的小照片，有些成为了明天的大历史。

三、跟拍女工和白领丽人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拍摄了一些反映人们生活变化的摄影专题。比如，1998年夏天，我拍摄过一组记录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专题《“妈妈”接送队》。当时企业改革造成大批工人下岗，职工再就业成为企业和社会的难题。得知北京市崇文区的职工下岗后成立了服务公司，实现了再就业，我赶去采访。

当时女工们主要负责接送小学生上下学，解决家长接送孩子的困难。于是，那些天我就跟着她们用三轮敞篷车接送孩子，人家忙着照顾孩子，我则时刻抓拍她们的画面，从学校、街巷一直追拍到女工的家里，通过图片表现女工生活和观念的改变。这组照片被《参考消息》等海内外媒体采用，香港《东方日报》以“京城摩登保姆接送学童”为题刊登多张图片并配发评论。过去常听记者抱怨报纸采用照片少，其实接地气、有价值的照片还是受欢迎的。

《先立业，后当妈妈》是我拍摄的另一组专题。当时约我拍摄专题的图片编辑王晶正怀孕，新闻敏感促使她想编发有关女性生活观念转变的图片。开始我担心拍孕产妇容易遇到麻烦，结果确实如此。有一次，我跟踪拍摄一位孕妇到医院检查，她忙着挂号、检查，我就跟在后面抓拍。人家到检查室，我只能站在一边等。其间，医生突然对我说：“你先去给夫人交钱吧。”一句话弄得我们挺尴尬。

拍摄这样的专题，不好找采访对象。哪个女士怀着孕，也不愿让个大老爷们儿追着照相。后来找到单位刚生小孩的女同事，跑到她家里拍了半天。当然也遇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记得有位在公司当业务经理的女士，就同意我跟到家里拍照。这组《先立业，后当妈妈》的摄影专题，被《中国青年报》头版及多家媒体采用。

1999年底，摄影部资深编辑陈小波约我拍摄一组表现现代白领女青年生活的专题。通过熟人寻找到两位人选，一位是当时小有名气的青年化妆师，另一位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公关公司经理。

既然是专题，就要多侧面、多角度记录被摄者的生活。这需要被拍摄者的配合。好在自己还比较有亲和力，跟她们一接触就赢得了信任。其间，跟着化妆师去过市场、三里屯酒吧和她租住的房子，人家忙着自己的事，我在一旁抓拍。有一次，跟她去剧组给一位香港女明星化妆，我进去后举起相机就拍，女明星发现后用广东话大喊：“现在不许拍我啦！”化妆师赶紧过来说，明星讲形象，化妆前不让拍照。

公关公司经理魏雪，人长得漂亮，干事也利落。我跟着她坐奔驰车上班，在北京国贸大厦办公室开会，从家里拍到生意现场，各种画面和场景都拍一些。聊天中得知，我80年代后期采访过北京最早的选美比赛，她也参加了，后来比赛被取消后，她便出国留学，如今再回国创业。

要拍好这类人物的摄影专题，既要有好的选题，又要讲究拍摄的技术技巧。要注意处理好现场人物与环境背景的关系。利用不同的角度、构图和光线，尽量把人物的个性和特色表现出来。拍摄时以抓拍为主，偶尔适当地提醒一下被摄者，但又不要像拍电影那样过多摆布，把拍摄对象弄烦了更难拍摄。后来，这组专题图片被多家香港报纸采用。连续拍了几个女士的摄影专题，朋友说，我快成“妇女之友”了。天天追着美女拍摄，辛苦但不觉得累。

四、实践是摄影最好的课堂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着1991年秋天，我参加的新华社青年摄影记者培训班，教师是五十多岁的美国布鲁克斯摄影研究院李保罗教授。他的课程分为摄影理论、看幻灯、实习拍摄。当时他每天五点起床上街拍照，讲一天课后又跑去拍。他说摄影使他变得年轻了。

他讲课不是过去我们课堂上的那种“填鸭式”，而是多了许多交流互动。他给留的摄影作业多是自由选择的街拍。考评作业就是把每人拍的照片打在幻灯上，让大家讨论。记得我在街上拍了一组乞讨者的图片，他看完后评价不错，但追问了一堆问题，比如：为什么拍他们？经过被摄者允许了没有？你想通过摄影帮助他们吗？他的问题时常把大家问得不知所措。他说，摄影人要学会思考。

学习班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的照片。”保罗临走时赠送我们一本他们研究院的画册。我翻译了一部分发表在1992年的《人民摄影》报。其中讲道：

摄影是一项专业性创作。只有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知识才是有用的。摄影研究院制定的宗旨是：从实践中学习。每次教学活动都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不论在课堂、摄影室还是野外，学生自己动手是普遍的。

学会观察和运用细节，是摄影中重要的一环。实践是最好的观察与运用细节的课堂。在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专业技术十分重要，但艺术家必须懂得控制眼前那些有用的材料。合格的摄影师对于社会知识的认知应该大大超出摄影技术的范围。学生不仅要学会拍摄精彩的照片，还要学习许多现代知识。这些知识和专业技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拍摄活动。

摄影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学习，但主要是敢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对于整天忙于奔波的摄影人来说，有机会参加各种摄影培训和研修很难得，既是一种“充电”，又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于以后的摄影实践很有帮助。摄影人需要不断地学习来充实自己，摄影者的认知水平提高了，摄影水平才会相应提高。

刚开始工作那几年，我的本职工作是图片编辑，业余当摄影记者。因为采访积极、发稿采用好，被安排到“编采合一”的岗位，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这种采编结合的工作模式，容易相互促进提高，对提高年轻记者水平很有帮助。1991年夏天，南方发生水灾时，我就一边当编辑，一边参加后方的采访报道。

那一个多月，我抽空赶往民政部门、学校、幼儿园，拍摄救灾捐款、抢运救援物资。我经常在民政部救灾捐赠办公室采访到深夜，拍摄过冒雨骑车来的老大爷、流着眼泪的老奶奶，还有幼儿园可爱的孩子们。记得著名画家袁熙坤现场捐赠一万美元现金，第一次见那么多美金，我拍得特起劲儿。

勤奋总会有收获。在随后举办的“砥柱中流——1991中国抗洪救灾纪实摄影展”上，我拍摄的《我的心……》《北京最早一批救灾物资发运》《童心献爱心》等照片获奖并入选了展览，国家领导人还出席了影展的开幕式。此后，我先后加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

其实，我上大学在摄影部实习当编辑时，就总坐不住，一有空就跑出去采访。实习结束时，领导说：“小刘屁股坐不住，适合当记者。”我当编辑的那几年，每年采访发表的当日新闻照片不比记者少。勤奋和执着可以改变命运。经过多年努力，我被调入记者组，当记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后来，我陆续撰写出版了纪实图文著作《回望20年——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和《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书中纪实性的照片和文字，多是那个时期采访社会新闻时积累下来的。摄影批评家鲍昆看过书中的图片和文字后认为，作者以敏锐的视角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变化。书中照片除了拍摄国家重大报道外主要是以平民的视角，温情脉脉地记录着百姓日常生活的时光，那些是值得反刍回味的历史。后来，著名作家梁晓声看过书后，专门来信说：“这种附录了许多纪实图片的著作具有史料价值，对以后研究历史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