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80年代老照片

听说过手臂上挂着砖头练摄影吗？当年我就是这样。

1985年秋，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更名为新闻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学习。原以为，学摄影肯定是整天拿着照相机拍照。结果一开课才发现，前两年学的课程又多又杂，包括新闻采编、写作，政治、经济、社会学，美学等，就没摄影。后来工作时发现，多学知识对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有好处，摄影记者需要博学，不能只会按快门。

一、学摄影，手腕挂砖头

终于盼来摄影课，内容竟然从针孔成像、感光物质、感光片、显影剂、定影液等学起。从光圈、快门、镜头，讲到照相机使用，从黑白、彩色摄影讲到摄影造型技巧。同学们对于抽象的理论课兴趣不大，最喜欢上国外摄影欣赏课。拉上黑色的窗帘，在教室观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埃迪·亚当斯等摄影名家的幻灯片，老师在一边讲解。一幅幅精彩的影像打在屏幕上，仿佛打开了一扇扇瞭望世界的窗口。那个年代，除了去阅览室看画报或报纸，只能看到少量国内新闻的黑白照片，内容多是摆拍的读书学习、反映劳动和生产的场景。

20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不久，正值改革开放，新闻摄影一改过去的模样，开始焕发活力，倡导求真、求新、求活，尊重新闻摄影规律。当时我和同学们就喜欢去报刊阅览室看报刊上发表的优秀新闻照片，如王东的《“小平您好”》、齐铁砚的《亲迎少奇骨灰》、郑鸣的《倒闭后的滋味》、杨绍明的《邓小平退下来以后》、高秀峰的《民主的权利》等。那些照片不仅拍得好，更有社会价值。此外，一有空我就跑到美术馆看摄影展。印象最深的是“艰巨历程”摄影大赛影展和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简称“荷赛”）摄影展。那些记录战争和灾难、关注人性的影像让人震撼。影像是有记忆和思考的，早前看过的照片对自己摄影观念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大学二年级前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台海鸥DF单反相机。当时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普通人接触不到。刚拿到相机就像找到女朋友一样兴奋。相机是全手动的，需要手动设置光圈快门、手动对焦。那天，我在人大校园里拍了些花花草草，走到宿舍楼前发现童车里的大眼睛孩子挺可爱，围着拍了半天。然后跑到暗房学着冲胶卷、洗照片，当照片在暗房中伴着红色微光显出影像时，心里好激动。我给第一张照片起名为“摇篮里的孩子”。

为了练习端稳相机，我想了个“土”办法，回家弄了两块砖头分别放进塑料袋，然后挂在手腕上，手臂伸直坚持不动，练习拍摄的动作。一旁的母亲看到我咬牙坚持的样子直乐。有了相机，可买不起胶卷，上大学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几十块钱，一卷胶卷要十块钱。于是，我们就通过熟人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买来大盘的电影胶片，用使用过的旧暗盒自己缠胶卷。

学习摄影课程时，老师会留各种拍摄作业，比如练习正确曝光，控制影调、反差；拍摄人物、静物、花卉等不同题材；不同景别的拍摄、高调或低调照片及其他摄影构图技巧。看到同学拍摄的花卉很漂亮，我也跑到花园里拍玉兰和月季，花是美，却拍不出感觉。后来到郊区实习，路过村里猪圈时，我和两位同学凑过去一通抓拍，兴趣盎然。其实，每个人的兴趣和观念不同，摄影的思路也不一样。

二、对焦大别山

上大学时除了去图书馆看书，还爱听各种专家学者的讲座。最喜欢听报社记者老师们讲授的摄影实战经历。新华社老记者讲到去国外采访时，为了抓拍画面，从高大的外国记者胯下钻过去拍摄，大家乐得前仰后合，我从心里佩服人家的敬业精神。听到《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等媒体人讲，新闻摄影的内容大于形式，记者要有社会责任感，感同身受。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新闻摄影要记录美好，更要记录社会真实的变化。

上学时，我经常拿着相机在校园抓拍，拍下了同学们在食堂前高举着饭盒、饭盆争抢着买包子的镜头以及校园的学生活动。偶尔也去街上、公园拍些照片，比如去北京玉渊潭公园拍摄游船。那时拍照讲究画面干净、漂亮。

一到假期，我就喜欢到外省参加社会实践，带着从学校或亲戚家借来的相机，边实践，边旅游，边拍照。还曾利用摄影搞过勤工俭学，跑到河北老家给村民照合影，一张一块钱。可村民嫌贵，很少来照。从此得知，摄影是有闲有钱人干的事。

1987年暑假，我和同学到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旅游，一路走，一路拍。到南京的一个早晨，路过桥下时，一个动作优雅的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大概七八岁，穿着花裙子，长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两只小手背在身后，神情专注地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

那年代，中国人的着装颜色大多是藏蓝军绿。在一片单调的色彩中，小姑娘显得很扎眼。我禁不住走到她背后，调整好相机的快门和光圈，记录下《背手小姑娘》的照片。那一瞬间，我和小姑娘都在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时隔三十年后，我把照片发到自媒体上，被不少官方和网络媒体转载，希望寻找那位小姑娘，也是寻找时代和青春的记忆，想听她讲讲生活变迁的故事……

现在许多革命老区的生活都好了，过去可不行。1988年暑假，我跟同学回到他们的家乡，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金寨以及滁州等地农村。那时的农村真穷，家家是土坯房，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从小长在京郊的我，对农村有感情。从北京到山村，巨大的城乡落差，吸引着我将镜头对准这里的土地和百姓。那些天，我时常拿着相机在村里转着拍照，门口的鸡娃、给孩子喂奶的母亲、赶牛的男孩、赶集卖菜的老人……镜头里的人们尽管贫困但挺亲切，私下以为，拍摄民众的生活比拍那些花草有意思。对焦在大别山时，我似乎找到了摄影的感觉和焦点。

从安徽归来，和同学躲到暗房冲洗，从中挑选了三十多张照片，在校园橱窗里举办了小型摄影展“大别山，你听”。那时拍照水平不高，相机和照片冲洗条件也差，许多照片清晰度、影调反差不理想，但一张张黑白分明的影像，记录了那个时代大别山区民众生活的状态，许多城市里的同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照片，也很感慨。朋友说，比起现在的美轮美奂的影像，那些纪实原生态的照片更有看头，更有价值。

1988年夏天，我和同学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实习。跟着老摄影记者到武汉、洪湖、秭归、宜昌等地采访。在葛洲坝、清江隔河岩工地一住半个月。老记者登高爬梯，拍起照片很玩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实习中，我们采访拍摄过不少感人的场景。比如，我们采访车每到农村，总有孩子跑过来，争着看我们的吉普车和相机，眼神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去洪湖采访“水上小学”，在随风晃动的船上拍摄学生上课，聚焦都费劲。离开时，我转头拍下师生们站在船头招手的瞬间，同时也留下对他们的默默祝福。

摄影可以帮助摄影者认识社会、改变观念。大学期间我走过十多个省市，不仅拍图片，还记录下上万字的笔记。从学校的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人的视野宽了，见识广了，摄影的想法也渐渐发生变化。刚拿相机时，喜欢拍拍花草和美的东西，讲究构图和光影效果，追求艺术感受和形式之美。经过社会实践，想法发生了变化，摄影的视角逐渐转向关注社会现实生活。我们这代人有家国情怀，总觉得摄影该为社会和民众服务。

三、大西北：炼人练摄影

1989年秋天，刚到新华社工作不久，我去首钢采访下基层锻炼的同学，拍摄大学毕业生跟老工人学车床技术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走进社会大课堂”为题在头版采用。这张照片被认为是最早反映大学毕业生下基层锻炼的新闻照片。还没来得及高兴，那年底，我就被派往新华社甘肃分社实习锻炼。

刚到分社，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大楼里只剩我一人，看书、看照片、写文章。夏天和老同学跑去“漂黄河”。在那儿认识一位姓沈的七十岁老人，曾患肝硬化无药可治，走投无路时来到黄河边坚持锻炼多年，后来身体挺棒。我被眼前的老人感动了，便跟随着他拍了一组摄影专题，从黄河边锻炼拍到他家中的生活。

在兰州时，有时间我就背着相机出去转，北到白塔山，南到皋兰山，从西固到雁滩，抓拍城市的街头、百姓的生活和黄河边的羊群。去黄河边拍摄水车时，我特意选择以黄河和水车为背景，拍下一位戴草帽人抽烟沉思的镜头，烟雾弥散，黄河滚滚，似乎在诉说岁月的故事。

当时我从总社借了台旧的尼康FM，配35—70mm、80—200mm镜头。其中，前者的成像和透视效果最符合人们眼睛观看的正常视角，一般拍摄时用途最广。后者则主要用于抓拍特写或距离较远的对象，比如人物、花卉特写等。同时，我还借了台120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端在手里从上往下看着取景，底片大，成像好，影调细腻。我用它拍摄了一些风光和人物肖像，但用起来很麻烦，不利于抓拍，用了几次就没再用。

实习期间，我多次沿河西走廊，到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采访，聚焦过古丝绸之路上的长城遗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孤烟、嘉峪关长城下仰首挺立的骆驼，以及天山脚下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四、不能发照片的时候

那时拍照的热情很高，却不小心遇到了麻烦。刚到分社，省里领导来慰问。我拎着相机从院里追拍到屋里，不时地变换角度抓拍，被一位老同志批评为“瞎跑瞎拍”。老同志的摄影观念和年轻人不同。许多人刚干摄影时，难免有时“瞎跑”，但不都是“瞎拍”，每个人拍照都有各自的想法。另外，那年春天，去乡下采访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采访归来，人家冲洗照片发稿，我看着眼馋，随手写了篇几百字的特写，被斥责为不务正业，此后也没有了发照片的机会。从中切身感受到，刚工作时拍照很积极，但不懂人情世故，难免会付出代价。早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实习时，老记者花铠曾说我像匹野马，勤奋好动，适合干摄影，但要套个“马笼头”。

1990年在甘肃的一年，我拍了上千张照片，却难得发表。唯一见报的照片刊登在《半月谈》维文版上。那是去陇南山区拍摄的一组反映当地干部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照片，为了拍照片，跟着人家在山上山下转了好几天，翻山越岭，流了不少汗。那组照片的剪报一直保存着。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有剪报的习惯。后来，发表照片的剪报贴了厚厚的几大本。对摄影记者来说，及时整理照片的采用情况，总结分析拍摄的得与失，对以后的拍摄大有好处。

照片发不成，只好去写文字。于是，我就变成了兼职的文字记者，边采访，边拍照，边写文章。一年下来，消息、杂记在报刊上发了几十篇，还写过《纪念照的拍摄》等随笔短文。后来分社副社长带我到宁夏西海固采访西部移民，拍照片，发内参，稿件还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时还懂得了，“造血式”的产业教育扶贫比“输血式”的给钱给物更有效。后来同事说我爱写文章，其实那是当年被逼出来的。

在甘肃跑得最多的是贫困山区，如“苦甲天下”的河西、定西、陇西等地，用镜头记录了西北贫困现状、人与自然抗争以及扶贫开发。在定西山区采访学校，破烂的土坯房里，代课老师坚持给几十个学生上课。钻进天水黄土坡上的窑洞，一家几口人合盖一床被子，让人不忍按下快门。有一次去严重缺水的会宁县，住在大学同学家的土坯房里，看到村里每家院里都挖了个水窖，积攒点儿雨水，一盆水反复用。拍下这些镜头，我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多的认知。

分社老记者带我到秦巴山地的康县采访中药研究所。研究所建在深山沟里，只有几个人、几间砖房。一次，科研人员去山上采集中草药做研究，我们为拍到理想的画面，一手抓着灌木枝条，一手端着相机拍照。采访时跟老记者能学到不少东西。一天晚上，借着油灯拍人家搞科研，那时胶卷感光度低，昏暗光线下需要长时间曝光。只能握紧相机倚靠在墙边用慢门拍摄。山风从门缝中钻进来，画面中的油灯不停地晃动。

实习期间，除了采访拍摄可能发稿的照片，我还有意识记录些民众贫困生活的场景。但是，摄影很难一心二用，加上那时观念的局限，也错过了不少应该记录的画面和场景。倘若当时思想观念再开放些，或许能留下更多有意义的图片资料。

同样是拍贫困地区，摄影家解海龙就干得漂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坚持以“贫困农村孩子上学难”为主题，拍了上百所学校。他拍的《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标志性图片，那些照片不仅帮助了千百万农村孩子，也给当代纪实摄影留下珍贵的影像。多年前和解海龙一起采访时，问及他当年的拍摄想法，他笑着说是“赶上了”。其实，照片的成功首先源于摄影者找准了主题并坚持拍摄，其次是拍摄的瞬间、构图和光线十分精到，视觉感染力强。再有“希望工程”项目的平台和支持，使摄影与社会公益有效衔接，大大提升了纪实摄影作品的影响力。

如今回想，只要勤奋些，多跑、多学、多拍就会有所收获。那一年，我在甘肃拍摄了不少有价值的照片，锻炼了不怕吃苦和深入采访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人。 X4jdRxdrZhFY+tOvt4lk4mXLhDRc7da1SaYaFfu8UhVTZvec6a3brAZ7FlXEJk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