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夜奔酒泉事故现场

1990年初春的一天，突然接到消息，甘肃酒泉那边出事了，具体情况不详。经过争取，分社记者带我连夜前往千里之外的酒泉采访。

一、“再爆炸，你们就完啦！”

晚饭后，我们坐着吉普车，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经过武威、张掖，赶往千里之外的酒泉。此时才知道是酒泉钢铁公司发生了重大崩塌事故。

汽车飞快地行驶在公路上，四周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车很少。夜色笼罩，开始担心司机犯困出事，大家还聊天，到了深夜实在撑不住，都在颠簸中睡去。翻越三千多米高的乌鞘岭时，突然遇上八九级的大风，漫天黄沙遮天蔽日，几乎看不见路。呼啸的西北风吹打得车子“咣咣”直响。因为高山缺氧和疲劳，我们呼吸急促，头疼得厉害。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奔袭，次日凌晨抵达酒泉钢铁公司。一大早就赶到了灾难现场。事故现场令人震惊：几十米高的巨型高炉被炸得支离破碎，另一座高炉也已摇摇欲坠。现场一片狼藉，浓烟不时从高炉中冒出来，有些地方余火仍在燃烧。抢险的车辆和工人正在进行救援。

第一次置身这么大的灾难现场，一种本能的冲动促使我们挎着相机，不顾一切地冲进现场，冒着呛鼻的浓烟贴近抢险人员，抓拍各种救援的画面。热浪烘烤得脸发烫，脚底的煤渣闪着火星。灾难现场如战场，我们不想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瞬间。

“不要命啦！”正当我们一边拍，一边向崩塌的高炉靠近时，一个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冲过来大声训斥，“再爆炸，你们就完啦！”他的喊声把我们镇住了。抬眼望望头顶上摇摇欲坠的高炉，心里确实害怕。赶紧从崩塌的高炉下撤退，转移到附近的一座厂房顶上。

站在几十米高的建筑顶上，灾难现场一览无余。“好位置！”我心中暗暗叫好，连忙寻找最佳位置和角度，轮流用长短镜头拍摄事故现场的各种场景。面对这类新闻现场，从拍摄位置和角度看，近有近的优势，远有远的好处。近距离可以拍摄到抢险救援的局部和细节，但很难拍到现场的环境和背景。而远距离高点拍摄，便于观察和拍到灾难现场的全貌和整体救援的场景，还可以用长镜头拍摄其中的一些细节。灾难事故现场的大场景照片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记者的突然到来给企业很大压力。那个年代，信息闭塞，各地发生的灾难很少公开报道，怕担责任。可人家不好拒绝采访。于是微妙的事态中，采访变得越来越困难。经过争取，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和甘肃省省长查看灾难情况时，我们被允许拍摄。事故现场到处散落着铁架和煤渣。我一边抓拍领导查看灾情、慰问职工的场景，一边尽可能记录一些现场的景象。当两位领导低着头、表情严肃地从崩塌现场的废墟上走过时，我赶紧闪到侧面，以领导为焦点，以倒塌的巨型锅炉和废墟为背景，连续按动了快门。事后得知，酒泉高炉的重大崩塌事故造成近三十人伤亡。当时采访拍摄的新闻和照片没有公开发表，通过内参形式反映情况或留作资料。

拍摄这类场景时，我通常注意抓取特定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动作和表情，有人物、有现场的照片价值更大。多年以后，跟随领导人到灾区考察，在汶川、玉树地震，甘肃泥石流，安徽、湖北禽流感灾区，我会根据现场情况抓拍领导人在特定灾难现场考察慰问的场景。仅有人物或只有现场的照片，要么缺少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要么缺少形象表现力和说服力。采访时，我经常使用24—70mm或17—35mm的变焦镜头，镜头长了，人物突出，场景太少。镜头短了，场景太大，人物太小。使用广角镜头时，注意选取有价值的场景，舍去无用的画面，同时尽量不要让人物过分变形。夸张的透视效果有一定艺术性，会产生视觉冲击力，但是它不符合人眼观看的正常效果，还可能影响对新闻现场的真实还原和表现。当然，不同摄影人对镜头的选取有各自的偏好。

采访时有时会想，如果外国的摄影师面对这样的灾难，会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和瞬间呢？估计他们大多会直击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就像“荷赛”许多获奖的照片，大多采用纪实性拍摄手法。比如，我上大学时曾写过评论“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土耳其母亲的悲哀》的文章，可怜的母亲瘫倒在地上，痛苦地张开双臂想拥抱被地震活埋的孩子们。这些照片不在于摄影技术技巧多高明，而在于摄影者是用相机和感情记录下了人间悲歌。

从灾难摄影自然想到纪实摄影，由此联想到著名摄影家李振盛拍摄的“文革”时期的纪实照片，让人们对那段历史有切肤之痛。张爱萍将军给他的画册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也表明照片的意义所在。美国摄影史学家薇姬·戈德堡评价这些照片：“罕见而极具力量的历史见证，是对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备忘录，没有它们，这些历史事件也许被遗忘。”2020年李振盛先生去世前不久，我还在微信中和他谈过纪实摄影，他认为要发挥纪实摄影的纪实功能，记录苦难就是让苦难不再发生，记录历史就是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社会更加文明和谐。对此，摄影批评家鲍昆认为，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的精神，是关怀现实和未来，追求公平正义。我理解，纪实摄影就是用生动的影像打动人、感染人，为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鼓与呼。这是纪实摄影的魅力和光芒所在。

三十年前，丝绸之路古道上的那次灾难采访，已化成了碎片化的影像，留在记忆和思考中。

二、破窗钻进烤鸭店

1991年初春，北京著名的和平门烤鸭店发生过一场重大火灾。因为当年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宴请外国领导人，那场大火也备受关注。由于现场控制严格，记者根本不能靠近采访。我联系相关单位想去采访被拒绝，最后联系到北京消防总队，听说要报道他们扑灭大火的事迹，人家才答应。遇到类似的采访，如何跟被采访单位打交道，能否尽早赶到现场拍摄，是决定采访成败的关键。我在香港工作时发现，有媒体记者比警察抵达交通事故现场还要快。因为记者配备了摩托车和先进的通信设备，可以监听警察的信息通报。

火灾扑灭后，烤鸭店的门已被封死，宣传干事带我在附近转了半天。先登上烤鸭店南侧的房子，再从房顶靠过去打破了窗户，最后钻进烤鸭店大楼。进入里面一看，曾经富丽堂皇的大厅变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设备和器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强烈的冲动让我变换角度抓紧拍摄，拍消防员进入现场，拍各种烧焦的场景。除了可能发稿的画面，尽量多拍些图片资料。

大厅里黑乎乎的，人眼看不清，相机拍照对焦也出现困难。那时用尼康胶片相机，对着现场使劲儿转聚焦环，却找不到焦点。遇到这种大面积单色调、不好对焦的情况，只能想方法，尽量寻找被摄环境或物体中有点光亮、颜色不同或者有棱角的地方对焦。据了解，火灾是由于烤鸭店内的电源线路老化引发的。我拍摄的照片对海外发稿，被港澳台报纸采用。过去市民们了解灾难的消息，多是从海外媒体“出口转内销”获得的。

这类突发新闻采访，包括各种交通、安全事故，大致采访流程是，媒体得到信息后指派记者前往采访，或者记者和编辑部沟通后直接前往。抵达现场后，要抓紧了解情况，尽快投入拍摄。如果没有限制，要把可以拍摄的画面全部拍下来。如果现场有警察和管理人员，尽量与对方沟通配合，争取较多的拍摄机会。

几年后的1998年5月，北京玉泉营家具市场发生特大火灾。现场被封锁，记者被堵在场外。我拎着相机在火场外着急时，突然想起以前采访认识的消防局朋友。打电话争取到机会，跟着消防人员进入火灾现场。

进入巨大的市场像进了阴森森的鬼城一般，到处黑魆魆的，空气中充满了烧焦的味道。消防队员在前方搜索前进，我挎着相机猫腰跟在后面，一边踩着杂乱的废墟往前走，一边四处观察拍摄。因室内黑暗，只能用闪光灯辅助拍摄。发现余火时，队员立刻端起水龙头向余火喷射，一股股白烟从废墟中冒出来，那时要赶紧抓拍镜头。

猛然间，屋顶上被烧焦的铁皮砸下来，消防队员下意识地连忙躲闪。扑火队员穿着专业的消防服，头戴钢盔，脚蹬长筒靴。我们几个记者就穿着普通的服装和皮鞋。地上到处是坚硬的铁皮、钢筋，一不小心踩上去就会受伤。当时既要注意自身安全，又要抱着相机摸索前行，抓紧拍摄。

临近傍晚，室内光线太黑，我使用的佳能胶片相机出现了对焦困难。几次对焦不成后，赶紧临时改成手动对焦。有经验的摄影人知道，在极端特殊天气或光线情况下，自动对焦失效，用手动对焦是个好办法。这种现场拍摄时，关键是焦点和曝光准确，不必太在乎构图、光线等技术问题，抓拍到理想画面是关键。

拍摄时，尽量多拍些视角宽阔的中景和大场景，多带上现场的环境，以后发稿时可以根据需要剪裁图片。如果拍成近景或特写，想要当时背景，就没法补救了。那时用胶卷拍摄，还不敢多拍，担心拍完了没时间换胶卷。如果是现在使用数码相机，就可以尽量多拍，少留遗憾。

当时，对玉泉营火灾的报道比过去增多了，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事情的真相。现如今，发生灾难事故后，相关的信息通过网络很快就会传播出去。及时的新闻报道不是坏事，它能促进灾难事故的善后处理，也为安全生产敲响警钟。

附：

焦灼的36小时——广西空难照片发稿的背后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摄影部新闻中心。“来啦！”随着值班员的喊声，编辑们呼啦一下围上去，眼睛紧紧盯住EPD图片电子监视屏幕上显示的广西空难的图片。这是一张领导同志在事故现场考察的照片，此时距事故发生已三十六个小时。此后，新华社发出的十多张空难照片通过微波线路，发送海内外报纸。编发这组照片经历可谓“艰难而曲折”。

回想前日，刚来接夜班编辑图片，得知早晨广西桂林阳朔发生重大空难事故，领导让我们抓紧和前方记者联系，争取及时发稿。打完电话得知，分社已派摄影记者赶赴事故现场，但“没带传真机”（当时发送图片需要用专业的底片或照片传真机），当班的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坏了！”

我们所在的摄影部新闻中心，负责接收编发全国各地分社传来的当日传真图片，指挥记者随时应付紧急事件。晚上，我们又轮番给桂林记者站拨电话，找到了文字记者。他拍摄了现场照片，但找不到冲洗胶卷的地方。经过多方联系，总算找到一家，对方同意使用他们的暗房，此后对方电话接不通了。

当天夜里零时许，分社摄影记者赶到桂林。文字记者找到地方报纸的暗房冲洗照片。想尽办法借传真机，根本没有。领导不停地叹气：“这么大的事，没有传真机！”后半夜，下起雨，值班室里有些凉。忙了一天，大家累得睡着了。凌晨3点多，电视里播出了美国有线广播公司发出的广西空难的新闻。屋里一阵骚动，有人叹口气说：“唉！我们又晚了……”不久，电话响了，分社记者用文传机传来的照片像绘画作品，根本看不清楚。当时前方记者已经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没顾上吃饭，四处奔走寻找发稿的办法。

凌晨5时，总社考虑派摄影记者携带传真机直飞桂林，领导让我立刻去买飞机票。赶到西单民航售票处一看，今天休息。当时，美联社、路透社记者不停地给编辑部打电话催要照片。美联社老记者听说可能有照片了，竟跑到新华社门口坐等了两个小时，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已经打过无数次电话的法新社记者迈克打来电话询问。当听到我说“No pic ture”后，他失望地连说了几个“Why”。他可能很难理解，关系到一百多条生命的重大灾难新闻发生这么长时间，竟然拿不到一张新闻照片。一贯看重新闻时效性的外国人着急了，跟我们发火，可我们肚子里的火又和谁发呢？当日下午，分社又紧急派人带传真机赶奔桂林……

每每谈及这段经历，同事们都挺感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应对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足，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原载1992年12月《中国摄影报》） hqxaHscYAkHEBLt1Ch8TkEoDuLkssWGrbHev7am7Tsuc18gSoUXfCXIcV+C83P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