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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其全球老大的地位构成影响，首先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经过双方多次的艰苦谈判，总算达成阶段性协议，但仍有变数。贸易战恐怕对双方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关注当前贸易战的同时，我不禁想起1999年采访中美入世谈判的特殊经历。
1999年11月的一天，一上班，采访中心主任罗更前就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立刻去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采访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遇到这样的大新闻，心里有些激动。
上午，中美代表团开始谈判。几年前曾在这里采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对情况还算熟悉。来到谈判大楼一楼大厅，现场已有不少记者，我根据现场光线，调整好相机和闪光灯。当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与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见面时，我抢占中间位置，快速抓拍下双方握手、寒暄的镜头，然后迅速移动到前方，一边后退一边抢拍他们步入谈判厅的画面。根据经验，这类采访时间有限制，需速战速决。为此我一般采取“定点”和“追踪”结合的方式。尽量多抓拍一些场景，比如动态地步入会场的瞬间比握手更轻松自然。
进入谈判厅，双方代表在长桌前相对而坐。我们到侧面拍摄会谈场景。这类拍摄一般以主要人物为中心，要把两侧的陪同的人物拍进去，画面上的人物尽量不要低头或有怪异的表情动作。会谈大多只允许拍摄几分钟，记者就要退场。所以拍摄要快。握手一般在会谈厅门口或里面进行，因为时间短，现场拥挤，需要抢占有利的位置快速抓拍。有些记者习惯带个摄影梯子，从高处拍摄。在香港驻站时，就发现当时的中新社摄影记者、后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瑶经常背个梯子，登上高处抓拍到不少好镜头。独特的思考和视角，让她拍摄不少精彩照片，其中《60岁舞蹈家重返舞台》专题照片获得了“荷赛”艺术类金奖。
第一天采访顺利。次日，外经贸部新闻官说没事，让我们在单位等消息。等半天不见动静，连忙又赶回去。到门口一看，人家外方记者已守在大门口。通过校友的后门关系，进入大院，但被告知不能拍照！“进来了，不拍哪行？”我心里盘算着，没往谈判楼走，径直上了旁边的主楼五层以方便观察拍摄。透过窗户向下一望，门口的记者有些骚动。预感到有情况，我连忙举起相机透过玻璃窗拍摄，玻璃反光，效果不佳。正着急，发现旁边房间的门开着。
1988年，武汉洗衣机厂。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那儿的位置不错。”我不假思索地冲进那个房间，此时挂着美国国旗的车队正好进门，记者们围着车子抢拍，我趴在窗子边对着车队一通猛拍。心里庆幸，差点儿就错过了镜头！正擦汗往外走，一位先生站门外冲我怪笑。正摸不着头脑时，对方说了：“你的角度不错，可那是女厕所！”闻听此言，我拎着相机飞快地逃了出去。
1993年底，北京一家银行。当年手工办理存储业务，如今是电子金融、商务和手机支付消费。小照片见证大变迁
1996年，北京，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外经贸部（现商务部）举行，记者追拍美国谈判代表
那时我们的新闻线索很少，没有互联网，报纸没报道，主要靠官方提供些信息。相比之下，外国和港台记者的线索更丰富，他们的消息既有来自美方代表团、驻华使馆的，也有媒体同行和互联网的。
一天傍晚，我们被通知“悄悄”到谈判楼前等待。当巴尔舍夫斯基等拿着文件夹走进大门时，我相机加上闪光灯一通猛拍。镜头里发现她有些疲惫。双方代表再次握手时没有寒暄，径直走进会议厅，里面不让拍照。拍摄结束，注意到现场只有我一个摄影记者，心里庆幸给新华社拍到了独家照片。随后赶紧跑到大院东门，通过铁栅栏把胶卷交给等候的编辑，送回总社发稿。胶片相机年代，现场无法传输照片，只能用接力的方式把胶卷送回编辑部，争取发稿时效。
这次内部的谈判进行不到一小时，便匆匆结束，美国人表情严肃地离开。可晚上七八点，美方又“杀”回来，但只有几位抱着文件的工作人员，不见巴尔舍夫斯基。当时谈判大多安排在夜里，有人说美国人欺负人，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折腾人。
谈判那一周，美国代表团可谓神出鬼没。一会儿说谈判破裂，要去机场回国，一会儿又说没走，却不见踪影。变化多端的采访让记者们度日如年，有媒体形容这次采访是“世纪末的等待”。
11月15日，谈判进入第六天。疲倦的我们再次来到外经贸部，发现现场记者骤然增多，还来了警察维护秩序。“今天别走！”新闻官的话，让人预感到有大事。等到下午约3点，记者被通知进入谈判大楼，签约的时刻到了。我选了离门口最近的地方站着，将两台调整好的相机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着。
大约等了二十分钟。猛然间，新闻官喊了一句：“过去吧。”“呼啦！”上百名记者像潮水般冲出大门，奔跑过大厅，冲上楼梯。我一马当先飞快地爬上楼梯。身边的摄影记者徐京星脚下一绊，差点儿摔倒。我喊了声“快起来！”便冲进了会议厅。
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结束，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前左二）与国家经济顾问斯珀林亲吻，祝贺谈判成功并签署协议
1999年，云南丽江，外国游客在毛泽东塑像旁看书。中国和世界已密切相连
大家抢占位置后，大厅很快恢复平静，上百只镜头瞄准前方。满头大汗的我紧握着相机，仿佛能听到心跳。3点30分，中美双方技术性谈判人员签署协议附件。3点53分，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上签字。
当他们签字时，上百台照相机的快门声骤然响成一片，现场被照得雪白。那一刻我似乎忘了一切，只记着手指使劲儿按着快门。近景、中景、大场景，我一边变换场景拍摄，一边密切关注着现场动静。签字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双方互换文本后大家站起来鼓掌，巴尔舍夫斯基突然一扭头和旁边的斯珀林拥抱亲吻。我立刻移动镜头抓拍到那个“胜利之吻”。
照片上，签字桌前一边是美国人尽情地拥抱亲吻，另一边是中方代表鼓掌微笑。一瞬间，美国人的热情和奔放，中国人的内敛和持重，生动地呈现在画面中。
谈判结束的第二天一早，路过报摊时看到自己拍摄的“胜利之吻”照片刊登在《北京青年报》报眼位置，心里既兴奋又纳闷。这张照片只对海外媒体发稿，怎么见报了？后来听报界的朋友说，当晚编辑从外网上看到这张照片，认为这一瞬间生动有趣，专门刊登在头版。
随后翻报纸发现，世贸谈判留下了各种瞬间照片。有签约也有握手，有近景、特写，也有中景、大场面。照片是瞬间的艺术，孰优孰劣往往是摄影人讨论的话题。其实争论难有结果。面对同样的新闻现场，摄影师拍摄的想法、角度不同，所截取的瞬间也不同，读者的感受和评判标准不一样，只能说各有特点，有相对好，没有最好。
摄影是现实的记录，也是摄影者主观思考的反映。鲁迅曾在《从孩子的照相谈起》一文中谈到摄影师对照片的影响。他举例说，同样的孩子、相似的衣服，分别在日本和中国照相馆照出的相片很不一样。由此可见，他早就认识到，摄影者的主观意识、思想观念决定了照片的风格和倾向。
布列松的作品和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了几代摄影人
说起摄影的瞬间，自然想到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他认为，每个事件都有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最具意义、最为协调并表现出事件的完整面貌，这就是决定性瞬间。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北平摄影学会会长的中国摄影家张印泉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抓住那最好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刹那，而构图也要有完整性。”他们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摄影学习和实践有较大影响。
弗兰克的摄影画册《美国人》在摄影界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另一位著名摄影家、《美国人》摄影画册的作者弗兰克就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倡导“非典型瞬间”的摄影观点，崇尚随心所欲的理念，在摄影界影响也很普遍。他拍摄照片缺少传统意义上的美，还有些随意。但许多人推崇这种自然随性、接近真实的创作理念。
1999年，思考当年报纸运用图片特点和趋势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
关于“瞬间”的争论正好说明了摄影是丰富和多元化的。西方的摄影理论和流派门类繁多，各种思想相互影响作用，共同影响着摄影的创作和发展。在学习中西方摄影理论，经历过各种摄影实践后，曾经对“决定性瞬间”顶礼膜拜的摄影人，也趋向认为这些理论只是一种观点，并非普世的摄影圣经。“决定性瞬间”是相对的，不同摄影者和读者对摄影瞬间的认知并不相同。
实践和研究发现，社会发展由无数个瞬间组成，有相对重要和普通的瞬间，但很难说哪个是决定性或非决定性的。一些按照传统理论认为的所谓“绝片”，不被读者认可，其现实和历史价值并不大。而另一些不被摄影圈看好的照片，反而产生很大社会影响。这些年，人们对“荷赛”“华赛”等获奖摄影作品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就是例证。摄影需要争论也需要包容，更需要变革。时至今天，摄影世界风云变幻，数码和手机摄影异军突起，摄影理念和实践正发生着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