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其全球老大的地位构成影响,首先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经过双方多次的艰苦谈判,总算达成阶段性协议,但仍有变数。贸易战恐怕对双方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关注当前贸易战的同时,我不禁想起1999年采访中美入世谈判的特殊经历。
1999年11月的一天,一上班,采访中心主任罗更前就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立刻去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采访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遇到这样的大新闻,心里有些激动。
上午,中美代表团开始谈判。几年前曾在这里采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对情况还算熟悉。来到谈判大楼一楼大厅,现场已有不少记者,我根据现场光线,调整好相机和闪光灯。当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与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见面时,我抢占中间位置,快速抓拍下双方握手、寒暄的镜头,然后迅速移动到前方,一边后退一边抢拍他们步入谈判厅的画面。根据经验,这类采访时间有限制,需速战速决。为此我一般采取“定点”和“追踪”结合的方式。尽量多抓拍一些场景,比如动态地步入会场的瞬间比握手更轻松自然。
进入谈判厅,双方代表在长桌前相对而坐。我们到侧面拍摄会谈场景。这类拍摄一般以主要人物为中心,要把两侧的陪同的人物拍进去,画面上的人物尽量不要低头或有怪异的表情动作。会谈大多只允许拍摄几分钟,记者就要退场。所以拍摄要快。握手一般在会谈厅门口或里面进行,因为时间短,现场拥挤,需要抢占有利的位置快速抓拍。有些记者习惯带个摄影梯子,从高处拍摄。在香港驻站时,就发现当时的中新社摄影记者、后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瑶经常背个梯子,登上高处抓拍到不少好镜头。独特的思考和视角,让她拍摄不少精彩照片,其中《60岁舞蹈家重返舞台》专题照片获得了“荷赛”艺术类金奖。
第一天采访顺利。次日,外经贸部新闻官说没事,让我们在单位等消息。等半天不见动静,连忙又赶回去。到门口一看,人家外方记者已守在大门口。通过校友的后门关系,进入大院,但被告知不能拍照!“进来了,不拍哪行?”我心里盘算着,没往谈判楼走,径直上了旁边的主楼五层以方便观察拍摄。透过窗户向下一望,门口的记者有些骚动。预感到有情况,我连忙举起相机透过玻璃窗拍摄,玻璃反光,效果不佳。正着急,发现旁边房间的门开着。
1988年,武汉洗衣机厂。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那儿的位置不错。”我不假思索地冲进那个房间,此时挂着美国国旗的车队正好进门,记者们围着车子抢拍,我趴在窗子边对着车队一通猛拍。心里庆幸,差点儿就错过了镜头!正擦汗往外走,一位先生站门外冲我怪笑。正摸不着头脑时,对方说了:“你的角度不错,可那是女厕所!”闻听此言,我拎着相机飞快地逃了出去。
1993年底,北京一家银行。当年手工办理存储业务,如今是电子金融、商务和手机支付消费。小照片见证大变迁
1996年,北京,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外经贸部(现商务部)举行,记者追拍美国谈判代表
那时我们的新闻线索很少,没有互联网,报纸没报道,主要靠官方提供些信息。相比之下,外国和港台记者的线索更丰富,他们的消息既有来自美方代表团、驻华使馆的,也有媒体同行和互联网的。
一天傍晚,我们被通知“悄悄”到谈判楼前等待。当巴尔舍夫斯基等拿着文件夹走进大门时,我相机加上闪光灯一通猛拍。镜头里发现她有些疲惫。双方代表再次握手时没有寒暄,径直走进会议厅,里面不让拍照。拍摄结束,注意到现场只有我一个摄影记者,心里庆幸给新华社拍到了独家照片。随后赶紧跑到大院东门,通过铁栅栏把胶卷交给等候的编辑,送回总社发稿。胶片相机年代,现场无法传输照片,只能用接力的方式把胶卷送回编辑部,争取发稿时效。
这次内部的谈判进行不到一小时,便匆匆结束,美国人表情严肃地离开。可晚上七八点,美方又“杀”回来,但只有几位抱着文件的工作人员,不见巴尔舍夫斯基。当时谈判大多安排在夜里,有人说美国人欺负人,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折腾人。
谈判那一周,美国代表团可谓神出鬼没。一会儿说谈判破裂,要去机场回国,一会儿又说没走,却不见踪影。变化多端的采访让记者们度日如年,有媒体形容这次采访是“世纪末的等待”。
11月15日,谈判进入第六天。疲倦的我们再次来到外经贸部,发现现场记者骤然增多,还来了警察维护秩序。“今天别走!”新闻官的话,让人预感到有大事。等到下午约3点,记者被通知进入谈判大楼,签约的时刻到了。我选了离门口最近的地方站着,将两台调整好的相机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着。
大约等了二十分钟。猛然间,新闻官喊了一句:“过去吧。”“呼啦!”上百名记者像潮水般冲出大门,奔跑过大厅,冲上楼梯。我一马当先飞快地爬上楼梯。身边的摄影记者徐京星脚下一绊,差点儿摔倒。我喊了声“快起来!”便冲进了会议厅。
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结束,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前左二)与国家经济顾问斯珀林亲吻,祝贺谈判成功并签署协议
1999年,云南丽江,外国游客在毛泽东塑像旁看书。中国和世界已密切相连
大家抢占位置后,大厅很快恢复平静,上百只镜头瞄准前方。满头大汗的我紧握着相机,仿佛能听到心跳。3点30分,中美双方技术性谈判人员签署协议附件。3点53分,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上签字。
当他们签字时,上百台照相机的快门声骤然响成一片,现场被照得雪白。那一刻我似乎忘了一切,只记着手指使劲儿按着快门。近景、中景、大场景,我一边变换场景拍摄,一边密切关注着现场动静。签字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双方互换文本后大家站起来鼓掌,巴尔舍夫斯基突然一扭头和旁边的斯珀林拥抱亲吻。我立刻移动镜头抓拍到那个“胜利之吻”。
照片上,签字桌前一边是美国人尽情地拥抱亲吻,另一边是中方代表鼓掌微笑。一瞬间,美国人的热情和奔放,中国人的内敛和持重,生动地呈现在画面中。
谈判结束的第二天一早,路过报摊时看到自己拍摄的“胜利之吻”照片刊登在《北京青年报》报眼位置,心里既兴奋又纳闷。这张照片只对海外媒体发稿,怎么见报了?后来听报界的朋友说,当晚编辑从外网上看到这张照片,认为这一瞬间生动有趣,专门刊登在头版。
随后翻报纸发现,世贸谈判留下了各种瞬间照片。有签约也有握手,有近景、特写,也有中景、大场面。照片是瞬间的艺术,孰优孰劣往往是摄影人讨论的话题。其实争论难有结果。面对同样的新闻现场,摄影师拍摄的想法、角度不同,所截取的瞬间也不同,读者的感受和评判标准不一样,只能说各有特点,有相对好,没有最好。
摄影是现实的记录,也是摄影者主观思考的反映。鲁迅曾在《从孩子的照相谈起》一文中谈到摄影师对照片的影响。他举例说,同样的孩子、相似的衣服,分别在日本和中国照相馆照出的相片很不一样。由此可见,他早就认识到,摄影者的主观意识、思想观念决定了照片的风格和倾向。
布列松的作品和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了几代摄影人
说起摄影的瞬间,自然想到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他认为,每个事件都有决定性瞬间。这个瞬间最具意义、最为协调并表现出事件的完整面貌,这就是决定性瞬间。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北平摄影学会会长的中国摄影家张印泉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抓住那最好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刹那,而构图也要有完整性。”他们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摄影学习和实践有较大影响。
弗兰克的摄影画册《美国人》在摄影界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另一位著名摄影家、《美国人》摄影画册的作者弗兰克就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倡导“非典型瞬间”的摄影观点,崇尚随心所欲的理念,在摄影界影响也很普遍。他拍摄照片缺少传统意义上的美,还有些随意。但许多人推崇这种自然随性、接近真实的创作理念。
1999年,思考当年报纸运用图片特点和趋势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
关于“瞬间”的争论正好说明了摄影是丰富和多元化的。西方的摄影理论和流派门类繁多,各种思想相互影响作用,共同影响着摄影的创作和发展。在学习中西方摄影理论,经历过各种摄影实践后,曾经对“决定性瞬间”顶礼膜拜的摄影人,也趋向认为这些理论只是一种观点,并非普世的摄影圣经。“决定性瞬间”是相对的,不同摄影者和读者对摄影瞬间的认知并不相同。
实践和研究发现,社会发展由无数个瞬间组成,有相对重要和普通的瞬间,但很难说哪个是决定性或非决定性的。一些按照传统理论认为的所谓“绝片”,不被读者认可,其现实和历史价值并不大。而另一些不被摄影圈看好的照片,反而产生很大社会影响。这些年,人们对“荷赛”“华赛”等获奖摄影作品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就是例证。摄影需要争论也需要包容,更需要变革。时至今天,摄影世界风云变幻,数码和手机摄影异军突起,摄影理念和实践正发生着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