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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在1872年，也就是同治皇帝大婚的那一年，在美国政府及其驻华外交机构的支持下，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力味·布拉特福发起组织了一个吴淞道路公司，英文的名字是“Woosung Road Company”。关于这段历史，通常的叙述是：洋人以建筑一条“寻常马路”的名义，骗取中国的上海地方官员允许，购置了上海至吴淞之间长9.25英里、宽约15码的地皮。上海县令还根据道台的指示，于1873年3月发布告示，宣告洋人的公司已经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及筑路权。
所说的“上海地方官员”，可能是上海道台沈秉成。有人说，他对洋人的请求只是虚与委蛇，表面应允，暗中干扰；也有人说，他其实是知道洋人的计划的，并私下答应在自己的任期内不会阻挠，只是后来很快便离任了，以致引起诸多事端。
说到“骗取”，从那公司的名字上便有所反映。“Road”的意思是“路”，土路也可，石路也行，马路也对，模模糊糊，就是为了掩饰“铁路”。
后来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这个公司的权利被转让给属于英国商人的“Woosung Tramway Company”公司。
位于上海外滩的怡和洋行大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原先仅有六层，1983年又加盖了两层，形态发生很大变化。（摄于2010年）
怡和洋行大楼现在是上海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摄于2010年）
有人把这个公司的名字翻译为“吴淞电车公司”，似乎不太正确，因为无论有轨电车还是无轨电车，那时都还没有在世界上正式出现呢。根据《英华大辞典》，“Tram”翻译为“电车”虽不算错，但是其原意则是“轨道车”或“铁路马车”。“way”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路”。那么，将“Tramway”翻译成“有轨道的路”似乎更确切一些。显而易见，这可不是“寻常马路”的意思了。英国人的花招，从这名字上便已经有所暴露，只是中方还处于懵懂之中。
这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后来被英国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控制。“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被人翻译成“邪台马其沙实业公司”，名字挺古怪，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
由于购地困难、拆迁遇阻、资金不足等问题，筑路计划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1874年（同治十三年），为吸收更多资金，公司实行改组，在英国登记，资本额为10万英镑；总办事处设于伦敦，以怡和洋行为在华代理人；玛理逊为总工程师兼代理人，约翰·萨特勒任总务，乔治·萨特勒任会计，哲克森任第一工程师，本克斯任第二工程师，组成了一套管理“班子”。
有关资料说，这家改组后公司的名字是“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可惜没有介绍英文原名。如果这情况属实的话，说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亮出了“铁路”的名号，要大干一场了。
1874年底至1875年初，公司有关人员抵达上海。
说来也巧，就在这期间的1875年1月12日，也就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亲政不过一年多、年方19岁的同治皇帝病故，继位的是不到四岁的光绪皇帝；1875年这一年，便是“光绪元年”了。大清朝廷虽然换了年号，两宫太后却再次得到了垂帘听政的机会。这一年，西部边陲有新疆之乱，东边海域有日本搅和，朝廷难免手忙脚乱，无暇顾及细微小事。英国商人正好借机抓紧筑路。
1876年1月20日，开始铺轨，由总工程师玛理逊的夫人主持典礼，打下了第一颗道钉。2月14日，自英国运来的蒸汽机车牵引料车运行。这台机车的名字是“PIONEER”，中文即“先导”号（也译为“引导”号、“先锋”号）。这是中国铁路第一次有蒸汽机车行驶。
吴淞铁路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由此创造了中国铁路史上的好多个“第一”。像“先导”号蒸汽机车第一次拉响汽笛上路行驶，便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汽笛一响，震动四方，中国方面终于发现问题严重了。
这幅图画描绘的是1876年1月20日开始铺轨时，总工程师玛理逊的夫人打下第一颗道钉的场面。（2010年摄于老吴淞站展览）
吴淞铁路使用的第一台机车“先导”号，也是在中国大地上行驶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用铁路专业术语说，它的车轴排列为“0—2—0”，也就是仅有两组动轮，没有导轮及从轮，是最简单的形式了。它的个头似乎远比想象的要小，总重不足一吨半。（2010年摄于上海铁路博物馆）
图中据说是正在运行中的“先导”号机车。它小到连驾驶室都没有，司机只能坐在后面的平板车厢上。（摄于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
由于英国商人未经允许擅自修筑铁路，在筑路及试运行期间，中方曾多次与英方交涉，饬令停工、停驶。其间，有一位重要人物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就是时任上海道台的冯焌光。
1876年2月22日至23日，冯焌光先是召见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后又亲自前往领事馆，就筑路的合法性问题向英国驻上海领事提出质疑，抗议英方一意孤行，并饬令停工。英方被迫应允火车停驶一个月，以待双方交涉，其他工程照旧进行。3月13日，已经是英国驻华公使的威妥玛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站在英商的立场上，指责冯焌光阻挠筑路。实际上，英商对中方的态度极为藐视，从3月19日开始，火车便已提前重新开行。
冯焌光可不是软骨头。3月21日，他向麦华佗发出正式照会，包括17项内容，义正辞严，态度严厉；他还认为美国方面也有干系，所以几天后又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发出同样内容的照会。
冯焌光指出：当初英商申请购置土地的理由是“欲设一寻常马路”，英方领事与前任道台讨论此事的时候，显然隐瞒了该公司的真实意图，否则中方官员绝对不会允准；如今擅自修筑铁路并开行火车，是“违我朝廷素愿，而明欺我朝廷也”。他严正宣告：“所有前任已印租契及一切造路告示，自今以后，均应作为废纸。”
冯焌光斥责对方领事“助该公司成事，有违万国公法，并违和约条款，帮扶暗谋欺骗之事”，不仅词语相当强硬，还要求对方“迅速转饬该商停工，听候贵国驻京大臣及总理衙门回信”。
第二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回复威妥玛3月13日的照会，表态支持冯焌光。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矛盾益见激化，威妥玛特派汉文正使梅辉立和水师提督赖德去上海“设法调停”。本来是上海地方政府与英国商人之间的事情，居然由外交人员出面，还调动水师提督参与，显然是在示意威胁。
梅辉立于4月9日路过天津时，与已经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接洽。当时，李鸿章正在负责办理滇案，中英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
所谓“滇案”，同样是一件让人挠头的麻烦事，起因居然也与铁路有关。
两年前的1874年，由英国军官率领的一支武装探路队，试图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为修筑自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探索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1875年初，这支武装探路队擅自闯入云南，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与几名随从被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当时，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当时，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特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滇案”。1876年9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不仅向英国赔款，还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并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当然，这是“梅李会”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有尚待处理的“滇案”背景，梅辉立与李鸿章的会见难免有一场唇枪舌剑。
上海铁路博物馆的馆舍，是以80%的比例，按照原沪宁铁路局的英式办公楼在原址上建造。吴淞铁路的“上海”站原址，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摄于2010年）
上海铁路博物馆的标志便是“先导”号机车。
开初，李鸿章推辞说，上海的事情归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管辖，自己无权干涉。但梅辉立坚持要李鸿章表态，还威胁说：“倘不稍予通融，诚恐立见决裂。中堂明白大局，必求代想一主意。”李鸿章不得不明确指出：中国对于通商口岸具有自主权，洋人修铁路，有碍中国体制；但是现在既然已经修了，可否由中国按原价买回，让中国商人自己招股承办；如此处理，使洋商的投资不至于落空，而中国的自主权也不会受到损害，应算是“两全之法”。
梅辉立听了，觉得这办法可以商量，但仍要求李鸿章命令冯焌光改变态度予以配合。李鸿章再次重申：上海归南洋大臣管辖，我不能越俎代庖，但是可以帮助劝解，希望双方都能过得去，以显示中英之间的“和好真心”。
其实，冯焌光此前曾向沈葆桢提出“购归自办”的建议，也得到李鸿章的赞许。这次经李鸿章正式提出，梅辉立认为可行，但又说，按照所谓“各国通行规矩”，十年之内，中国可抽纳捐税；十年期满，中国才能出资收回自办。后来梅辉立与冯焌光在上海会谈时还提出，即使中国购回，仍应由怡和洋行承办。这些无理要求，自然不会为中方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