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动笔之初，我是把这本书作为通俗读物来写的。主要的读者对象，应是对铁路历史有一定了解，而又有兴趣进行深度探索的“铁路发烧友”们。

开始进行之后，才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因为我所面对的不仅是普通读者，还有众多的资深专家和权威学者，我所述说的史实，必须经得起他们的批评挑剔。这难免让我有些战战兢兢，只能力求出言必有所据、叙事定然翔实。

然而，随着对历史资料的挖掘日渐深入，我却发现，要想做到“出言必有所据、叙事定然翔实”，何其之难！更让我惊诧的是，专家未必可靠，学者未必权威。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众说纷纭、难判真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情况比比皆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的故事广为流传；而学界守旧之风浓烈，即便有新史料新见解不时出现，却往往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比如，唐胥铁路作为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自然是铁路史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时至今日，却连兴工与竣工的时间都搞不清楚，实在令人遗憾。

当然，由于天灾人祸、资料散失，造成史料的断缺，“搞不清楚”有其客观的原因；没有可靠的依据，不能妄下断言，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科学态度。但是，有些似乎“搞清楚”了的问题，却偏偏是来历不明的“故事段子”，噱头有余而证据匮乏，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唐胥铁路的修建过程。流行的说法大致如下：先是李鸿章向朝廷请奏获得准许，因为遭到他人的强烈反对，朝廷反悔而“收回成命”；后经再次奏请，被迫只修铁路不用机车，以骡马为牵引动力……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还因而总结出了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结论：惧洋守旧的顽固派拒绝一切新生事物，是多么强大的反动势力；“马拉铁路”实属天下奇闻，是多么让中国丢人的笑话；清廷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下场只有彻底垮台！

这种论调，似乎已成铁证。可是，早有资料证明，李鸿章修筑唐胥铁路其实并未奏请朝廷批准，而是自行其是“先斩后奏”；“马拉铁路”在当时是常见事物，既非“天下奇闻”也毫不“丢人”；清廷的确腐败到了极点，早晚必将垮台，却与“马拉铁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还有，詹天佑与京张铁路本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数十年来，作为京张铁路核心精华的青龙桥“人”字形路段，总是被称作“之”字形线路，实属荒谬。

必须老实承认，早先我自己同样未能区分“人”字形线路与“之”字形线路的本质差别，只是在数次徒步考察了那段铁路之后，才恍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不是一字之差的文字问题，而是根本的原则性分歧：如果没了那个“人”字，京张铁路无从存在；而所谓的“之”字，与青龙桥又有什么关系！？让人无奈的是，如今青龙桥许多说明标牌上仍然大书特书“之”字形线路，其实只要实地看上一眼，便会发现如此坚持是何等可笑！

我并非对专家学者抱有成见，只是看到那种固守旧章的态度，难免为之叹息。同时也时时警示自己，对待历史，认真谨慎自然是第一要义，但是也要有寻根问底的精神、识伪求真的能力，以及大胆怀疑前人和敢于否定自己的勇气。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条件所限，我在这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大多依据的是第二手材料，难免存在许多问题和谬误；而本人才学疏浅，读书不求甚解，也必然有不少自以为是的议论。我倒正希望由此招致业内行家的猛烈批判，如果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对铁路的兴趣，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呢！

不过，我无意于写作一部专业著作。这本书的基本任务，不是谈学术，而是讲故事。

在看似冰冷的铁路钢轨下面，隐藏着多少神秘而有趣的前尘旧事啊！有的让人热血沸腾，有的让人愤懑不平，有的让人心绪惆怅，有的让人扼腕叹息，有的让人疑窦丛生……这些，才是我想要与读者交流的东西。

比如：

早年来华的“英国铁路大家斯蒂芬森”到底是谁？

中国铁路第一起人身死亡事故有什么曲折的内幕？

为什么说吴淞铁路是中国拥有主权的第一条铁路？

“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孰真孰假？

紫禁城的御花园里面怎么会掩藏着一列“火车”？

是何等缘由竟让大清王朝因铁路问题而彻底颠覆？

孙中山梦想修筑的“二十万里铁路”到底有多长？

“总理奉安大典”的背后隐含着哪些未解的玄机？

一个年代久远的老站为何屡次改换名称迁移站址？

铁道部的变迁与存废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

……

有许多疑问，很值得认真探寻；也有许多事情，还需要深入辨析。

只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兴趣，将能得到许多出乎意料的收获。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我希望能够与读者一起，打破那些传统观点的“砂锅”，寻求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正的快乐，就在这不断探寻的过程之中。

铁路作为工业革命的特殊产物，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作用。铁路在中国出现，也已超过140年，它的发展历程，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步，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如今，蒸汽机车的时代已经结束，高速铁路却在全面发展，历史仍在延续。我在铁路部门工作了四十多年，干过不少行当，有幸经历过一些重大的转折，是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这本书，就是四十多年感情的结晶。其中有几篇文章以前曾经发表过，此次或是重写或是增补，都进行了必要的修订。

在这里，必须感谢那些帮助和指导过我的人们，如詹同济、姚世刚、张建峰、张晓颖、张耀锟、王静秋、刘润辉、寇兴军、陈向前、邵笑、李宽、梁末妮、杨磊、任汉诗……还有许多未能一一列出名字的师长和同行。无论是当年的友情还是曾经的教诲，我都会永记在心的。

还要感谢责任编辑王文运先生。我们曾经有过愉快的合作，这本书是我们又一次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

更要感谢的，是有兴趣阅读这本书的读者。无论赞许还是批驳，都是我衷心的期盼。

2016年12月于北京会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