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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胥铁路的修筑过程，传统说法大致是这样子的：起初是由唐廷枢向李鸿章提出修铁路的设想，李鸿章向朝廷上奏并得到批准；但由于有朝臣反对，朝廷又反悔而“收回成命”，唐廷枢只能开挖运河以解决运输问题；由于受地势影响，运河方案无法完全实施，再次向朝廷请求，部分路段修筑轻便铁路，并声明不用机车而以驴马牵引列车，以免震动东陵，这次请求获得朝廷批准。于是，唐胥铁路才得以修筑。
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众口一词说了几十年近百年，却没有看到一点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些第二手、第三手甚至第七八手的资料。也就是说，描述得如此曲折、形容得如此艰辛的“故事”，不过是互相抄来抄去、人云亦云的流言而已！
开滦博物馆里的唐廷枢塑像。
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李鸿章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内容向朝廷“上奏并得到批准”；
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朝廷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收回成命”的；
也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是谁“再次”向朝廷提出请求，并声明不用机车云云；
更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这第二次“请求”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获得朝廷批准的。
我的这些质疑，想必会遭到许多人的愤怒驳斥。人们要严辞诘问：难道说，唐胥铁路居然莫名其妙地就那么糊里糊涂建成了吗？
真正的历史，可能确实如此。
前面说到李鸿章于1881年5月20日（即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朝廷的奏折，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在“一律告蒇”的叙述之后，还有一段文字，阐述了开办开平煤矿的重大意义，至少有三条：其一，从此中国的轮船及军工企业用煤不再依赖进口，一旦发生战事，不致被外敌所挟持；其二，可以保护中国的矿产资源不致外流；其三，煤矿开办顺利，炼铁的事情也可以接续，开平煤矿为全国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对大局也会有所影响。同时，李鸿章还将唐廷枢夸奖了一番，说唐廷枢“熟精洋学”，对于开矿事宜、营销状况等都经过详细的调查，历经数年经营，开平煤矿已经初具规模。
此时，李鸿章笔锋一转，看去貌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也许是刻意而为暗藏玄机。他写道：
当夫筹办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难遽就绪，未经具奏；今则成效确有可观……所有直境招商购器、开办矿务、疏通运道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初筹办企业矿山等实业的时候，因为规模宏大、事情繁杂，一时难有头绪，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如今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所以，关于直隶境内招商引资、购置机器、开办矿务、疏通运输道路等各种具体情形，有必要总结上报朝廷以待指示，云云。
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那四个字：“未经具奏”！
这是明白无误地表明，关于开平煤矿的筹办及建设情况—当然也包括“挑河一道”“接筑马路”等具体事项，李鸿章从来就没有向朝廷请示或汇报过。
而所谓的“有朝臣反对”一事，开滦博物馆里倒是展出了一份第一手资料，是礼部侍郎祁世长的奏折。他声称开平矿务局的煤铁矿，距皇家陵寝不过一二百里，采矿必然会影响风水地气，所以奏请朝廷下令“立施停止开采”。
不过，这份奏折的日期是光绪七年十二月，也就是1882年1月下旬，那时唐胥铁路应当早就通车了。更何况，这份奏折主要针对的，是开平矿务局正在迁安境内勘探的铁矿，与唐胥铁路毫无干系。
李鸿章于1881年5月20日（即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朝廷的奏折，说明关于开平煤矿乃至唐胥铁路的事情，当初均“未经具奏”。朝廷的批示是“旨该衙门知道钦此”。（摄于开滦博物馆）
1882年1月（即光绪七年十二月）礼部侍郎祁世长的奏折。他只是以采矿影响风水地气为由奏请朝廷下令开平矿务局“立施停止开采”，并未提到铁路。（摄于开滦博物馆）
有趣的是，对于祁世长的奏折，朝廷根本没当回事儿，只是下谕要李鸿章调查一下，看看在迁安开矿对于皇家陵寝是否有妨碍。这等于是让李鸿章“自查自纠”，走走形式而已。
因此，所谓唐胥铁路“上奏并得到批准”、朝廷“收回成命”、“再次”向朝廷请求、“声明不用机车”等故事情节，都是子虚乌有。
换言之：唐胥铁路的修筑，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李鸿章自己做主的。
修铁路可不是一件小事，难道说，李鸿章是有意向朝廷隐瞒实情吗？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