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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情况耐人寻味。
自1877年9月唐廷枢与李鸿章讨论过修筑铁路的问题以后，此后数年，突然对“铁路”二字噤而不提。其后的背景，是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面说过，开平煤矿的筹建，在时间上恰好与吴淞铁路的事情重叠。当时，修筑铁路的问题，引起中国朝野的广泛注意。
1877年5月23日，中国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致书李鸿章，倡言兴修铁路。7月11日，李鸿章复函明确表态赞成，并说自己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便呼吁“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不过，自己仍然认为，“铁路须由开煤铁做起”。
可见，在开平煤矿修筑铁路的问题上，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当年10月间，就在唐廷枢与李鸿章讨论修筑铁路之后的一个多月，吴淞铁路赎回并立即拆除了，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铁路被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非常时期，谁也不敢自找没趣。唐廷枢只有改变计划，试图通过开挖运河解决煤炭运输问题。
唐廷枢的创业团队。前排左一是当时的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司伯内特，左二是副总办徐润，左三是唐廷枢，左四是副总办吴炽昌；后排左一是采矿工程司莫尔斯沃思，中间是刚来开平不久、即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达。（摄于开滦博物馆）
但是，由于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运河无法直通矿区，最后一段只能依靠陆路。因此，在时隔三年之后的1880年10月9日，唐廷枢再次向李鸿章提出开挖运河的禀请，并说工程包括“筑快车路一条”。
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大堂。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据说这是按照他在任时的模样复原的。不过，为了便于处理洋务、海防等事务，李鸿章常在天津驻守。（摄于2008年）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自1878年至1880年，中俄双方就俄方归还伊犁等问题举行的长期谈判，几经周折。俄方肆意施压，并在中国西部边疆和东部沿海集结军队，炫耀武力。1880年夏末，朝廷急招已经回乡闲居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咨询对策。12月，刘铭传上奏提出“亟宜筹造铁路以图自强”（即有名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并提出具体的筑路及筹款方案。
朝廷拿不定主意，只有下谕，将刘铭传的奏折抄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及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命令二人研究定夺。沈葆桢已经在一年前去世，由刘坤一继任。
内阁学士张家骧得知这一消息后，上折强烈反对刘铭传的建议。为此，朝廷于12月22日再次下谕，将张家骧的奏折也抄送李鸿章和刘坤一，要求二人“妥议”。
时间紧迫，形势严峻。12月31日，李鸿章上《妥筹铁路事宜折》，详述修造铁路有“九利”，明确表态支持刘铭传；同时又上专折，针对张家骧“开造铁路约有三弊”的谬论逐条予以驳斥。除了论证铁路在军事、经济上有诸多好处，他还明确提出：“中国既造铁路，必须自开煤铁！”
李鸿章的态度如此旗帜鲜明，可能有三点原因。其一，他自己原本就是修筑铁路的积极倡议者；其二，李鸿章与刘铭传是合肥同乡且同出淮军，政见多有所同，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必须对刘铭传予以坚决支持；其三，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正在节骨眼上，如果能借讨论刘铭传建议的机会说服朝廷兴办铁路，岂不是大好的事情。
但是，这场讨论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攻击，对于修铁路的倡议，朝臣一片骂声。而与李鸿章同被咨询的刘坤一则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直到1881年2月6日才予复奏，且表现得十分圆滑，先说“兹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又说“立一法必有一弊”，最终建议“请旨饬令刘铭传，务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参酌异同，权衡轻重，则其事或行或止，一言可决矣！”如此左右皆有理的话，等于没说。
开滦煤矿老矿区，远处是老矿区遗存的竖井井架。（摄于2008年5月）
实际上，不管刘坤一态度如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1881年2月14日，清廷下谕，明确指示：“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讨论了几个月，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著毋庸议”，也就是“不许再提”。用老百姓的糙话说，刘铭传是“热脸蛋贴了个凉屁股”，白激动了一次。
清廷之所以突然终止讨论并表态声明“铁路断不宜开”，不仅是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太强大，还是出于一个具体的因素：中俄谈判接近尾声，基本条款已经确定，外交压力突然缓解，得过且过的朝廷不用再急着想什么对策了！
就在朝廷下谕后的第十天，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在圣彼得堡签订。而由于朝廷的“著毋庸议”四个字，使得中国国内“一时无敢议兴铁路者”。
在这种时候，唐廷枢与李鸿章怎么还敢提“铁路”这两个字？！休说公开讨论，连私下聊聊也是不可以的！
有趣的是，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唐胥铁路居然开工了，居然修成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