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胥铁路建于什么时候

唐胥铁路被誉为“中国自办铁路的开端”，值得铁路史学家大书特书；它的开工与竣工的时间，则是最先需要介绍的事情。蹊跷的是，此前有过许多种记述，始终未能统一。

下面，我们将罗列一些来自权威人士或权威著作的资料，以供读者参考。原件多用文言，表述的时间也常是旧历，为了方便读者，改用现时的语体文进行简要叙述，并将时间换算成公历。即便如此，仍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但还是希望读者能硬着头皮读下去，因为，既然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铁路“发烧友”，还是有必要了解这些具体情况的。

说法一，来自一个英国人肯德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发展史》，这也许是较早介绍中国铁路情况的著作了，他说，唐胥铁路是“1880年铺轨，第二年全部竣工”。

说法二，来自曾鲲化的《中国铁路史》，他认为是光绪五年五月（1879年6月至7月间）兴工，十一月（1879年12月至1880年1月间）告竣；工期六个月。

说法三，来自谢彬的《中国铁道史》：光绪六年五月（1880年5月至6月间）兴工，光绪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至1881年1月间）竣工；工期六个月。

说法四，来自凌鸿勋的《中国铁路志》：光绪七年五月（1881年5月至6月间）兴工；光绪七年十一月（1881年12月至1882年1月间）完工；工期六个月。

说法五，来自民国时期出版的《铁道年鉴卷一（1933年）》：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1881年6月8日）兴工，同年十二月（1882年1月至2月间）告竣；工期七个月。

说法六，来自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的《中国铁路大事记》及金士宣与徐文述的《中国铁路发展史》：1881年初开工；6月9日开始铺轨；11月8日举行通车典礼；工期约十个月。

说法七，民国时期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编》说得详细：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兴工；光绪七年六月五日（1881年6月30日）“由总工程司薄内氏之妻在唐山钉第一枚道钉；光绪七年十一月（1881年12月至1882年1月间），工程告竣”；工期六个月。

以上七种说法，取自八个不同的资料来源。

其中，所说兴工时间最早的，为1879年6月至7月间，即光绪五年五月；最晚的，为1881年6月9日。

所说竣工时间最早的，为1879年12月至1880年1月间，即光绪五年十一月；最晚的，为1881年12月至1882年1月间，即光绪七年十一月。

无论兴工时间还是竣工时间，都差了整整两年。

至于工期的长短，也是众说纷纭。所说工期最长的，约为十个月；最短的，仅六个月。相差竟有四个月。

顺便说一下，关于唐胥铁路的长度，同样存在多种说法，其中最长的，说是11公里还多；最短的，仅为8公里！

如果读者有心刨根问底，不难发现，资料越多，问题也随之越多，以至于让人无所适从。

当然，读者也应当发现，前面所列举的种种“说法”，都出自后人之口。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当年就没有留下什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吗？比如，唐廷枢总要向李鸿章请示或汇报工作吧？李鸿章总要向朝廷交代情况吧？无论如何，总应该有一些文字的记录吧？

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资料确实有，但不多，我仅发现两处。

第一处资料，是1881年3月29日（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唐廷枢给李鸿章的禀文，他说：“六年九月（1880年10月）内禀明宪台批准，于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东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筑硬路十五里直抵矿工……经已兴工挑挖，本年四月（约为1881年5月）可期一律挑成。”

提示读者注意，唐廷枢在这里说得明白，开河修“路”的方案，是得到“宪台”李鸿章亲自批准的。

第二处资料，是李鸿章于1881年5月20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朝廷的奏折，全面总结了开平煤矿的建设情况。其中提到：“……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接筑马路十五里直抵矿所……本年二月（1881年3月）挑挖，五六月（约为1881年5月至7月间）可一律告蒇。”

“一律告蒇”，就是“全部完成”的意思。

这两段文字，给出了唐胥铁路的长度，约为“十五里”。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与最终建成的铁路有很大差距。至于开工的时间，是1881年3月；李鸿章预计竣工的时间将在5月至7月间，工期大约需要三四个月。

但是，李鸿章所汇报的，仅仅是运河的“挑挖”，却没提“马路”的铺设；他所说的“一律告蒇”，也没说明是运河及道路的土方工程“告蒇”，还是运河通航及道路通车也可“告蒇”；另外，他上奏的时候，工程尚在进行，所说的“告蒇”时间，仅仅是预测，并不确切。

如此看来，若是一定要确定唐胥铁路的兴工和竣工时间，我们所能给出的最可靠的答复，偏偏是一个模糊的结论，那就是：1881年3月开工，同年年内竣工。

这样一条短短的唐胥铁路，居然连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岂不荒唐！

可惜事实就是如此。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唐胥铁路的修筑，肯定有一些特殊的内情，所以才显得如此蹊跷。

说到这里，读者必然一头雾水：唐廷枢的禀文里说的是“硬路”，李鸿章的奏折里，则改成了“马路”，他俩根本就没提到什么“铁路”嘛！更谈何铺轨及通车？！

读者问得有理。最蹊跷的地方，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