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蓝大衣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父亲进京

赶跑了日军，父亲卸下游击队队长的身份，恢复了他本身的职业：方圆百里的石匠大师傅、农会主席、西豆山区域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周庆荣。

齐鲁多山石，平阿地区石山林立，在西豆山村孕育了一支石匠的队伍。听父母亲说，“打墙盖屋”是村里每个青年男子的头等大事。村子的后面有几个石头窝，石匠们先找好石群，打眼，放炮，然后点炮炸开后，再慢慢地细心打磨，石头被打磨成立方体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盖屋石料。父亲心灵手巧，只要他看过的石匠活，他就能干出来。加上他能描会画，他画的水墨画活灵活现，山石显露出风骨秀丽，荷叶、荷花，妖娆生动。父亲的石工手艺比一般打石房子的匠人要精细许多。附近有谁家盖房子，就提前找父亲商量：盖什么样的房子、需要多少材料等。渐渐地，村里的石匠都愿意跟父亲干，加上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员、农会主席，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村里的石匠头。

但是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拨弄着一个人的命运，有些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却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如若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决定，父亲也许就会在山东老家以一名石匠或者基层干部的身份度过他的人生岁月。就在新中国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一项决议的做出，让一位山东石匠和一座世界闻名的宏伟建筑关联起来，并永远筑入了他的血肉和灵魂。对于此事，新闻是这样记载的。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出一项决议：为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18时，毛泽东与全体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郑振铎、梁思成、林徽因等专家大师，口耳相传的是从青岛采集巨石运往北京的传奇经历。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块俯仰天地，撰记了一代代中国人忠诚信仰的大碑上，一批石匠工人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回溯这段历史，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52年至1955年，从全国各地招集200多名石工进京，分10个组，有的负责装饰花纹，有的负责雕刻浮雕。作为历史的参与者，父亲成为带队人，领着平阴地区30多名擅长石雕的能工巧匠，离开熟悉的土地、父母、妻儿，从胶东平原北上来到首都北京。

二、光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者

1952年，在北京的父亲正值壮年，我隔着半个多世纪看着幸存的泛黄照片，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参与新中国伟大工程建设的那股风发意气。父亲干活不知疲倦，村里人都叫他“骡子”。谁也不曾想到，仅仅几年之后，身板硬朗的父亲再归故土时，已是骨灰匣里的一捧骨灰。

父亲进京，也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母亲随父亲进京，进了北京皮毛三厂工作。1950年农历二月初二，老辈人都称“龙抬头”的日子，我踏着黄道吉日呱呱坠地，因为是立春（据说那一年是打了两个春）父亲给我取名春英，按周氏家族辈分排周美是格式固定好的，父亲授英字，因此我叫周美英。回想起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冥冥之中，父亲给我起的是“鹰”，是展翅高飞的雄鹰！所以常常做梦我在天上飞，下面有山有水、有动物！

婴儿时期的故事已无从考证，打我记事起，我们一家子住在丰台区南苑地区的一所老平房院子里。我依稀记得，父亲格外宝贝我这个小丫头，专门找裁缝给我轧了一条布料的背带裤，前面缝了一个小口袋，装上沙土，沙土是他细细筛过的。这种带着乡土印迹的做法，寄托了他把女儿的健康性命系牢实的朴实愿望。我有一个大我4岁的哥哥周美龄，我经常跟在哥哥身后打闹嬉戏，等待着院门口父亲的自行车叮铃叮铃一串响，工作了一天的父亲母亲笑脸盈盈归来，全家人在小院里摆上吃食，小小的我依偎在父母怀中数星望月……这是我苦涩的童年里，仅有的几年快乐时光。

父亲当时的任务是雕刻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当时，由北京市政府负责纪念碑的建设工作。按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在碑座的四周，由高2米、总长40.68米的8组10幅浮雕组成，每幅浮雕设计20个左右的人物，人物形象不仅形态各异，还都要和真人一样大小。制作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纪念碑浮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绝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领导起初是建议从苏联聘请雕刻家和工艺师来承制。但最终决定由中国自己的能工巧匠来完成这一历史创作（图1-5）。

父亲他们这批石工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传统雕刻技艺很高，但对西方雕刻技术并不了解，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人的风格不同，会影响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效果。有史料记载，在著名雕塑家、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者刘开渠的领导下，石工们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雕塑家们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们练习。浮雕所采用的汉白玉开采于北京房山，完整的大料不容易取得，为确保石料不被浪费，石工们在练习人像雕塑的基础上，再进行纪念碑人物试刻。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石工们熟悉了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有力地保证了纪念碑浮雕石刻任务的完成，他们也在实践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石雕艺人。

经历过抗日烽火的父亲，在新的岗位上也展现出了他过硬的品德和才干。父亲是工会主席并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是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人的10位代表之一！我至今记得，在我家的镜框上面挂着那个代表证的光荣布条，布是黄底，印着红色字体的“代表”二字。父母亲非常宝贝这个代表证，一直高挂在最亮眼的正面墙上。与代表证同时高高悬挂的，还有父亲两枚功勋章：一枚镶着天安门图案，一枚镶着国徽和麦穗。那时候我贪玩不懂事，曾偷偷拿了功勋章，在下面放块布缝在皮子上做毽子踢，有一次倒泔水时在桶里发现了这个毽子，我马上捡回来了！

父亲去世后，家里遭遇巨变。那年济南来了一个从未谋面的大娘，把墙上的照片包括黄底红字代表条统统扯下来一并烧了，一边扯一边归拢，嘴里还自语说：“人都没有了，留这些东西还干什么呀！”没能保存好父亲一辈子最光荣的遗物，成了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温暖的蓝大衣和小小的我

全新的创作，紧张的工期，迫切的技能进升压力，让父亲越来越忙碌，盼他回家成为我的一件大事。为了方便他在天安门的工作，我们家从南苑搬到了前门大街，人称“山涧口一条龙”的大杂院里。那会儿大院都有名字，在“一条龙”对面，是“老虎洞”。伴随着两个妹妹陆续出生，这些胡同杂院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哥哥文弱喜静，又已经上学，天性活泼胆大的我成为胡同里的孩子王。

有一次，父亲多日未归，全家人扯着脖子盼啊。母亲不放心了，上肉铺称了一块油汪汪的五花肉，搁上菜剁了馅，包了一碗山东大饺子，用小包袱装着让我给父亲送去。当时的我5岁左右，自然是不识路的。在前门大街往天安门工地方向走的人也很多，母亲就叮嘱我：“我还要上班，给爸爸送饺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跟着人家大人走，尤其过马路一定要揪着大伯大叔的衣襟走，千万别走丢了。”我懵懵懂懂地接过饺子，心里还惦记着，能找到父亲吗？到了工地上，远远就看见父亲穿着一件蓝色大棉袄，个子高高，腰板挺挺的。父亲见我来了，一把把我抱进怀里，用棉袄把我紧紧裹住。父亲的棉袄好大，带着工地上石头和爸爸的气味，这股味儿至今还暖暖地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吃完饺子，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去，就把我带到工人加班休息的工棚里。所谓的工棚，就是一个大门洞，门洞的一头堵上，里边打的是大通铺，我记得很清楚，父亲住在通铺的最外面。晚上，门洞外的风刮得呼呼响，天空吹得黑蓝黑蓝的，我透过门洞的缝儿能清楚地看见天上的星星。父亲搂着我蜷缩在他的被窝里，那件蓝大衣搭在被窝上，第二天天一亮，父亲和工友就上工地了。我小时候头大、眼睛大，头上扎着两个刷子辫，一笑还有两个大酒坑，别人都叫我大头娃娃、洋娃娃脑袋，我是父亲和工友们的开心果。大人们都走了，我一个人摇着脑袋、晃着两个小辫子，在通铺上从这头跳到那头，我开心地想这炕可真大，可以唱大戏了。

午间休息时，父亲回来了，把我抱到他雕刻的纪念碑浮雕下。我看得很仔细，是抗日战争那一面墙，女游击队员身形、头型都像我妈妈，还有一个老爷爷用篮子装地雷，场景很像父亲讲过他打游击时候经历的事情。那块浮雕是我父亲留在世上的永久佳作！几十年来，我多次走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也镶嵌在我的心里。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图案和数据。

十块浮雕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共包括八个题材，分别是《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其中，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题材中包含了支援前线、胜利渡江和欢迎人民解放军。这些大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久800年到1000年。每幅浮雕里有20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浮雕呈现出来的人物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浮雕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八一南昌起义”浮雕。画面从一个连队的角度来表现这一伟大起义的情景：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连队的连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战士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起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正在帮助搬运弹药，人群激昂地振臂高呼。从这时起，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展开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斗争。

紧接着的一幅是“抗日敌后游击战”，浮雕上展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游击队员们正穿过茂密的树林和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画面上，青年男女农民拿着铁铲背着土制地雷，白发的母亲送枪给儿子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年轻小伙子站在指挥员身旁，等候命令，准备随时投入消灭敌人的战斗。

也许是历史的宿命，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父亲作为曾经的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次重点雕刻的正是“抗日敌后游击战”这一部分。浮雕上有一个女游击队员，身形模样和我母亲一模一样。还有一个老爷爷，拎着一个土篮子，给游击队员送地雷。这两个人物形象是父亲一斧一凿雕出来的，是他引以为豪的杰作（图1-6）。

用手抚摸着父亲的雕刻，就好像重新握住了父亲的大手，感受他掌上的纹路和温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这一批默默无闻的石匠与纪念碑的设计师们一样，为后人所铭记！

四、父亲因公殉职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父亲和工友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历史定格在一幅幅浮雕之上。但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自己亲手雕琢的作品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光辉一刻。他走得太早了！我依然记得我7岁那年，有一天很晚了，我还在胡同里玩，突然听见父亲回来了。我欢天喜地地去迎父亲，却发现父亲的脸色蜡黄，腰也佝偻了。回到家他就开始吐血，吓得我不敢往他跟前凑。那次之后父亲被送到了虎坊桥附近的职工医院，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里陪着父亲，后来她告诉我们，父亲很久没吃东西，走的那一天突然说想吃碗面。母亲急急忙忙去给他买了碗面，端回来没有吃两口，父亲就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还记得，我家住的房子正对着大院的大门口。进门左手住着贾爷爷、贾奶奶，他儿子也当过八路军，骑着高头大马回过大院，让我好生羡慕。进门右手边住着的老大爷家里生活困难，农村亲戚多，我父母亲都有工资，时常接济他。这两家和我们家的关系都特别融洽。院里还住着两位解放前的姨太太，时常说些酸溜溜的话，笑话父亲：“你是共产党的党代表，跑到我们院里还当什么代表？”尽管我还年幼，也体味出大院的一些人生百态。也因着这些事，“一条龙”进门的一堵挡壁墙不知何时给拆除了，我家房子就直冲冲地面对着大门。贾爷爷说，“不该拆了挡壁啊，你爸就这么没了”。

我作为共产党员，对这些带着神秘色彩的说法自然不信。但这些传说里，我感受到工友和街坊们对父亲英年早逝的惋惜，对他人品的肯定和赞赏。这一生，我都在仰望着我的父亲！父亲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始终认为父亲和焦裕禄很像，尤其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更像。

父亲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唯一的念想就是那件曾经包裹我的蓝色棉大衣。每当思念父亲，我就把头深深地埋进那件大衣里，闻闻它的尘土味，幻想着父亲还在用大衣抱着我。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时候，我回家探亲，一个瘦瘦的外地男孩子在前门大街冻得哆哆嗦嗦，对我说：“大姐，我冷，能不能借我件衣服。”我也没有多余的男式大衣，就把父亲的蓝大衣送给了他。没想到这个男孩子“串联”结束回家之后，把这件大衣洗干净又给我寄了回来。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光辉，家里是部队的。

1979年底，又是一个寒冬，女儿出生三个多月。按照老北京的习俗，一百天要“挪骚窝”，我从飞行部队的公寓宿舍，挪回到了前门大街的老房子。一天大院门口闹哄哄的，周围一圈人在看热闹。那会儿“周向党”这个名字已经有些知名度了，不知谁说了一声“周向党来啦”，大家让开一条道。我挤进去一看，地下躺着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身上盖着一张草席子。大家七嘴八舌地传，老大爷是打过仗有过战功的，来前门大街找一个老亲戚，结果亲戚离世，亲戚家里的儿孙不敢认他，老人家孤苦伶仃，一头倒在了胡同口。

前门大街的老房子我平日住得少，没什么家人。我回家翻腾半天，又找出父亲这件蓝大衣，犹豫再三，把大衣盖在了老人身上。接着给派出所打电话，警察把老人接走了。不多久，警察告诉我，老人走了，蓝大衣你还要吗？我想了想说，不用了，这个大衣就陪着他吧。

父亲的蓝大衣就这样盖在了曾经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人身上，给了他最后的尊严和温暖，陪他走完了人生的寒冬。我想，父亲是不会怨我的。

从父亲率队进京，到1957年因公殉职，我的父亲就像他的铁锤铁钉一样，铆在工地上。每当我走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到抗日战争浮雕前，父亲磨凿、擦抹浮雕的样子就浮现在我眼前，扎根在我心里。一年又一年，每当思念父亲时，我就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后来，天安门广场管理升级，纪念碑不能随意接近，我给天安门管理处打电话，在听完父亲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渊源之后，管理处工作人员破例允许我们把花篮送到毛主席纪念堂，让我们单独祭奠毛主席。我们静静地祭拜主席坐像，敬献花篮，围绕伟人毛主席水晶棺默哀。我父亲曾经说过，父亲作为工人代表，他近距离地见过毛主席、周总理，这次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宛若见到了父亲（图1-7）。

从那次以后，我怕给管理人员添麻烦，就很少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