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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中华文化的代称
什么是国学？实际上很简单，国是指中国，学就是学问，中华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的学问，或者叫中国传统的学术，约等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国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精华的部分，是偏重于形而上的一个层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国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的载体是什么呢？是文字、文献和语言，其中还有一个活的载体，就是人，我们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国学。千万年来，中国人依托独特的国学精粹，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以风俗习惯、礼仪规范等形式彰显了中华民族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将国学看成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主要是章太炎和邓实提出来的。显然这种意义的“国学”就是“中国学”，是针对“外国学”而提出的，“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定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已为大众所普遍接受。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冲击，日本学界发出了提倡“国学”的呼声。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商议，想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并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当时旅居日本的章太炎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学的典籍著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分为六类：六艺（六经）、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中医）。如果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可分为四类：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如果按照学科的分类，国学或者说中华文化，怎么分类呢？可大体分为五类：文、史、哲、科、医。文，文学艺术；史，历史典制；哲，哲学宗教；科，科学技术；医，中医养生。这里将中医从科学技术里分了出来，因为它不纯粹是科学技术，还有人文属性。按照学术流派来说，主要有易学、儒学、道学、佛学以及中医学等。不能把国学仅仅看成儒学。
那么传统的典籍分类与现代的学科分类之间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首先我们看“史”，最重要有三类，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子，包括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杂家、类书、小说等等；集，楚辞、别集、总集等。可见，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史，对应史学；子，对应哲学、科学还有医学等；集，就是文学。那么经是什么？“经”，是四部里边最重要的，主要就是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又被称为六艺。汉代时期是五经，《乐经》失传了。
从传统分类看，经典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是中国原创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思想源头。被称为当代圣人的马一浮就说过：“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按时间先后排序，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另一位当代圣人熊十力则出佛入儒，最后归宗于大易。
这里提请大家纠正一个基本错误——“文化总是越来越进步”。错，并不总是越来越进步。科技文化的确是越来越进步，但是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哲学文化是越来越进步吗？后世儒家有超过孔子的没有，道家有超过老子的没有，佛家有超过释迦牟尼的没有？中医学有超过《黄帝内经》的没有？绝对不可能有。如果思路再稍微拓展一下，就会发现公元前500年左右，那个时候在西方是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时期出了一批巨人巨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后人谁超越了？
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左右，基本是各民族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我把它称为文明高峰期，就是说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世界文明形成的一座高峰，后来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高峰了。所以我们才要学国学，才要学几千年以前的东西。
二、一源三流：国学的基本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是“一源三流”，如同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一样。中华大地的源头在青藏高原、在玉树，从这里流出三条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三流是儒、道、禅。
为什么《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因为《易》在六经中起源最早。传说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伏羲就创作了八卦。目前最早的一个八卦图案是2006年5月在河南淮阳发现的，是离卦，刻在一个黑陶纺轮上，距今四千五百年。八卦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先有八卦，后有《易经》。
《周易》经文（《易经》）学术界已认定为西周初年所作，传文（《易传》）为战国时期所作，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有解“易”之作（“易学”）。《易经》《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而且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周易》成书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
《易经》这本书，是世界四大元典之一。世界四大元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第一经典，而《易经》作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日本、韩国这些东方民族所尊崇的。韩国国旗就是太极八卦；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大和”就是取自于《周易》“保合太和，乃利贞”，日本的国教叫神道教，取自于《周易》“神道设教”。如果将世界文化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可以用《圣经》来代表，东方文化可以用《易经》来代表。
距今三千年左右（西周前期）成书的《周易》经文过了五百年之后导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也影响了中国化的佛家。从学术源流看，孔子弘扬了《周易》乾卦精神，老子弘扬了《周易》坤卦精神。《周易》不仅是人类轴心时代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经典，而且是唯一一本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儒家将《周易》奉为五经之首，道家将《周易》奉为三玄之一。
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来了佛教，它是从三条道路传来的——南传、藏传、汉传。此后，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到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八个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我们绝不能说佛家源于《易经》，但禅宗则受到《易经》的影响，我认为禅宗就是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三玄（易、老、庄）结合的产物。
“一源三流”可分解为八个字：易为主干，三教互补。我作了一副对联：“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其中“儒道禅”的“道”是道家、道教；而“道统天地人”的“道”则是“大易之道”。这个“大易之道”不仅深深影响了儒家、道家和中国化佛家，而且影响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如果加上中医，这副对联就是“易贯儒道禅医，道统天地人心”。所以说，中华文化表面上分出这么多家，实际上是互补的，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用源头的那一泓清泉，聚成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水，汇成了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大易之道”构成中华文明的主线和中华文化的支点。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大易之道”进行概括，那就是“阴阳中和”。
《易经》究竟是讲什么的？我们看一看“易”这个字就明白了。“易”字有两种写法，其中一种写法像蜥蜴，蜥蜴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化；第二种写法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是太阳，月是太阴，合起来“易”就是阴阳变化。《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变化、阴阳中和就是“大易之道”。可化解为三句话：宇宙周期变化的大规律，人类知变应变的大法则，人生为人谋事的大智慧。
阴阳中和的“大易之道”正是中华文化之道，是古圣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之后提炼出来的。
“中华文化的主干”究竟是什么？目前有三派观点，一是“儒家主干”说；二是“道家主干”说；三是“儒道互补”说，我是赞成“儒道互补”的，准确地说是儒、释、道三家互补。但互补的交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大易之道”，因此我提出“易道主干”说。通贯儒家、道家乃至中国化佛家的“大易之道”正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阴阳中和”，表明中华民族有两大精神，就是乾卦和坤卦、阳刚和阴柔两大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乾坤并健、阴阳中和、刚柔并济、儒道互补。
阴阳中和的“大易之道”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这张图叫太极图，也叫阴阳图、八卦图、阴阳鱼图。太极图是“大易之道”最完美、最典型、最形象的表达方式。我在拙著《易图探秘》中对这张图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考证，发现这张小鱼头的太极图才是唯一正确的太极图。因为最早的太极图就是对伏羲八卦次序图的形象描述，它是可以量化的，它的八条半径就是对应从乾到坤八个卦，两个鱼眼就是坎离二卦。
这张图无比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儒、释、道三家的“中和”本质。三家都可以在这张图里找到各自的位置。
儒家在哪里？白的。道家呢？黑的。因为儒家崇尚阳，道家崇尚阴，这两家不是截然分开、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包容、有所交叉的，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乾卦阳刚的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昂扬向上、变异创新、与时俱进、拼搏进取、勤劳勇敢。道家的基本精神是坤卦阴柔的精神，厚德载物、柔弱虚静、包容宽厚、自然无为、居下不争、谦虚谨慎、以柔克刚。佛家在太极图外面一圈，因为佛家讲究“空性”，有“四大皆空”“五蕴皆空”“万法皆空”等说法。
儒、释、道三家又都在两只鱼眼或者S曲线上。两只鱼眼和S曲线表达了“中”的意思。黑鱼眼是阳中含阴，白鱼眼是阴中含阳，S曲线处在中间。三家都讲“中”。儒家是站在阳刚的立场上讲中，叫“中庸”——“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是站在阴柔的立场上讲中，叫“中道”——《道德经》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如守中”。佛家是站在空性的立场上讲中，叫“中观”——大乘佛学中观派以“八不（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中道”来解释空性。
简单总结一下，三家都讲“中”：儒家讲中庸，道家讲中道，佛家讲中观。三家都讲“和”，儒家讲仁和，道家讲柔和，佛家讲圆和。儒、释、道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和谐，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中和”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在“一源三流”的基础上，如果再深入探究的话，就可以总结为“一源三流，两支五经”。“两支五经”中的“两支”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两个支撑点、两个落脚点。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还有两大学科最完整、最系统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那就是国医与国艺，国医和国艺还在现实生活中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熟知。“五经”是指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五部经典，那就是《易经》《论语》《道德经》《六祖坛经》《黄帝内经》，其中《易经》是中华第一经典，其他四部分别为儒家、道家、中国化佛家、医家的第一经典。遗憾的是国艺没有留下一部可以与这五经并列的经典。
从中华文化的结构看，儒、释、道偏于“形而上者”，是上层思想意识、精神信仰；中医药则偏于“形而下者”，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贴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落地的。但中医又不是纯粹的“术”，中医还是“道”，是道术合一，中医的“术”是“道”的应用、“道”的体现。在当代社会，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释、道，但都知道中医，有病也会去看中医、吃中药。此外，中医还是将科技与人文融为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医除了吸收儒、释、道的思想精华以外，还吸收历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说中医学最全面、最完整地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中医学持续时间长达几千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至今长盛不衰。所以用中医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
如果按照这样的结构模式，有一副对联就应该是“易贯儒道禅医，道统天地人心”，这里就需要补充一家——医家（中医）。从文化背景看，隋唐以后的中医是儒、释、道三家智慧在生命科学上的最佳体现。当代社会，中医是最能反映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是唯一还活着的一种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文化形态。医家在太极图的什么地方？在中间S曲线上。因为中医最讲阴阳的调中致和，简单地说就是“调中”，也可以说是“致和”。 [1]
一、易道价值观念
以《周易》为原点的“易道”，它的内涵的确定是通过《易传》完成的。《易传》赋予卦爻符号以价值观念，其后历代易学加以丰富和发展。“易道”最高价值观念应该说就是“太和”的观念和理想。
《周易·乾·彖辞传》提出“太和”思想，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观念可以说是对卦爻的价值理想的解读。
《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周易》认为“生”是“天地之大德”，“生”又是“阴阳合德”的结果，是阴阳两种对立属性相摩相荡并达到“和”的时位才形成的。“合”与“和”就是要排斥两端，就是居“中”、得“中”、应“中”。《易传》在解读卦爻时用了“得中”“应中”“当中”“行中”“中行”“中正”“正中”等等概念，认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吉象，这是就“位”（空间）而言，如果加上“时”（时间），如果是“时中”那么就必是大吉大利无疑。
《周易》是生命哲学（“生生之谓易”），“中和”是生命赖以形成、存在、运动的基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是进行“吉凶悔吝”价值判断的前提。
“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做一个“大人”必须要四“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传》），能先“合”，然后才能“和”。
从《周易》卦爻来看，也表现了“和”的特征，这可以从卦爻的对称上考察出来。六十四卦处处体现对称规律。阴爻和阳爻构成卦象的对称，分为相反的两元素之间相对——反对，以及相同的两元素之间相对——正对。六十四卦每一卦自身又构成一个由下而上的对称结构，各卦之间横向、纵向，均可构成对称结构。所以刘纲纪先生称之为卦象结构的对称美。
这种对称规律，其实不仅是“美”，而且是“真”，是“善”，是三位一体的价值理想。
“太和”观念是上古“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观念的发展，也是先秦儒、道及其他诸子、各家价值理想的汇总。
《尚书》以《尧典》开篇，而尧的德行之大者，就在于能“协和万邦”。《左传》有“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国语》有“和宁百姓”“和协辑睦，于是乎兴”，《周礼注》有“以和邦国，以协万民”，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和谐完善的追求，是中国先民的终极理想。
先秦道家对自然和谐仰慕至极，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章）。这种“和”又具体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之中。庄子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同其性。”（《庄子·缮性》）以“和理”为人的本性。
先秦儒家提出“仁”的范畴，所谓“仁”实质上就是调和人际关系，“和”既是达到“仁”的手段，又是实现“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孔子还主张“知和而和，以礼节之”（同上），“和”要用“礼”来调节和规范，“和”以“礼”为前提，“礼”以“和”为目的。
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和”的另一表述。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思孟学派将它提升为天下的“大本”和“达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易传》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调中，它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实就是指对“阴阳”对立面的调和，它把一卦六爻看成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和谐统一。把乾坤阴阳的“合德”，看成“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传》）。
《易经》卦爻的内涵、先秦诸子的思想，经过《易传》的总结、提炼，形成了“太和”的最高价值观念，对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起到导向的作用，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
除“太和”的最高价值观念之外，“易道”还包括了有关阴阳尊卑（儒家阳尊阴卑，道家阴尊阳卑）、吉凶判断等价值理念。研究这些价值理念对于中华文化本质的认识无疑是必要的。
二、中华文化的理念特征与走向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活水，儒家尊之为“六经之首”，道家奉之为“三玄之一”。
《周易》和易学对中华文化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为什么说《周易》及易学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决定了中华文化的走向？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开创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行为中普遍地、长久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是一定的社会人群在接收、反映、加工外界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偏向，从而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思维类型。思维方式的不同可用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及民族社会的差异。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并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
《周易》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它不仅渗透到最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而且渗透到浅表性的实用操作层面；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哲学，而且对自然科学各学科也有重要影响。
那么易学象数思维即中华文化理念有哪些特征？易学象数思维又是怎样影响中华文化的本质和趋向？我想从以下几点加以概述。
（一）周流——循环变易
“周”“易”二字可理解为“周环、循环”与“变化、运动”，《周易》可看成专论宇宙万物周环变易规律的著作。在卦爻象数元系统里，第一级符号阳爻和阴爻（2 1 =2）是相互循环转化的，阳爻“九”转化为阴爻“六”，反之亦然。第二级符号四象（2 2 =4）——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也是互相转化的。第三级符号八卦（2 3 =8）和最高级符号六十三卦（2 6 =64）中每一卦都在做循环运动，任何一卦都可变成另一卦：在两卦一组中，前后两卦可以通过“覆”和“变”两种方式相互转化；任何一卦可通过爻变的方式变成其余六十三卦。《易林》依据《周易》六十四卦次序，将每一卦变为其余六十三卦，从而形成六十四卦整体大循环。从《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看，首为乾、坤二卦，末为既济、未济二卦，即蕴含宇宙变易一个周期从乾坤、阴阳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既济”意为“已经渡过”；“未济”意为“没有渡过”），“既济”是上一周期的结束，“未济”是下一周期的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周易》文字系统在对卦爻符号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周环变易的观点，如《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易传》则反复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传》还列举日月往来、寒暑往来的例子，说明“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
《易经》卦爻象、卦爻辞首先提出循环变易的观念，经过原始道家、原始儒家的发挥，到《易传》总其成。后世道、儒均遵从这种思维观念。
循环变易观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与稳定性。其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将循环看成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华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二）太和——整体和谐
《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二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式是事物潜在运动模式，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做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做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待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杀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等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
《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来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溜，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
（三）功用——动态功能
易学象数模型是动态、功能模型，无论是取象方法还是运数方法，都是以动态、功能的一致性为条件的。只要功能相同、属性相同，即使是结构不同、形态不同也可归为同类。这种思维观念对中国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医学以表示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本位，以形体器官和物质构成为辅从，将人体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归属为阴阳两大类。中医五脏六腑、十二经络都是依据功能、动态思想建构的。如“左肝右肺”，显然与实体结构不符，但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属性相符，也与河洛八卦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
中国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阴阳变化节律，古乐律律吕损益的法则，等等，都是遵循易学象数的动态、功能模型。
象数思维重动态、重功能，必然导致轻结构、轻静态，致使中华文化形成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科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实证、实测科学不发达，分析科学不发达。
（四）意象——直悟联想
《周易》的“卦象”是一种意象，含有主观想象与主观意念，是知觉形象与主观意识的结合。既有形象的指示义（实象），又有抽象的内涵义（虚象）。卦象有两种作用，一是模仿；一是象征。对万事万物的模仿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用卦象符号来象征抽象的哲理、法则。
意象思维是古代中国认识宇宙的基本方法。战国秦汉时期，天文历法气象往往与人事吉凶政治形势相比附，汉代则与卦象联系在一起，其后经久不衰，成为在民间流行甚广的“术数之学”。至于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则代表了中国宇宙论、本体论、结构论的模式。
意、象结合，“立象以尽意”的观念，导致中国艺术、美学与“象”的观念联系起来，而不再只是与声和言相连了，使得中国的艺术具有对人的存在的感受与反思相关的“意”与符合美的形式规律的“象”有机统一的特点。
卦象符号的意象思维带来了“玄象尽意”的玄想思维。王弼以“忘言”“忘象”达到“得意”“得象”，玄想思维方式导致了审美意象方式的兴起。
《周易》的直觉思维是建立在对卦象的比附、类推基础上的，在对卦象的提取、选择中需要直觉、悟性和灵感。直觉体悟成为中华文化特色之一。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佛家主张“般若”“悟性”，道学家追求“尽性”“体认”。由于过分强调直觉思维，只注重对整体的感觉，从而忽略了实证与分析，使中国传统科学量化程度不高，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失之模糊、粗略而笼统。从正面看，它锻炼了中国人的思辨能力和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具备一种从整体动态上把握宇宙生命的智慧，往往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意象直觉观念既造成民族性格中跳跃性、玄想性、感悟性的一面，又带来不求甚解、不重因果关系的一面。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整饬、修正象数思维的偏差，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