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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质夫与陶行知一样，是20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乡村教育先驱”“振兴中华的爱国者”。
黄质夫肖像
黄质夫，名同义，字质夫，江苏仪征人，1896年出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农艺系。毕业后，他秉持“乡村教育是救国的唯一政策”（引自黄质夫的言论或著述，下同）的理念，怀抱“化万万农民的愚，救百万村庄的穷，争整个民族的脸”的理想，投身于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先后创办和主持了江苏省立高邮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即今栖霞中学，时属江宁县，以下简称栖霞乡师）和贵州榕江国立贵州乡村师范学校。尤其在栖霞乡师，从北伐战争硝烟中始任，到抗日战火中撤离，黄质夫整整奋斗10年，不仅培养了大批“不怕苦、能实干、负责任、守纪律、懂礼义、知廉耻、不消极、不苟安，能工、能农、能商、能教的新型乡村教师”，而且还以学校为基地，创建栖霞新村，实行“乡村教育化，教育乡村化”，进行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农村社会面貌。
1927年8月，黄质夫应南京中学校长邰爽秋的邀聘，到栖霞任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1932年改为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1956年又改为南京市栖霞中学）主任。时值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孙传芳军之龙潭战役发生，栖霞成为战场，学校屡被强占，校舍多遭毁损。黄质夫历险赴任，团结全校同仁悉心守护学校，直至战争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学校于10月11日复课。
栖霞乡师经过战火洗劫，几成一片废墟。复课后，黄质夫立即着手谋划学校发展大计。在当时政府下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带领全校师生开源节流，倾力投入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黄质夫和学校师生共同参加平整场地、搬运建材等各种繁重体力劳动，以节省工时费用。短短两年，学校除将破损的教学用房修葺一新外，还添建房舍45间，并多方筹资购地10余亩，增建实验小学、民众茶园，又将校内一些旧房进行改造，同时不吝巨资购置实验器材和图书，建成在当时已达一流水平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学校还对校园环境进行美化。为了方便学生和村民，黄质夫带领全校师生联络火车站和县、乡镇政府，动员附近村民等社会力量，在学校和火车站之间修建了一条1公里多的三合土道路。
1928年10月7日，蔡元培院长携全体教职员工在游栖霞之余参观了栖霞乡师，对乡师的做法极为满意，并即席演说，副院长杨杏佛对乡师重视乡村教育表示了肯定。
经过两年的努力，学校设施条件和教育环境大为改观。黄质夫又把精力移至延揽教师方面。他提倡“以教人者教己，以育己者育人”。选师不仅要看其能否胜任教学，更要看其人品是否“堪为社会之楷模”，希望教师“德以感人，识以教人，品以育人，教学相长”，对学生能“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教之以方”。10年中，追随黄质夫从事乡村师范教育的著名学者不下百人，他们在栖霞乡师不计名利，教书育人，不愧人师。
黄质夫对教师的生活关心备至。学校虽然经费窘促，仍专为教师建造住房；更注重维护教师的尊严，要求学生礼待老师，服从管教。教师们深感在栖霞乡师工作“有尊严、有秩序、有价值、有自由、有乐趣”。
1932年6月，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改为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委任黄质夫为校长。他根据乡村师范教育的实际，按照“教育乡村化，乡村教育化”的目标，对学校组织机构、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运作模式、管理制度等进行大胆改革。
黄质夫认为“乡村示范应成为乡村文化中心”，他将学校原设的教务、训育、事务三科改划为工读指导、生活指导、研究试验、推广、总务五部，并兼任总务部部长。
从当时乡村教育对教师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考虑，黄质夫将原乡村师范的三年制改为四年制，用增加的一年时间集中学习教育教学业务知识和相关技能，开展实习活动，使学生毕业后到农村任教，既能教一个年级的单式班，也能教多个年级合成的复式班，还能从事乡村文化教育活动。
从培养新型乡村小学教师要求考虑，黄质夫主张“农村、农业、农民需要什么，乡村师范学生就学什么”，对乡师原来设置的课程做适当的变更，取消、减并一些重理论、轻实践并且不切实用的科目，增设传授农业、工艺、医卫常识的职业教育和健康教育科目，并在一些学科教学中加入一些与乡村建设以及与学生个人修养相关的内容。黄质夫还提出“实施巧类，以代实习，加紧劳作，以代体育，利用休闲，以代音乐”的教学思路，要求教师除使用传统教学方法外，还可视学科性质和教学内容，选用多种方法，指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研究，为毕业后进修提高，独立成长添加后劲。
根据乡师学生毕业后独处乡村的需要，黄质夫极力提倡学生在校时要“发展自我”，重视培养“自学、自治、自立、自决”的能力。为此，学校制定《学生自治细则》《年级自治试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指导学生组建励志会，实行学生自我服务的轮值制度。学校还让学生参与工作检查和工场、农场的管理。
“乡民是我们的朋友。”栖霞乡师拆墙开门办学，不设传达室，村民和游人可以自由进出学校，到课堂、图书馆、农事室各处参与活动。学生也经常走出学校参加社会服务和农耕活动，学习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的本领。学校和乡村完全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改造乡村的文化中心。
学校步入正轨后，黄质夫又与同仁一道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期通过严格的制度约束，“号令自明，工作自力，无观望犹疑之心，有决然一致之效”，务使“一切整齐严肃，井然有序”。学校还建立了细致周密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栖霞乡师的一系列改革效果甚著。当时省厅派员视察所做报告，字里行间多见赞美：
“该校设备之整洁，工作之紧张，教学之认真，学风之纯朴，教职员精神之团结，非他校所能及。”“黄质夫严于律己，治校努力，领导有方，殊堪嘉许。”……
黄质夫自就任栖霞乡师校长之日起，就希望能“得天下英才而教”，培养出一批“才能胜任、德能感人”的乡村小学教师。他把住入学关、明确培养目标、重视品德教育、坚持严格管理，通过10年努力，造就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
《栖霞乡师招生简则》明确昭示其办学宗旨是“培养优良乡村小学教师及改进农村之人才”。入学者除学历、年龄等限制外，还必须是“身体强壮，思想稳健，行为端正，能刻苦耐劳者和有乡居兴趣而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者”。新生入学考试首先要农作考试，锄草、挖地等劳作合格后方能参加笔试，并实行一年试读制。
黄质夫在亲拟的《课程纲要》里，把师范生的培养与新农村的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学科除自身教学目标外，还特别提出造就服务乡村的小学教师之需要。
乡师“以在校为好学生，出校为好教师，以将来做好先生的责任做学生，以永远做学生的态度做先生”为宗旨，强调“爱国报国，求实苦干，献身乡村，文明礼貌”，并提出具体标准。“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又制定《非常时期教育纲要》，通过升旗、讲话、展览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国防教育与体能训练，树立国家观念，发扬民族精神。
黄质夫认为学校不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处所，还应是锻炼人的熔炉，尤其是乡村师范学校。因此，他为学生开辟了自我服务、生产劳动、社会服务等一系列磨炼吃苦耐劳精神的途径。并仿效军队的纪律，严格管理学生，“促使其在学校为好学生，入社会为好国民”。不仅从大处着眼，更从细处着手，规范学生言行，专设严格的“十禁”，防止学生沾染吸烟、饮酒、赌博等恶习。学校设风纪值日生，协助教师考查学生风纪，考查有记录、有奖惩。
黄质夫和家人在栖霞中学留影
乡师学生全部住校，食宿免费。黄质夫要求教师“爱学生如子弟”，并身体力行，亲自拟订相关制度规章，严格作息时间安排，保证学生饮食营养。对家境贫寒学生，更是给予特殊关爱。
栖霞乡师毕业生备受各地欢迎，以至“供不应求”。10年中，在栖霞乡师就读的学生千余人，他们毕业后，大多数不忘初衷，走上农村教育岗位。还有100多名学生毅然参加革命队伍成为民族斗争事业的中坚。另有一批学生继续学习深造，成为专家教授。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黄质夫，深知当时中国农村贫困和农民愚昧的状况，坚信“改造乡村的唯一工具就是教育”的理念，决心“要利用教育的力量，解放经济的压迫，以实现乡村教育化”。他对乡师附近的村庄进行调研，经过数月的规划和筹备，于1928年3月创建“栖霞新村”，并亲任村长，乡师教员和农民代表为委员，下设立法机构村议会、司法机构村裁判所和行政机构村政局。
栖霞新村成立后，拟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围绕农业生产、农民教育、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新村还经常召开户主会议、风俗改进会议，在农村中开展破除迷信、戒烟禁赌等宣传。
黄质夫以栖霞乡师为基地，创建栖霞新村之事，当时报界多有记载。其间，黄质夫曾受江宁县政府委托，到附近10多个乡村指导村政建设。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逼近南京，栖霞乡师被迫解散。黄质夫辗转湘黔等地，继续从事乡村师范教育工作，1946年2月回到南京，1953年回栖霞定居。1963年9月黄质夫病逝，长眠在栖霞山脚下。
◎ 徐兴昶 方可畏